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是异端的李贽——论美国汉学界李贽研究的新趋势.pdf

第3卷 第2期 海峡人文学刊海峡人文学刊 Vol.3,No.2（2023 年 6 月）Journal of Humanities across the Straits （Jun.2023）55 中西哲学对话 不再是异端的李贽 论美国汉学界李贽研究的新趋势 董铁柱（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7）摘 要：传统美国汉学家将明末思想家李贽定位成“极端个人主义者”，认为他反对传统儒家思想，是当时异端。这一论断与中国学界对李贽的定位类似。近年来汉学家们从自传、书信等多种材料出发，指出李贽并未反儒，他重视社会人伦与公共事务，符合晚明风气与思潮。这不仅是对李贽的重新定位，也表明儒家思想在当时与时俱进。他们的研究对理解明清思想的发展提出了新思路，也为消除中国哲学和文学之间界限，为从文学性材料解读思想提供了借鉴。关键词：李贽；个人主义；异端；晚明；儒家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767（2023）02-0055-11 收稿日期：2022-02-13 作者简介：董铁柱，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中国语言文化中心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1938 年，萧公权在美国发表李贽：16 世纪抨击封建传统的思想家一文，为美国的李贽研究打下了基调。从此之后，美国学界眼中的明末思想家李贽就与反传统反封建联系在一起，随之而来的还有追求自由的标签。著名汉学家狄百瑞（William de Bary）将李贽称为“极端个人主义者”（arch-individualist），这一论断很好地体现了传统美国汉学家对李贽的判断。应该说这一评价和中国学者对李贽的整体定位相类似在对封建礼教批判的前提下，“冲破社会束缚、文化束缚”也是大多数中国学者对李贽的定位。这样的定位并不只与李贽本人有关，它其实存有一个对中国思想史的宏观假设：儒家思想或者说明代儒家思想的主流是压抑个性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李贽才需要反抗。这也可以推出第二个假设，那就是李贽在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少数派，或者说是异端正是因为社会对他不接受，才导致了他最后的悲剧。套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20 世纪的西方学者在赞扬李贽的个性与反叛时，在一定程度上是将李贽视为了“西方”的一部分，他的身上代表着现代性；而他所反抗的礼教与社会则属于相对落 关于李贽思想在美国早期的传播，参见吴文南：李贽思想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 3 期。William de Bary,“Individualism and Humanitarian in Late Ming Thought”,in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ed.W.de Ba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pp.145-247.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99 页。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56 后而保守的。如果去除李贽“个人主义”这个标签，那么所谓礼教束缚的程度也自然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改变对李贽的评价，势必就会产生连带反应，相应地改变对明代思想史的解读与诠释。这也许正是李贽的重要性所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近年来以卜正民（Timothy Brook）、李惠仪（Wai-Yee Li）和周启荣（Kai-Wing Chow）为代表的几位美国汉学家对李贽所作的研究才尤其值得关注。他们从多角度对李贽的思想作出了新的诠释，从方法到观点都和之前的汉学家有所不同。其中最主要的趋势是不再简单地将李贽视为当时社会与文化的反对者，甚至认为他本身就代表着当时社会的一种潮流。这不仅是对李贽本人思想的重新考量，也是对这一时期思潮的反向梳理。如果说李贽的思想符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也就意味着明代晚期的思想本身就推崇“个人主义”，那么明代晚期思想中保守的“东方性”就会淡化，而明代儒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则会得到进一步地展现。和老一辈学者相比，这些汉学家之所以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用多元的方法论与视角，呈现出了“多个”不同甚至相矛盾的李贽。概括地说，他们眼中至少有五个李贽。本文将从五个李贽入手，探讨汉学家们对李贽的剖析。这五个李贽包括：第一，自传中的李贽；第二，文化群体中的李贽；第三，和友人通信中的李贽；第四，为白话小说做评论注解的李贽；第五，他人眼中的李贽。这五个李贽和哲学文献中的李贽以不同的角度相融合，出现了对李贽的不同评价。这些“李贽”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协调的，但与此同时相互之间却又充满着矛盾。如何理解这些李贽中存在的差异，是剖析与评价李贽思想的关键所在。不少国内国外学者也从其中的一些角度探讨过李贽，而这几位汉学家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他们对不同的李贽持坦然接受的态度。一方面，他们认为我们无法确定哪一个李贽才是所谓“真正”的李贽；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每一方面都是李贽真实的展现。因此，李贽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性，而他的这种矛盾性也正是明代晚期思想与社会现实的体现。一、自传中的李贽 一般认为，自传传主对自己的描写在大体上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但是自传中的李贽充满了矛盾。李惠仪对李贽的剖析是从其自赞入手的。李贽在自赞中写道：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根据张建业等学者的研究，自赞写于 1588 年，它是李贽对其已然反目的昔日好友耿定向的回应，文中明显的贬义描写是对礼教的控诉，恰恰体现了李贽与众不同的高洁品性。李惠仪对此提出了质疑，她认为传统的解读强调了李贽的被动性他是在遭受他人攻击的情况下才如此捍卫自己，而她则指出了李贽的主动性“在晚明，将自己描写成一个矜高、性急、狂痴或率易是展现自己叛 张建业：李贽研究资料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一册，第 357 页。董铁柱：不再是异端的李贽 57 逆个性的常用手段”。李惠仪此论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方面，李贽是主动凸显自己这些性格的，而他是否真的具有这些性格则存疑；另一方面，对自己做这样的描写是当时常见的风气。当叛逆成为一种时尚，叛逆者的行为究竟是出于本心还是为了迎合潮流，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但是可以明确的是，李贽对自己的缺点引以为豪。由此李惠仪指出了李贽的矛盾所在：在自己的笔下，他是一个像伯夷、叔齐那样不在乎物质享受之人，而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个非常在意物质生活之人。但是李惠仪并不是想通过生活中的李贽来否定自传中的李贽形象，而是从自传的特点出发，试图揭示自传中所描写的人物“具有自我分裂”的必然性。在写自传时，一个人同时变成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这两个身份是相互抵触的。李惠仪认为李贽作于 1578 年的卓吾论略更为突出地体现了两者之间的鸿沟，而这种鸿沟的根源在于意愿与实践之间的差异。她指出，在文中李贽将自己称为“温陵人”和“百泉人”，前者与宋代禅师温陵有关，也借指李贽的家乡泉州，而后者既指河南百泉山，却又暗指在百泉山筑安乐窝的邵雍。因此，这两种称谓也是李贽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一方面追求精神境界，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或者说不想离开）尘世泉州的嘈杂与百泉的闭塞。与此同时，“意愿和实践之间的鸿沟又被情感和精神准则之间的争斗得以印证”：李贽主张的“本真”鼓吹情感自发的展现，而在卓吾论略中李贽却多次强调了对情感控制的推崇：“且闻邵氏苦志参学，晚而有得，乃归洛，始婚娶，亦既四十矣。使其不闻道，则终身不娶也。余年二十九而丧长子，且甚戚。夫不戚戚于道之谋，而惟情是念，视康节不益愧乎！”李贽觉得自己和邵雍相比，在男女之情和父子之情上都无法做到节制，并由此感到羞愧。因此，自传中的李贽似乎并没有推崇自己“本真”的理念。在李惠仪看来，卓吾论略中有一个明显带有虚构色彩的叙述者孔若谷，他的存在指明了这一分歧。孔若谷见证了李贽如何处理次子之丧与长辈之丧，在他的叙述中，李贽表情的“无异”表明了其对自己情绪的控制。与此同时，在孔若谷的叙述中李贽在文中竭力想做一个孝子。这引发读者对至少两个问题的思考：孝是否属于本真？他自己做孝子，是以其妻子无法尽孝为代价的，那么这究竟是否符合人情或是义理？熟悉李贽的孔若谷没有回答，也许是因为他也不知道答案。当文中的李贽请孔若谷在他死后为其作传时，孔回答说：“余何足以知居士哉！他年有顾虎头知居士矣。”如果我们用西方的心理学理论来解读卓吾论略，那么孔若谷很可能是李贽的另一种声音，也就是另一个李贽。正如狄尔泰所说：“自传是对于个人对他自己的生命的反思的文字表述”，孔若谷是那个在反思的李贽，而其中的卓吾则是被反思的那个李贽。毫无疑问，这两个李贽是矛盾的。当一个人在反思自己的生命时，他所反思的是反思这一行为发生之前时的自己；当反思发生之时，他其实已经发生了改变，或者说，反思本身造就了一个新的自己。但是，作为反思者的孔若谷也无法确定应该如何来评价其所面对的李贽。由此可见，在自传中李贽展现了自己的两个方面，而他自己也并不明确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因此，李惠仪对历史上以顾炎武为首的对李贽的批评提出了质疑。自顾炎武以降，不少学者批评李贽的反儒家态度，认为其“真”的观念来自于道家。但是李惠仪从李贽的自我描述出发，指出对李贽“任何一种反儒家的观点，我们都能轻而易举地从李贽众多的论述中找到相反的观点”。换言之，李贽自己就认为他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尽管他的确主张“真”，但是他对自己的刻画中，他在 Wai-Yee Li,“The Paradoxes of Genuineness:Problematic Self-Revelation in Li Zhi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in The Objectionable Li Zhi,eds.Rivi Handler-Spitz,et.al,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20,pp.17-37.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年，第 31 页。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58 行动中分明尝试做一个孝子，而且也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情感。那么，他到底有没有真的主张“真”呢？或者说，“真”到底是不是李贽心中最高的境界呢？二、文化群体中的李贽 这样的一种矛盾，究竟只限于李贽个人，还是当时的一种风潮？周启荣在“奇”的代表：作为晚明出版界士商作家和思想家的李贽中给了答案：李贽是当时士商阶层作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而士商作家的数量在当时发展迅猛，我们要理解李贽，就必须将其置于晚明商业出版的大环境之中。周启荣的观点至少从两个方面回应了李贽身上的矛盾：第一，李贽所展现的矛盾并非一种个体现象，而是代表了整个士商阶层，这就意味着他的“另类”或“极端”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另类如果有一个群体和他一样“另类”，那么所谓的另类也就变成了另一种常态；第二，士商身份本身就蕴含了一种矛盾士与商在明代以前的儒家思想中并不是两种能够完全兼容的身份，这也就决定了在别人眼中，李贽及其阶层在儒与非儒之间的摇摆。这样的情况造成了一种有趣的悖论：一方面李贽的书非常流行，而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很多人的反感。流行是因为新兴的士商阶层势力日益壮大，而“他的思想和价值与士商相呼应”；反感则是由于社会上还是存在着对士商阶层有所质疑的群体。反感和流行的并存看起来是一个矛盾的现象，而这种矛盾也就体现在了李贽对自己形象的塑造之上。商言利而士言义，董仲舒早就为义利之辨作了区分。因此，李贽既要鼓吹本真地逐利，又要推崇儒家本有的道德，也就造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感。因此，周启荣极力批评了狄百瑞对李贽的评价。代表着传统美国汉学观念的狄百瑞认为李贽“几乎是整个社会与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