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构建：现状、问题与路径_蒋锐.pdf

年 月 理论学刊 第 期 总第 期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构建：现状、问题与路径蒋 锐，华方正（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 青岛；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孕育发展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领域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独特政治优势，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然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巨大优势尚未转化为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作为一种“软实力”，必须以国家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为基础，以这一制度的发展完善为依据，不断增强其说服力、影响力和吸引力。应着眼于解决“说什么”“由谁说”“对谁说”和“怎么说”的问题，从话语本体、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介体四个向度着手，全面推进诠释中国实践、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构建。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话语本体；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介体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当今时代，国际间的斗争通常都是以话语权争夺为前导，谁掌握了国际话语权，谁就掌握了对国际事务事件的评判权，拥有了国际关系规则、标准以及制度制定的主动权。作用于国际场域的话语权就是国际话语权，它在本质上体现的是国际政治权力关系，标志着国家之间的实力差异和影响力强弱。国际话语权通常可分为政治话语权、经济话语权、军事话语权、文化话语权等，其中政治话语权是核心。政党是现代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体，现代国家政权基本上是围绕政党运行的，以政党为主角的现代政党政治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政治形式，政党制度成为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标志性内涵。民主价值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如果消解了一国的政党制度话语权，也就等于变相否定了其政党制基金项目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统一战线经验研究”（项目编号：）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蒋 锐，男，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研究中心主任；华方正，男，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 年 月 日。周亚东：西方民主话语霸权及其式微，江淮论坛 年第 期。周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初探，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 页。陈江生：在推动形成新的世界格局中提升中国话语权，学习时报 年 月 日。周淑真：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基于内涵要义、演进逻辑与结构关系的分析，学术前沿年第 期。DOI:10.14110/-37-1059/d.2023.01.006度的民主意涵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因此，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同其他政治话语权一样，成为国际话语权博弈和意识形态交锋的前沿阵地。本文中所探讨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构建有两层涵义：一是必须牢牢把握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解释权和表述权；二是全面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键期，破除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的“围剿”，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质疑与关切，确立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政治制度的国际影响力，而且对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激励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具有重要启示。一、西方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误读当今世界政党制度话语权的总体态势是西强东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掌控着政党制度的话语霸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际上曾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尽管当前情况有所改善，但整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巩固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等方面彰显出巨大政治优势，但这种制度优势和效能尚未转化为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政党制度的误读。这种误读要么是由于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缺乏了解而导致的误解，要么是出于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偏见而故意抹黑和攻讦这一制度，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都要求我们认真面对，积极回应各种质疑、偏见或指责，努力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一）“一党制”：西方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最普遍误读“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掌握着对世界民主话语、政治话语以及政党制度话语的定义权、阐释权和评判权。按照西方政党类型学划分标准，它们一般将中国政党制度视为“一党制”或其变种。例如，有日本学者认为，年反右派斗争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强制性的一党独裁政策，民主党派已完全丧失了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已名存实亡。法国学者菲利普德拉朗德认为，中国政党制度总体而言仍属于一党制范畴，中共允许民主党派继续存在，仅仅因为这是其一党制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政治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中国模式是在“一党制”政府强调稳定高于一切的前提下建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方法，是一个“经济自由”和“政治高压”的结合体。也有学者虽然不否认政党制度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并高度肯定这一制度的巨大优势，但仍将其界定为“有效的一党制”。如此等等。上述还只是学者们的见解，而充斥于西方主流媒体的则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肆意诋毁和攻击。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视同“一党制”或其变种，这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政党制度理论以及对中国的政治偏见有关。西方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诋毁和攻击，目的无非是坐实对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的指控，这样就既消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中国政党制度以及其他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又为西式自由民主思想对中国的渗透乃至和平演变提供了看似合理的法理基础。为应对西方的这种误读和攻讦，我们有必要首先详细考察其“误读”的深层原因，这是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理论学刊 年第 期参见梁怡、李向前：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年版，第 页。吕增奎：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年版，第 页。参见成龙：国外中国模式研究评析，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 页。宋鲁郑：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前提。（二）西方误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深层原因就一般属性而言，中西方政党与政党制度都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政党也都是从“传统派系”转变为“现代政党”的。从近现代政治发展来看，中西方政党都是各国社会一定阶级或阶层的代表，是政治体系的中枢，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工具。从生成基础来看，中西方政党制度都是特定政治规范的总和，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生成的。但中西方在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现实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方政党及政党制度的生成发展具有不同的路径，因而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西方误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原因。首先，中西方政党“根性”不同。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由于中西方政党历史生成的逻辑起点不同，在国家建构和现代化转型中面临的任务不同，因而其在国家与社会扮演的角色也存在一定差异。在西方一般是“政权催生政党”，政党是在政权的演进过程中出现的，因而其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从一开始就内生于议会民主体制；在中国则是“党建政权”，政党建立的首要目的是推翻旧政权，引领国家实现民主化和现代化。从发展过程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政治之所以比较成熟，主要是因为其具有较发达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基础，因而能够不断且有效地生产和再生产支撑民主政体运转的各种基础要素。“二战”后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普遍薄弱、社会发育不健全，若强行移植以竞争选举为核心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必然会导致水土不服。世纪 年代以来，西方强势的政党政治话语催生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这为那些引入了西方政党制度和民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极大政治混乱，结果令人大失所望。由于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的“根性”缺乏了解，一些人自然就会把这一制度视为“异端”，难以认同。事实上，西方仅从自身实践出发制定一系列所谓标准和模式，并用以剪裁和衡量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模式，这一做法已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抵制。其次，中西方政党理论不同。近代政党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日益提高的条件下产生的，西欧和北美是近代政党的发源地，相应地，政党理论也滥觞于西方并在后来传播到世界各地。关于政党制度的类型划分，目前西方有两种主流观点最具影响力。乔万尼萨托利以“是否通过竞争选举以及政党与政府组成之间的相关性”为分类标准，将政党制度区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竞争性政党制度又可分为多党制、两党制和主导型的一党制，非竞争性政党制度包括独裁主义一党制、实用主义一党制和霸权一党制。莫瑞斯迪维尔热根据一国内能够上台执政的政党数量多寡，把政党制度区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在西方话语中，“一党制”通常蕴含着“一党独裁”之意。从上述理论出发，西方学者往往把中国政党制度视为一党制或其变种，否认中国民主党派的政党属性，认为它们不过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点缀”，例如亨廷顿曾明确将中国称为“一党制国家”，艾伦韦尔也称“共产主义国家”是相对于“自由民主国家”的“一党制国家”。国内少数人对西方政党理论亦步亦趋，陷入西方政党制度话语，并以之来衡量中国的政治实践，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处处不如人”。在这种前提下，他们根本认识不到中国政党制度是生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土壤，既非一党制或其变种，也非多党制。相比于旧式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底色、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本色、发扬民主监督的特色，也体现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亮色，具有西方政党制度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最后，中西方意识形态不同。西方出于意识形态对立而刻意贬低、抹黑或否定中国政党制度，进而达到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目的，乃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事关“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战略性问题，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构建：现状、问题与路径徐锋：比较政党政治的基本逻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年版，第 页。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西方政党制度的话语霸权，在本质上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意识形态及文化领导权”，现代国家间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冲突，往往是通过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表现出来。国际话语权冲突正是中西方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领域博弈的观念形态反映。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也认为，所谓帝国主义，不仅是“领土的扩张”和“军事的侵略”，还暗含着“文化的改造”“社会的重建”和“标准的统一”。因此，西方建立起来并精心维系的国际话语霸权，正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对抗来看，围绕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博弈将是长期的，将随着两种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消长。（三）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基本意蕴“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支撑西方政党制度话语的“道”，就是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西方把以竞争性选举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和民主话语“定于一尊”，否定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和排他性。有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