材料、方法和观念——中国服饰史研究再探.pdf

美术大观艺术与设计138材料、方法和观念中国服饰史研究再探文 陈 芳 内容摘要中国服饰史研究的方法论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认为从“屋内屋外”不同视角研究服饰，可以更全面、更深入地呈现服饰的面貌。尤其是物质文化视野下的服饰研究和社会生活史视角下的服饰研究，能全面彰显服饰作为“物”所呈现的一套象征系统，或者说一套“物语”语法，以及“人”与“物”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回答服饰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关键词“屋内屋外”服饰史 物质文化 物语 象征系统卜正民曾问朱维铮：“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到底怎样才能像理解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朱维铮回答：“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里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1也就是说，要理解中国，需要“屋内屋外”的视角共同完成。论及中国服饰史研究，依然存在“屋内屋外”的视角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服饰的形制、材料、工艺、纹样等“屋内细节”问题；同时，还需要给“服饰”这个“房间”定位，描绘它在整栋建筑中的位置，它与其他“房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房间”体现的建筑共性和独特魅力等“屋外”视角才能观察到的内容。因此，只有从“屋内屋外”不同视角研究服饰，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呈现服饰的面貌。那么，怎样才能拥有“屋内屋外”的视角呢？这是我从事服饰史研究以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012 年，我到牛津大学访学，师从世界著名的艺术史家柯律格教授，他被推为将“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研究从人类学界引入艺术史领域的第一人。2在他的指导下，我将服饰纳入物质文化的视野进行考察，结合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经济学、艺术学、民族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知识，对服饰个案展开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发现物质文化视野下的服饰研究，既要关注服饰的形制、材料、工艺、纹饰等“屋内细节”问题，又要关注服饰背后的“屋外文化”问题，实属深入研究服饰的“屋内屋外”视角，容易产生前瞻性成果。那么，什么是“物质文化”？它是一个文化门类？一个研究领域？一种研究方法？至今并无定论。1843年，Material Culture（物质文化）这个词首次出现在 牛津英语词典中，引用的是普莱斯哥特描述墨西哥物质文明的概念。19世纪，维多利亚创造了这个词，但并不意味着他是唯一一个人工制品的关注者或占有者。此时，人们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是非西方的，非现代的部落生活的器皿、用具和“艺术品”。这些物品不是日常使用的，而是具有“文化”的，与祭祀、图腾和礼仪相关。所以，被称为“有文化的物质”，或者说“物质文化”。此时的研究者多为人类学家，其物质文化研究多与殖民文化相关联。19 世纪末，英语国家的社会人类学家对物质文化研究不太重视，几近抛弃，他们更希望通过访谈、讨论、观察等方式重新建构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在人类学家看来，“血缘关系”的图表超越了物质文化的“化石”，他们认为族群关系比人类制造的“物”更能反映社会结构。20世纪初期，物质文化研究又有抬头的趋势，对这些非西方的原始部落的物质文化研究，常常用来证明“现代性”的合理性，以及西方优越的神话，同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逻辑形成对照，始终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但由于随后战争的影响，物质文化研究几乎又陷入停滞状态。19601970 年，由于英国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以及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兴起，使人们对物质文化重新产生兴趣。其兴趣不仅针对古代物质文化，当代物质文化的话题也纷纷涌现，如物质文化与性别、现代工业进步与物质文化的关联、物质文化与消费、物质文化与新身体观念、物质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物质文化与政府的关联等。这是20 世纪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转向（表 1）。物质文化研究为什么如此重要，其原因绝不是物产丰富或物的精美等，而是因为“物”在文化阐释中充当了媒介的作用。通过“物”的象征系统我们能追溯当时的文化语境（context），其实，人类始终生活在一个由“物”表征的意象世界。正如哈瑞所说：“社会生活可以被视作是由一系列建构和操纵意义（即文化）的象征交换（symbolic exchange）组合而成，而这类交换没有物质事物的协助实则难以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物”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人造“物”，“物”同时可以塑造人，“物”本身也具有社会生命，收藏品殖民地传播没落。被访谈、观察、讨论取代。19世纪末博物馆、人类学研究高峰，1930年热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考古、人类学。工业技术进步、结构主义、符号学。20世纪60、70年代战争停滞政府技术环保新身体观念消费性别转向表 1Art Pan rama艺术与设计 139 图1唐代器物上的犀牛形象，左：独角兽宝相花纹银盒，西安何家村窖藏；中：卧犀纹银盒，日本白鹤美术馆藏；右：螺钿镜上的犀牛，日本正仓院藏（图片来源：孙机：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第 29 页）图 2 明代犀牛形象，左：明代异域图志中的“犀牛”插图（图片来源：异域图志明刊孤本）；右：明缂丝犀牛补上的犀牛（图片来源：孙机：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第 29 页）具有“物语”3，如何理解这些“物语”，实则是理解“物”的象征系统，也即理解“物”背后的文化。因此，物质文化视野下的服饰研究，需要关注服饰作为“物”所呈现的一套象征系统，或者说一套“物语”语法，然而，这套象征系统或者“语法”并未自名，而是隐而不显，如何考证和彰显这套系统，即是服饰研究者的责任。众所周知，古代服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古代国家的秩序和合法性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按照韦伯（Max Weber)的说法，维持古代国家的秩序需要三方面的支持，其中之一则是仪式（象征系统），即得到上天承认与民众认同的象征性活动。毋庸置疑，在古代任何仪式活动中，服饰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服饰的象征系统能起到“明贵贱，别等威”的作用。仪式的举办实则是使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某种等级秩序，使一些事件合法化，这里仪式不仅是仪式，而且是一种暗示；服饰不仅是服饰，而且是一种象征；这种仪式和象征在社会是对秩序的确认，在个人是对嗜欲的制约。由此可见服饰的权力相当大，规范着人的行为举止、等级秩序。“资衰苴杖者不听乐，非耳不能闻也，服使然也，黻衣黻裳者不茹荤，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葛兆光先生的这些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他指出了文明就像是穿衣，当服饰有了一套完整的规制，也成就了人类的高度文明。在服饰上区分等级，在服饰上分辨场合，也就是“垂衣而治”，即由服饰的象征性就可以整理秩序。4要想厘清服饰作为“物”所呈现的象征性系统，既要关注服饰的形制、材料、结构、工艺和纹样等“屋内细节”问题，又要考察其时古人的宇宙观、价值观、造物思想和审美趣味等“屋外视角”才能发现的问题，组合起来即是一套完整的系统，每一个分支又是一个小系统、小宇宙。因此，“屋内细节”与“屋外视角”对服饰研究而言都很重要，是不可或缺的整体，对研究者而言，都应该关注。但由于每位研究者都有自己独特的教育背景和局限，具体研究时只能侧重某一方面。如果谨记物质文化视野下的服饰研究是需要关注这个完整系统的，那么，无论选择哪个视角都会注意另外的视角所提供的材料，这样的研究才能深入而全面。除了物质文化视野下的服饰研究以外，我们还要关注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这对“屋内屋外”视角下的服饰研究同样重要，因为没有哪个选题只涉及一种研究方法，多数选题都需要结合几种方法同时进行。由于服饰研究的选题相当广泛，往往还需要关注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戏剧影视学、实验考古学等领域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社会生活史领域的研究方法对服饰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衣”排在人们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首位，但大多服饰研究者还未主动地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和以“人”为中心的视角来认真考量人与物（服饰）的关系，还未能准确地揭示出不同结构人群的日常生活及观念对服饰产生的作用。有时，服饰史的历史沿革或许就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观念及行动的结果，这只有通过社会生活史视角才能很好地观察到。5因此，方法论的问题始终是重要的前提，关乎我们的研究“事半功倍”或“事倍功半”，在讨论选题之时，我们应该同时关注研究方法的问题，但无论采用怎样的研究方法，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服饰研究中的问题。在近些年的服饰研究中，我们面临诸多问题，如出土服饰与文献抵牾的问题、服饰图案与天文星象和原始宗教的关系问题、服饰与社会医疗的关系问题、服饰与技术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又可以引出更加具体的问题，如应该如何对待实物与文献的问题，尤其是文献在知识生成过程中是如何变化的，每一条文献的可信度如何，如何甄别版本传抄中的讹误，如何理解某种动植物图像在不同版本书籍中的巨大差异等。如唐宋明清版刻中的犀牛图像，不仅形象差异巨大，而且与真实的犀牛形象相去甚远，已经变成躯体似羊、鹿、牛等，甚至出现鸟喙，我们在明代服饰上看到的犀牛补子有些是鹿的形象，与犀牛形象似乎没有关系（图 1、图 2）。是什么原因导致以上现象产生的呢？这都涉及图像和文本各自的知识生成系统，需要我们在研究服饰细节问题时格外关注其他学科领域的相关知识。再比如，物质与物质性的问题，在出土铜镜等青铜器上肉眼确实看不见丝绸实物，但通过科学考古检测手段能检测到丝绸的痕迹（物质性），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偶方彝上即残留肉眼不可见的回纹遗迹（图 3）。另外，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上也残留丝绸矿化印痕，那该如何研究这些物质性，并试图还原原来的物质形态呢？周旸教授基于免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的研究和实践，对考古现场信息提取以及早期纺织品的深入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6。这涉及服饰研究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技术的问题实则非常重要，但并未受到服饰研究领域的高度重视，有时服饰图案的改变可能主要是织机改进、纺织技术提升引起的。此外，服饰的社会生命同样是一个值得关美术大观艺术与设计140注的重要问题，当某件服饰成型时完成了它初始的生命过程，进入流通领域后，不同的使用者即赋予它不同价值的社会生命，倘若被某种重大的礼仪场合使用，然后束之高阁，服饰的社会生命价值又一次得到提升，当此服饰的主人去世时服饰一起入葬，看似此服饰的生命已经结束，可千年之后的考古发掘又让服饰的社会生命得到复活，以新的社会生命价值在博物馆中陈列，被学者研究等（图 4）。服饰的社会生命价值到底是如何转换的？经济学视角下如何对待服饰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因此，要想回答服饰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必须依赖“屋内屋外”的视角共同发力。今天，我们都知道问题意识一直是服饰研究的重中之重，但问题不是拍脑袋产生的，在充分占有材料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基础之上，问题常常会自动跳出来，通过认真研究后，某些观念即可形成。倘若先有观念，然后寻找适合自己观念的论据，忽视与自己观念相左的材料，这样的观念即缺乏说服力，不能使人信服。因此，服饰研究必须强调从材料、方法到观念的逐步递进过程，只有采用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视角，才能取得前瞻性成果。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又是中国学问中难度大、较薄弱的领域，虽有沈从文、周锡保等先贤学者走过筚路蓝缕的道路，奠定了服饰通史研究的基础成果，但今天的我们，不能停留在前辈大师的通史钩沉上裹足不前，而应该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补充他们未及研究或尚待解决的问题。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大数据时代提供的信息与方法，必将带来服饰研究新的机遇与挑战，许多以前关注不够的研究课题将会成为服饰研究的新面向，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第一，舆服与天文星象、古文字的关系7；第二，中国古代服饰与中亚、西亚服饰的关系；第三，服饰文化的象征性系统；第四，服饰与技术的关系。尤其是服饰与天文星象、古文字的关系是亟待展开研究的领域，许多纺织品上的文字和图案与天文星象关系紧密，如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上的文字即是占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