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革命权的确立逻辑_孙宜芳.pdf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一 般 项 目“马 克 思 群 众 思 想 的 内 在 逻 辑 及 其 现 实 价 值 研 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孙宜芳（），男，党建博士，中共广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研究。年月理论研究 ，第期总第 期 中国共产党革命权的确立逻辑孙宜芳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摘要：中国共产党革命权内含着必然的确立逻辑。具体而言，就是发生于近代挽救民族危机与寻找救国思想的现实背景，扩容于国共两党启动合作与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消解于国民党背叛革命后的清党与污蔑，重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武装反抗与革命道路新探索。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革命权的确立逻辑，对于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革命权；早期革命；确立逻辑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革命权是指无产阶级为实现革命目的而必须具备的权力和利益，是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基础问题。在 至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导言 中，恩格斯明确告诫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 历史权利 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由于具备这种“唯一”性，因而革命权问题对于政党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他关涉到政党的阶级基础来源于谁、代表着谁，有没有资格进行革命或者领导革命，有没有资格领导国家建设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权是什么，或者来源于什么？理论界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往往从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和取得革命权，中国共产党有什么样的能力等视角出发，给出了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伟大成就、代表了人民利益等答案。这虽然对人们进一步深化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权，以及理解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总给人一种说理不透的感觉。实际上，能不能是一回事，该不该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如果仅从结果为导向来认识中国共产党革命权，还不足以起到说服人的效果。只有深刻地把过程与结果统一起来考察这一问题，才能在理论上夯实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权的理解与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只有做到理论上的清醒，才能做到政治上的坚定，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实践，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革命权奠基于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与救国思想的现实选择、DOI:10.15876/ki.llyj.2023.01.005扩容于国共两党携手合作与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消解于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后的清党与污蔑、重构于国民革命失败后的武装反抗与探索革命新道路。只有系统地完整地客观地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革命权的确立逻辑，才能让我们在理论上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具有合法和科学的革命权地位。这不仅对我们深化理解和把握历史、以及人民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一、发生依据：近代以来挽救民族危机与寻找救国思想的现实背景任何事物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政党革命权的产生，既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需求，也有政党本身对革命纲领、价值观念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革命权的初步奠基，与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先进的中国人继续挽救民族危机和找寻救国思想有着必然联系。近代以来，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了救亡图存的艰难探索。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虽然他们因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等原因而最终走向失败，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因此放弃探索。正当中国人民在苦苦思考究竟该何去何从，如何挽救民族危机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 运 的 工 具，重 新 考 虑 自 己 的 问 题。”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应的这个“运”，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挽救中国的重大责任之“运”，自此，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客观上顺应了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需要，具有鲜明的历史必然性。这一历史必然，使得中国共产党革命权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厚重的历史根基。与中国共产党同时代诞生的，国内还有其他很多政党。由于北洋政府放开党禁，以致民国初期政党林立，大大小小两三百个政党活跃于中国大地上，他们争权夺利，互相攻击，上演了一出出政治闹剧。但由于思想庞杂、组织涣散、方向混乱等原因，很多政党没有坚持下去，最终夭折。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中国共产党能够诞生并继续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符合当时现实需要。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其革命权就已经孕育于当时深厚的现实基础中，是时代需求的产物。与马克思主义一起传入中国的，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种“主义”。这些“主义”弥漫于中国社会，尝 试 着 各 种 探 索 救 国 救 民 的 方 案。时 人周德之曾形象地描述道：“自从 主义 两字来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无日不在 主义 中颠倒。开口是 主义，闭口是 主义，甚至于吃饭睡觉都离不掉 主义！眼前的中国，是充满 主义 的中国；眼 前 的 中 国 民，是 迷 信 主 义 的 中 国民。”面对这么多五花八门的“主义”，究竟哪种主义适合中国？或者说，中国人到底该选择哪种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几经对比，选择了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未来方向的马克思主义，通过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在五四运动中，经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表现出来的彻底性、坚定性，坚定了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的决心，也给中国指明了革命的正确方向。恰如毛泽东所言：“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 后，中 国 人 在 精 神 上 就 由 被 动 转 入 主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指导原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选择。这是因为，对于一个初生的政党来说，没有革命经验，可以在斗争实践中予以锻炼；理论准备不足，也可以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然而，一旦基本原则没有确定或者出现错误，那就很可能会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找不到正确方向，甚至可能会向其他政党一样因被各种各样的思潮裹挟而误入歧途。由于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因而成功地避免了其他政党的致命缺陷，并确保在之后的革命实践中能够独立自主地沿着正确的方向不偏不倚地前进。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为中国共产党确定革命权和开展一切革命活动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一个纲领就是一面旗帜。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在 共产党宣言 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根据这一原则，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纲领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同时强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把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政治主张，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把自身置于为无产阶级利益不断奋斗的位置上，鲜明回答了为了谁、代表谁等问题，为确立科学的革命权提供了最为广泛的阶级基础。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共产党革命权的产生，与近代以来挽救民族危机与找寻救国思想的现实背景有着深厚的必然联系，是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机的历史必然。它产生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探索均宣告失败的情况下，产生于政党林立的政治和政策环境的时代需求，产生于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支撑，还产生于代表着中国最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并赢得无产阶级支持的阶级基础。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在近代以来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促使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带着必然的革命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确立科学革命权的逻辑前提。二、有效扩容：国共两党携手合作与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马克思指出：“意识 在任何时 候 都 只 能 是 被 意 识 到 了 的 存 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所以，考察事物一般要遵循“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与“现实生活过程”相统一，即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如果说客观条件（现实生活过程）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权提供了前提性的生发逻辑和现实基础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只有把自己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付诸实践，促使人民群众在主观上深刻意识到或者认同它的革命权（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才能更为深刻地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革命权的科学地位。简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不仅要这么说，关键是要这么做。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开启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找到相应答案。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把“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作为自身的革命目标。由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还不能完全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倾向于独立自主的领导革命，提出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主张，并根据当时中国工人力量比较弱小的现实情况，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劳动工会、发展工人势力、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等工作上。对此，陈独 秀 曾 指 出：“做 为 共 产 党 首 先 要 信 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工人罢工斗争的失败，特别是二七惨案的经历，使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敌人，除了与之天然对立的资产阶级外，还有本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在 年召开的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这样，反帝反封建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之前的重大任务。因而，在对中国革命步骤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只有实行“两步走”，先进行“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彻底完成革命任务。其中，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囿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力量过于弱小，根本没有单独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能力，因此，要更好地推动革命，就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我们无产阶级相信在现今的奋斗进行中间，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几经对比，中国共产党发现，虽然国民党曾经有过摇摆不定的政策，但相对于全国其他政党而言，国民党仍然是一个影响力比较大的党，能够对全国各主要政党起到引领作用，且“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恰在此时，孙中山发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在孙中山看来，这个新鲜的血液，就是那个一心只想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这样，国共两党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以 年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为标志，正式建立了阶级联合战线，开启了携手合作、共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时期。阶级联合战线确立之后，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取得重大成果，先后领导和发动全国人民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北伐战争等一系列重要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推动了全国工、农、商、学、兵等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把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探索与国民党建立阶级联合战线的历程，特别在是国共合作过程中取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重大成果，有力地促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权在人民群众心中成为一种主观上的“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对进一步扩 容 中 国 共 产 党 革 命 权 产 生 了 重 要 推 动作用。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