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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拜登经济民族主义：形态、根源及影响拜登经济民族主义：形态、根源及影响 刘飞涛提 要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其经贸政策在淡化特朗普民粹主义色彩的同时，继承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内核，通过制度性强化和战略性推进，使贸易保护主义、产业保护主义、技术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四种形态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得到了全面和系统扩张。拜登政府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根源是美国社会持续涌动的反全球化思潮、对新自由主义的失望以及对美国制度衰落的担忧，同时美国全力推进大国战略竞争也需要凝聚新共识。拜登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归根结底是为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服务的，但由于相关政策的狭隘性，其必将加剧大国竞争对峙，冲击美国与盟伴缔结同盟的利益基础，并最终损害美国霸权地位。关 键 词拜登政府、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新华盛顿共识作者简介刘飞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图分类号F17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2 8832（2023）4 期 0082-23拜登政府自 2021 年上任以来，对内出台“21 世纪美国产业战略”，对外提出“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并以“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98国际问题研究2023 年第 4 期“新华盛顿共识”(New Washington Consensus)1理念为上述政策提供理论支撑。这些理念和政策涉及对全球化利弊、政府与市场关系、增长与公平等基本经济学命题的回答，反映出美国主流经济思潮正在经历从经济自由主义向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的大幅度转型。该转变由特朗普政府发起，拜登政府对其进行了系统化和战略化推进。美国经贸政策因而跨越党际和政府更迭保持了极大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意味着“特朗普和拜登都把自己定位为经济民族主义者，自觉地放弃了旧秩序的戒律”2。当然，拜登经济民族主义和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并非同一版本，但以保护主义为主要形态的经济民族主义无疑为认识和解读拜登政府内政外交政策尤其是经贸政策提供了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和更具解释力的底层逻辑。一、经济民族主义的内涵及界定在西方学界，经济民族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其经典定义通常有政策取向和动机取向两种视角，前者强调国家经济与外部世界的疏密关系，而后者强调国家经济政策的民族主义动机。就政策取向而言，经济民族主义是指旨在减少一国境内经济活动与境外经济活动之间有机联系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总和。3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概念通常与特定的政策联系起来,要么是那些专注于限制全球一体化和外国影响的政策，要么是那些旨在增强本国公司竞争力的贸易政策、补贴政策或投资限制等措施。4在这1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April 27,2023,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renewing-american-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2Franklin Foer,“The New Washington Consensus,”May 9,2023,https:/ A.Heilperin,Studies in Economic Nationalism,Librairie E.Droz&Librairie Minard,1960,p.27.4Monica de Bolle and Jeromin Zettelmeyer,“Measuring the Ris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August 2019,https:/ Gilpin)认为，经济民族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一致，其核心理念是经济活动应当从属于国家建设目标，为国家利益服务。2经济民族主义纯粹或主要指向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强调尽管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国家日益接纳通过经济一体化实现财富增长的方式，但奉行经济民族主义的国家比较注重自身自主权的维护，不愿参与会增加对外依赖的合作，尤其是对战略物资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的依赖。在西方，狭义范畴的经济民族主义通常被视为是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一组概念，二者围绕全球化与主权国家的博弈形成兴衰流变的互动关系。经济民族主义追求国家权力与财富的动机是恒定的，且总是把与某种时代背景的全球化相抗争为使命。欧洲古典重商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封建王权对中世纪普世主义的反动，美国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为代表的新重商主义旨在对抗英国殖民主义，后来亨利克莱（Henry Clay）主张的“美国体系”成为对抗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该对抗一直持续到一战、二战时期。二战以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以世界贸易组织为载体的新一轮全球化获得高速发展。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反全球化思潮涌动，经济民族主义逐渐回潮，并进一步导致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民粹主义的强势崛起。拜登政府延续并强化前任特朗普经贸政策的做法，无疑印证了美1Rawi Abdelal,“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Eurasia,”in Eric Helleiner and Andreas Pickel,eds,Economic Nationalism in a Globalizing World,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https:/www.hbs.edu/faculty/Pages/item.aspx?num=13532.2Ibid.100国际问题研究2023 年第 4 期国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就概念范畴而言，国内学界一般不太认可西方将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做法，而是依照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和结合来定义经济民族主义，如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民族主义、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经济民族主义。1另有学者主张将经济民族主义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类型，前者借“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为名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后者则是强调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的发展主义。2但基于对经济民族主义经典含义的理解，尤其是从突出经济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考察，本文倾向于从狭义上定义拜登经济民族主义，用以特指政府干预主导的以维护美国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为目的的去全球化的一系列行动，在政策上直接体现为“以牺牲外国经济利益为代价促进国内经济利益(国内生产者、消费者和工人利益)的政策”3，包括贸易、产业、技术、投资等四种形态的保护主义政策。二、拜登经济民族主义的形态表现特朗普由于高调推行“美国优先”原则而成为当今美国民粹主义的典型代表。拜登是打着“反特朗普主义”的旗号赢得选举的，然而拜登政府任期已过大半，外界期待的“去特朗普化”的经贸政策并没有出现，相反，拜登经贸政策更多体现了对特朗普保护主义政策的继承、强化和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形态。（一）贸易保护主义：持久化的关税战拜登政府承袭特朗普政府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原则，继承并延续关1王春风：经济民族主义研究述评，广西民族研究2012 年第 3 期，第 174-181 页。2同上。3Monica de Bolle and Jeromin Zettelmeyer,“Measuring the Ris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August 2019,https:/ 年特朗普援引1962 年贸易扩张法案第 232 条款，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25%的钢铁和10%的铝关税。1但事实上 1962年贸易扩张法案并未对国家安全进行明确定义，特朗普政府仅依据国内钢铝产业受到进口冲击的模糊表述即挑起贸易争端，将行业和产业安全泛化成了普遍的国家安全。拜登政府上台后，全盘接受特朗普的钢铝关税政策，并重申特朗普政府一再强调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一极具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安全原则。2021年3月，拜登政府发布 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称：“在当今世界，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2 拜登政府的选择明显背离了拜登的选举立场。在 2020 年总统选举期间，拜登曾明确声称“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将弄巧成拙，因为美国人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3。然而，拜登政府就任伊始，其经贸政策立场便发生了急剧转变。戴琪（Katherine Tai）作为美国贸易代表提名人在参议院任命听证会上被问及是否应当把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列为签订双边贸易协定的目标，她明确作出了否定回答。42021 年 10 月，戴琪在全面评估中美经贸关系基础上公开表示，美国将启动对华定向关税排除程序，并保证确保现有执法架构最符合美国经济利益。5这实际上确认了拜登政府将会保留特朗普对华关税政策，打消了企业界和学术界对拜登政府取消对华关税的期待。拜登政府还把关税视为撬动对华经贸磋商的杠杆。2022 年，由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及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干扰，美国通胀水平创下四十年历史新高，拜登政府内部主张通过削减对华关税抑制通胀的呼声高涨，财政部长1Jeremy Diamond,“Trump Says US Will Impose Steel and Aluminum Tariffs,”March 1,2018,https:/ White House,“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March 3,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3James Bacchus,“Biden and Trade at Year One:the Reign of Polite Protectionism,”April 26,2022,https:/www.cato.org/policy-analysis/biden-trade-year-one#polite-protectionism.4Ibid.5Katherine Tai,“New Approach to the U.S.-China Trade Relationship,”October 4,2021,https:/china.usembassy- 年第 4 期珍妮特 耶伦（Janet Yellen）公开主张取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一些“不太具有战略意义”进口关税1。但耶伦的主张遭到戴琪的公开抵制：“对华关税是一个重要杠杆，而贸易谈判代表永远不会放弃杠杆。”2戴琪尤其强调，美国“现在所做的事情不能削弱其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需要，不能削弱其在全球体系中捍卫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3。言下之意，对华关税不仅是寻求所谓“公平贸易”的杠杆，更重要的是撬动制造业回流和保护国内就业的杠杆。就此而言，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事实上已经演变成美国产业战略的配套措施，也就是说，特朗普以古典重商主义借口（贸易赤字）挑起的贸易战，被拜登政府以新重商主义（产业保护）的理由保留并延续下来，高关税已经成为拜登政府对华贸易关系的常态化元素。（二）产业保护主义：战略产业的扶持和保护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始终占据美国经济学思潮的主流地位，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虽然保持着民主党“大政府”的理念和施政传统，尤其是后者还曾提出“美国永续发展的蓝图”4，希望通过税收优惠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鼓励制造业回流和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至特朗普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