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子为祖：论汉赋附《诗》的尊体建构.pdf

年第 期，华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年 月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诗教传统及其现代转化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唐前诗赋文体交叉研究”（）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页。别子为祖：论汉赋附诗的尊体建构唐定坤（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摘要】赋兴于诗，而后与之纠葛烦复，后代论家往往难扼其要。王芑孙借自宗法制度的“别子为祖”说最能揭示赋体附诗 的动态过程。此说从主次亲疏上勾连了从诗到赋的演进中荀子、屈原、宋玉的作用和地位，指出了赋别诗为“祖”之后所具有的扩容特征，内涵了汉代赋家因追求文体尊严而攀附诗学的事实。汉人以赋附诗体现为诗赋源流的观念建构，以及赋体在功用性上类诗 的“讽”“颂”要求，以此影响了两汉赋文本构结方式和风格的转变，呼应于诗语的取用特征。这一附经“尊体”而“变体”的历史进程，揭橥了文体发生学中“以卑附高”的普遍观念，昭示了新文体生发时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路径，对此后其他新文体生成过程的理解有所裨益。【关 键 词】文体学赋体汉赋诗别子为祖【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在中国文学史上，汉赋的生成与发展皆与诗经（以下通称诗）有着不可割离的关系，这是由赋体之起源、汉赋创作和赋论回视诗学资源、宗经传统的久远影响所决定的，主要表现于二者胶葛纠纷，尤其是文体的发生和观念的改造，易致览者头绪纷烦而起治丝益棼之感；又以诗升格为儒家经典，汉赋作为早期文学文体的生成不离经学影写而具有了典范性，致使该命题意义重大。既要厘清复杂现象的本末而又能紧扼其要，殊为不易。好在阐释学上常有理论的借用，一种复杂的学术现象往往会因跨界理论的介入而涣然冰释，如余英时借库恩的“范式”说解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便是显例。在汉赋与诗的关系上，清人王芑孙便曾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给出过“别子为祖”的解释，目前尚未引起学界重视。按其“别子为祖”说不仅内涵了汉代赋家以赋附诗而追求“统系”的观念建构，直指汉赋源流与诗之繁复关系，而且昭示了新文体的产生和特点；其要义在于标举文体发生时诸因素的地位、性质，并揭橥了文体发生学中“以卑附高”的普遍观念。学者吴承学曾注意到，古代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种“破体为文的通例”，即根据文体正变高下的观念，后起的低品位文体可以借用古朴的、高品位的文体，反之则易遭到批评。蒋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文体互参中这种“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与古人的审美评价有关系。从本质而言，该创作观念正是基于文体发生学中一种久远的传统：在强大的宗经尊古观念影响下，一种新文体生发时往往要攀附固有高品位文体以获得其自身的合法性，特别是那些能蔚为大宗的新文体，就是通过这一途径获得“别子为祖”的文体尊严的。即是说，站在文体发生的角度，“以高行卑”是文体初起时回向渊源文体借势而获取地位的必要手段和必由途径，本质实属于“以卑附高”。这一过程完成之际，就是新文体成熟之时。这一文体发生学的传统首先就是在赋体的独立及至成熟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梳理赋体“别子为祖”而附诗 的真相，不仅有利于厘清赋与诗之复杂关系，更有利于理解后代新文体的生成机制以及文体互参的创作现象。一、“别子为祖”的主次旁衍赋体“别子为祖”说，源自王芑孙读赋卮言的导源：荀卿论赋言“请陈佹诗”，班固言“赋者，古诗之流”。曰“佹”，旁出之辞；曰“流”，每下之说。夫既与诗分体，则义兼比兴，用长箴颂矣。单行之始，椎轮晚周，别子为祖，荀况、屈平是也；继别为宗，宋玉是也。追其统系，三百篇其百世不迁之宗矣。导源是该书的第一篇，以“别子为祖”开头，可谓开宗明义，反映了王芑孙欲以此说统率赋史源流的良苦用心。按王氏此说不仅借“别子为祖”描述了赋与诗 的关系，还以“祖”“宗”的地位明确指认了赋体生成过程中荀子、屈原、宋玉各自所发挥的作用。这是一个颇有意蕴的概括。近代章太炎也说：“赋本古诗之流，七国时始为别子之祖。”章氏生平著作未见引用王说者，其著訄书受社会学观念影响，注重社会制度、氏族血缘等，此论或为巧合。姚华论词曲则明示“别子为祖”，其赋学本有王芑孙赋论的影子，出于王说无疑。只是二人之论皆甚简单，须返观王说才能见其内涵。按，王芑孙的“别子为祖”说借自礼记大传中的宗法制概念：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郑玄注：“别子，谓公子，若始来在此国者，后世以为祖也。”继别为宗，则“别子之世适（嫡）也，族人尊之，谓之大宗。”孔颖达疏：“别子，谓诸侯之庶子也。”即指非嫡长子分封为新诸侯，在自己的封地内形成了新的宗族，也就是庶子旁出而新开一支，故称“别子为祖”，别子的长子延续此族，则当为“大宗”。这个制度催生了封建社会氏族的分支发展，最终形成若干以血缘根基为基础的氏族单元；而追溯所有氏族之源，则形成“百世不迁之宗”，凡此构成了宗法制度的重要内容。王芑孙据荀子和班固之言，得出赋相对于诗来说是“旁出”“每下”的晚出别支文体，即相当于一种庶子关系，所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蒋寅：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 期。王芑孙：读赋卮言，载孙福轩：历代赋论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页。章太炎：文学略说，载诸祖耿等纪录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中华书局，第 页。唐定坤：姚华赋学观及其现代学术意涵，贵州文史丛刊 年第 期。郑玄等：礼记正义，载阮元：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华书局，第 页。同上。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页。称之为“别子为祖”；他又将赋体开始“别子为祖”的时间推为晚周，标举荀子、屈原、宋玉的作用，这一时间节点是赋学史所公认的。兹观其说，虽拈出“别子为祖”与“继别为宗”，表面指向“祖”“宗”人物定位，实则可以前者统摄后者，要在总括汉赋的生成发展与诗之关系。前引章太炎、姚华的同调也说明了这一点，其中的复杂意蕴，需加以抉发和印证。王氏此说最切合赋体同时也最有意义之处在三个方面。一是明确拉开了赋与诗的距离，勾连起了荀子、屈原别子为“祖”，而宋玉为“宗”的赋体附诗 早期进程。尽管论者对荀子、屈原、宋玉等对赋源作用的定位有见仁见智的判断，但王氏在建构赋的源流上具有强烈的主次、亲疏、先后意识，则远较此前诸家的“诗源说”以及后来章学诚所论赋起源于诸子的“多元说”精当。二是指出赋“既与诗分体”之后，作为“别子之祖”的一代汉赋具有扩容领域的特征。三是“追其统系，三百篇其百世不迁之宗矣”之说，这暗含了赋体若上追血缘关系，尽管只是诗的庶子，而仍当奉其为“百世不迁之宗”，表面上看是传统的尊经之说，仔细体察则在内涵了对“祖”“宗”加以强调的同时，又隐约透露了赋体具有“追其统系”而“以卑附高”攀附诗的建构进程，其具体展开则是通过汉代赋家（含赋论家）之手回附诗 学而实现的。这正吻合于宗法制度中庶子最初分封而别立一支时，其建构始祖的合法地位必然在扩大自身领域时还要通过与君王的血缘认同来获得。也就是说，“别子为祖”的合法性是通过壮大自身并返向渊源、确认彼此的血缘关系而形塑起来的。这一点相当重要，尤其需要阐发，将在后文详细展开。先看第一个方面，对于荀子、屈原的“别子为祖”，相当于强调这二人是赋的近亲，开宗的人物则为宋玉。此说符合赋学史的基本实情，较之萧统的“荀宋表之于前”、刘勰强调荀宋“爰锡名号，与诗画境”之说精当，二说皆含有等量齐观荀子、宋玉所发挥的作用的意味。实际上，荀子虽立赋体而与诗分异，但站在居主体地位的汉大赋的角度来看，则“体制初成，演而未畅”，只是最初别成此域之祖。同时，将屈原放在近亲之“祖”的位置也很恰当。按，屈原作品的辨体，乃是以情感为经来反复铺陈，以情感投射物事。从表达的辞采繁富来讲，称“辞”；从情感的悱恻深沉和方言语气词的特殊构结来讲，称“骚”；从手法的铺陈为要来讲，称“赋”。但汉人称“辞”实非文体。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谓“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显指辞采无疑，属于赋的必要条件；扬雄称“辞人之赋丽以淫”，又屡次用“辞”，皆指向赋之丽辞的内在属性。要之，屈原之作主于“言幽怨之情”而非“体万物之情”，所以其本质属性是骚而非赋。而班固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举四家赋则首标屈赋，汉人也有称屈赋者，下至文选和文心雕龙则别骚赋为二，唐定坤：别子为祖：论汉赋附诗的尊体建构萧统：文选序，载李善等：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第 页。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页。姚华：弗堂类稿，中华书局仿宋本，第 页。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第 页。侯文学：扬雄辞赋观的形成及其文学史意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程廷祚：骚赋论，载青溪集，黄山书社，第 页。这又是矛盾。对此，刘永济解释得甚为精彩：“昔昭明选文，骚赋异卷；彦和论艺，别赋于骚；而班志艺文，但称屈赋，不名楚骚。尝思其故，盖萧、刘别其流而班氏穷其源耳。”即是说，汉人称骚为赋，乃是欲追溯赋之源起。而从赋学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宋玉广铺陈以赋物，确实是从屈原反复铺陈情感的写法转换而来的，这反映了“祖”“宗”之间的承续关系。强调宋玉为“宗”，亦即“继别为宗”的“大宗”，注意到其大张赋域之功，这在赋学史上也班班可考。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无论在“王对玉问”的君臣主客问答还是王曰“试为寡人赋之”的为赋导引上，还是在铺陈的手法、用字和句式上，都下开汉大赋的写法；至于题材上写高唐之山水神女、东家之姝，皆在不同程度为汉赋所继承。这点前人多有指出，如王世贞谓“长卿子虚诸赋，本从高唐物色诸体，而辞胜之”，张惠言也称司马相如“原出于宋玉，扬雄恢之”，孙月峰、何焯皆以为相如赋从宋玉高唐诸篇来。所以也就有不少论者直指赋始于宋玉，如程廷祚谓：“赋何始乎？曰：宋玉。”晚清姚华最能跳出传统经学视野，其论赋源尤与王芑孙“别子为祖”的主次建构相似。他以为“三百篇之诗，言其敷陈，亦称曰赋，然未尝独名一体”，即否认诗与赋的近亲关系；又谓“荀子赋篇，其始创矣，体制初成，演而未畅”，至于屈原之作，则以“楚隔中原，未亲风雅”，故能“独守乡风，不受桎梏，自成闳肆”，所以“于诗为别调，于赋为滥觞”，显然与王芑孙定荀子、屈原为“祖”之说相通。在赋体生成的关键作用上，仍归之于“宋玉之所为”，因其“斟酌楚（屈原）赵（荀卿），调和况（荀）平（屈），所纳较多，厥涂遂广”。要之，“别子为祖”说首先成功解决了赋体生成与诗的关系问题，表现在既未斩绝赋与诗 学的渊源，毕竟从功用和赋的命名上来讲，赋与诗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又未完全受制于传统宗经之说，成功与之拉开了距离，显得通达而具有说服力；关键是自诗 以下，建立起了荀子、屈原、宋玉的中间环节，形成了远近亲疏、主次先后的影响流变谱系。按赋体生成的历史实情，既不当全由诗学一系发展而来，亦非如章学诚所谓“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的多元合力之说。前者受制于宗经传统的遮蔽，后者具有折中主义之嫌。正因为赋的源起是一个不易盖棺定论的问题，标举远祖庶子关系、近亲“祖”“宗”的主次影响，就不失为一个通达系统而又能照见肌理联系的说法。王芑孙称赋“既与诗 分体，则义兼比兴，用长箴颂矣”。“既”“则”的因果逻辑推论，表明了赋体“别子”而“为祖”后，在“义”和“用”上皆具有强大的升格吸纳能力，惟此才堪建构起赋体“蔚为大国”的文体领域。在作为诗的庶子别出一支而升格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华书局，第 页。王世贞：艺苑卮言，载何文焕：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第 页。张惠言：茗柯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页。黄霖等：文选汇评，凤凰出版社，第 页。孙福轩：历代赋论汇编，第 页。姚华：弗堂类稿，第 页。唐定坤：荀赋变诗效物与诗赋二体的分异趋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第 页。后，显然会反向吸纳“不迁之宗”的一切特性，这是赋体的铺陈手法升格为立体原则后形成的强大吸纳力和兼容性。“义”借用“诗六义”而指向于手法，“用”是指文体的功用。仔细体察这一描述，较之浦铣谓“赋中最多比体”、沈德潜称“（赋）盖导源于三百篇而广其声貌，合比兴而出之”都要高明。后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