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政治理性.pdf

第41卷第4期2023年7 月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41No.4 Jul.,2023国际D0I编码：10.159 58/ki.gdxbshb.2023.04.13博物馆的政治理性托尼本尼特1(著)段吉方，陈王青(译)（1.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文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堪培拉0 2 0 0-0 2 9 9；2.华南师范大学审美文化与批判理论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 0 0 6)摘要：托尼本尼特以福柯等理论家的思想作为基础，分析博物馆的诞生所产生与展现的政治理性。福柯认为监狱、医院和精神病院等有自已具体的理性特征，并产生了自已特殊的文化政治领域。托尼本尼特则提出：首先，作为与监狱、医院和精神病院等政府的现代形态相类似的文化空间，博物馆首先体现为一定的政治需求；其次，博物馆具有隐蔽的空间生产和知识组织形式，因而能够产生博物馆之外的资源重组，成为多元叙述和差异化叙述的倡导者，使之发挥公共的政治理性功能。通过这种理论观念，托尼本尼特强化了他对文化博物馆与政治博物馆等博物馆文化表征形式及其功能的认识，即博物馆按照其建立的行为规范对民众进行差异化区分；同时，博物馆又普遍代表着整个人类，在博物馆面前人人平等。关键词：托尼本尼特；博物馆的诞生；政治需求；政治理性中图分类号：G260在论文规训社会中的博物馆（The Museum in the Disciplinary Society）中，艾琳胡珀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Greenhill)认为，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破坏“创造了新真理出现的条件，带来一种新的合理性，从中产生了一个新机构的新功能，即公共博物馆”16 3。作为一种分享过去私有物品和公开曾经被隐藏之物的手段，公共博物馆“暴露了旧的控制形式，即旧制度的随落和专制，以及新共和国的民主和效用”1 6 8。大革命以人民的名义占用皇家、贵族和教堂的收藏，摧毁那些与皇家和封建相关、威胁共和国的物品，剩下的物品以理性主义分类原则安排展出,大革命完成了对博物馆的转型，使其从霸权象征变成了为国家集体利益进行公民教育的手段。但是，胡珀格林希尔认为，公共博物馆从一开始就被塑造成一个具有深刻的两种功能彼此矛盾的组织：“艺术的精英殿堂和民族教育的实用主义工具。”1 6 她认为，随着博物馆被塑造成规训社会的工具，它又增加了第三种功能。通过知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机制一一分离的建筑形式体现为博物馆区分了隐蔽空间和公共空间,前者是秘密生产和组织知识的地方,后者则是知识用于被动消费的地方一博物馆成了身体在持续监视中被驯化的场所。我借鉴这些观点的目的是阐释博物馆的诞生，从而说明其“政治理性”,这是一个借自福柯的术语。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政府的现代形态的发展,可以在其涌现出的管理个人和居民行为的新技术中收稿日期:2 0 2 2-0 3-0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17 ZDA269）。作者简介：托尼本尼特，男，博士，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院荣休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名誉教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译者简介：段吉方，男，辽宁建平人，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王青，女，河南鹤壁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托尼本尼特新近出版著作包括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政治（19 9 5）、创造文化，改变社会（2 0 13）、收集、排序、治理：人类学、博物馆和自由政府（合著，2 0 17）、博物馆，权力，知识（2 0 18）、田野、资本、习惯：澳大利亚文化、社会分裂和不平等（合编）、澳大利亚艺术界：实践、政策、机构（合编）以及习惯的集合和治理（合编）。本文译自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政治（The Birth of theMuseum:History,Theory,Politics)的第三章。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 0 0-50 9 9(2 0 2 3)0 4-0 115-10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找到痕迹一一例如监狱、医院和精神病院。福柯同样认为,这些技术都有自已具体的理性特征：它们构成了权力执行的特点和具体形态,产生自已特殊领域的政治问题和关系,而不是构成一般形式的权力执行案例。福柯还认为，管理这些技术的目标修辞看似经常与其在真实发挥职能的模式中体现的政治理性不匹配。出现这些不匹配现象的空间为改革话语提供了调节的可能，而且被证明是无休止的,因为对象的本质搞错了。福柯认为，不断有呼吁要求对监狱进行改革,以满足改造修辞的要求。但是,不管这些改革如何无效,监狱的存在基本上都极少得到质疑。为什么？福柯称,因为监狱的政治理性在别处一一与其说是它具有真正改造行为的能力，不如说是把可管理的犯人群体与其他居民隔离开的能力。当然，也经常有呼吁要求对博物馆进行改革。虽然具体的变化因时空而不同，因为卷入这种呼吁的有具体的政治选区，但催生这些需求的改革话语在2 0 世纪一直没变，这主要关乎两个原则：一是公共权力的原则，支持博物馆应当对所有人平等开放；二是再现的恰当性原则，即要求博物馆恰当地代表不同阶层的大众文化和价值观。虽然很容易将这些要求看作是通过外部政治环境强加给博物馆的，但我会证明这些要求其实源自博物馆形式本身并由其产生，而且只有跟其内在动力相关联才有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会试着证明,这些要求是由上述不匹配而激发出来的，一方面是治理博物馆既定目标的修辞，另一方面体现在其真实运行模式中的政治理性。两者的不匹配保证了它产生的要求不可满足。因此,我在此提前概述了自已的观点，公共权利需求是由两者之间的不协调所产生和维持的：一方面是支配着公共博物馆作为大众教育手段而设想的民主修辞；另一方面是博物馆作为公共行为改造工具的实际功能。前者要求博物馆应当毫无差别地对待由自由和正式的平等公民所构成的公众；后者则导致了针对大众的聚集行为举止而实施的管理和筛选技术，这意味着博物馆要发挥将居民差异化的强大作用。同样,再现恰当性原则由声称讲述人类故事的事实来生产和支撑,因此再现空间随着公共博物馆的形成而塑造，体现了人类世界的普遍原则,以性别、种族、阶级或社会模式为由，排斥其他或偏于一类的任何博物馆展示都可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并且需要补全。但是,那些认为以上改革话语是狮子大开口的争辩，并非是反驳过去、现在或者可预见未来的政治需求将会继续施加在博物馆上。相反，我的目的是,通过论述这些需求的某些方面，抛弃博物馆矛盾的政治理性,如果想更有成效地探究博物馆的政治问题，就要把它置于这些文化动态和博物馆必须考虑和协商的特殊关系中。在这方面,除了在福柯著作中寻求方法论指导,我也会借鉴他的政治思想，说明博物馆特有的“真相政治”考量比其他角度更加聚焦于政治形式的发展。在此,我先提及另一种选择。博物馆诞生的问题当然可以从葛兰西（Gramsci）的角度来考查,作为一系列新的国家与人民教育关系的一部分，葛兰西认为国家“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教育者”，特别是国家倾向于创造一种新的文明水平 2 1 2 4 7。这样的解释并非毫无道理。确实，葛兰西的角度对博物馆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关系的理论恰当化非常重要。理解博物馆修辞性地把人民纳入权力过程的方面，可作为一一我后面会列出具体方式一一只用福柯规训工具的棱镜单眼聚焦结果的有效解药。但是，在此，我想把方向调转一下。首先,在葛兰西的范式下,博物馆被视为统治阶级霸权的工具，因此要服从文化政治的一般形式，即在批评和主导博物馆展览主题的霸权意识形态表达时，需要形成一种能够组织反霸权的新表达。新表达的难点在于,博物馆作为一种特定机构,其性质构成了独特的政治关系领域，但它们缺少对此的考量。换言之,葛兰西政治学在原理上与福柯的角度是不同的,后者通常可以调和和限定前者。一、博物馆的诞生鉴于这些考量,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公共博物馆的起源和早期历史，作为一种机构，它的显著特征在1 9世纪上半叶成形。我首先提出凸显公共博物馆特征的三个原则：第一是博物馆与它促成组织和建构的公众的关系；第二是其内部组织；第三是博物馆与同类机构和最具平行性的（包括古代和现代的）机构之间116托尼本尼特，等：博物馆的政治理性的关系。道格拉斯科瑞普(Douglas Crimp)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诞生解释为我们在第一组问题中所提供的指导路径。科瑞普认为柏林博物馆旧馆是早期艺术博物馆的范例,是现代艺术观念的第一个机构性表达,这一观点的产生归功于黑格尔（G.W.F.Hegel）。该博物馆是黑格尔的密友卡尔奥格斯特申克尔（KarlAugust Schinkel)于1 8 2 3 至1 8 2 9 年间建成的，当时黑格尔正在柏林大学教授美学课程。科瑞普认为，柏林博物馆旧馆的理念由黑格尔艺术观所支配，即艺术已经把绝对知识（Knowledgeofthe Absolute）的最高模式地位让给了哲学,艺术仅仅是哲学沉思的客体。他接着分析，博物馆空间因此变得非政治化,因为艺术被抽离了真实生活的背景。总之,博物馆构建了具体的艺术氛围,以科瑞普的后现代角度来看，艺术必须要突破封闭才能重新被赋予社会和政治价值。这一观点并不新鲜。科瑞普对黑格尔式艺术博物馆谱系的强调令人想起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 Adorno）的博物馆观，即博物馆“恍若艺术品的家族墓地”3，科瑞普的后现代信条则回应了马尔罗（Marlraux）“没有墙的博物馆”4 的论调。作为政治争论，这虽然也有道理，但从艺术品被展示的替代性情境角度来看,科瑞普把艺术博物馆视为封闭机构，提出了“以福柯对精神病院、医院和监狱分析为模板的博物馆考古学”,因为博物馆像它们一样，“同样是排斥和禁闭的空间”3 6 2,这一观点纯属误人歧途。我们很难看出，为何艺术品一旦放入博物馆中就像监狱中的囚犯，毕竟囚犯要接受正常化的行为改造；而且我们也不明白,为何他会认为博物馆提供的艺术展出环境封闭之极，甚至比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艺术品与其他珍品一起被束之高阁的时候更加封闭。这显然是不对的。这些藏品（不论是艺术品、古玩还是科学标本)确实曾经在很多场所（博物馆、工作室、奇珍展柜、珍宝馆和宫廷艺术藏馆）展出，并发挥了多种功能（展示皇权、象征贵族、商业地位和学习工具），它们属于社会封闭空间，只有少数人可以进人，甚至在很多极端情况下，只有君主才可以进人该空间。但当我们追踪从1 8 世纪晚期到1 9 世纪早期藏品的分散情况以及在公共博物馆的重构时，我们看到的都是艺术品和其他收藏品比以前更加开放了。博物馆封闭的高墙不应阻止我们看到它们渐渐向所有居民免费打开大门的事实。这些发展的时机各有不同：在法国，这一转变由于大革命进程而变得暴力和突然,其他地方更多的是渐进式和碎片式的改革历史的产物。大概到1 9 世纪中叶，这一新形式的原则在各处都很明显：博物馆欢迎每个人，至少理论上如此。通过调查德国的相关情况，大卫布莱克本（DavidBlackbourn）和杰夫埃利（GeoffEley）强调，倡议建立博物馆以及体现类似原则的兄弟机构（如公园和动物园)的前提都是对早期专制主义展示形式（如皇家动物园）的资产主义批判。如此一来，他们对比了两种形成原则:面向“正式平等之人组成的一般公众”,以及旧制度的差异化的交际形式和教化形式 5。但科瑞普认为,博物馆的发展轨迹与同时代监狱、精神病院和医院体现的大致轨迹相反。后者的作用是在穷人和其他人群之间施行隔离和机构化禁闭，它们过去混杂一起，彼此界限比较容易渗透，就像是在惩罚场景或愚人船上,共同形成复杂的公众表演的一部分；而博物馆是把过去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的藏品放在开放和公共的背景中。而且，虽然它与监狱机构同时诞生，但博物馆的目标一一至少在理念上，如果不是在其实践的所有方面一一不是对居民的隔离，而是对公众的聚合,无论精英还是平民，二者过去是各自聚集的。这些观点不仅是为了反驳科瑞普，而且是强调公共博物馆占据文化空间的层面，这些层面与它各类前身占据的空间完全不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