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性·混融·抒情_季进.pdf

南方文坛2023.2Southern Cultural Forum香港五方杂处、华洋交汇的城市空间，决定了它的故事总是常说常新，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民生的、历史的、现实的乃至科幻的故事无所不有。在周蕾看来，我们以往对两类香港故事耳熟能详。一类故事述说香港人的抗暴反殖历史，努力彰显民族主义或国族论述的正义，无论地理或政治体制上如何区隔，都不足以割断与内地的血脉联系；另一类故事则聚焦香港经济的蓬勃发展，讲述小渔村变成大都会的传奇，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殖民的本质。这两类故事各有侧重，前者讲政治，后者说经济，其实都承接了国家主义训导下的表述逻辑，力图将香港故事收编到更大的话语体系之中。对于从香港走出、又长期执教于美国的周蕾来说，她感到遗憾的是香港人自己的故事往往是被遮蔽的，诸多故事中没有多少是本土香港人讲述的香港故事。香港处在夹缝之间，不断地被不同的主体所掏空或赋形。因此，香港或香港文学应当学会从小处入手，从边缘发力，比如关锦鹏的电影或梁秉钧的诗歌。当然，还有钟晓阳、西西、黄碧云、董启章等人的小说，大概也可以放到周蕾的论述脉络中加以考察。在本土香港人讲述的故事之外，其实还有一些长居香港的非本土香港人讲述的故事。这些非本土香港人是否也有可能从小处入手、从边缘发力开辟新的空间，说出香港更为幽微细腻的面向？这些“半路出家”的新香港人，是不是可以讲出另一个“真实”的香港故事？葛亮的长篇新作燕食记或许作出了有效的回应。葛亮出身于南京世家，大学毕业后赴港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尔后又执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一晃二十余年，葛亮已经成为地道的新香港人。这种既深入又疏离的“外省人”身份，使他的创作另辟蹊径，别有怀抱。他的故事从香港的日常生活出发，既有别于走马观花、流连繁华胜景的游客，也区别于浸淫其间对生活日常见怪不怪的本地人。他从五光十色的万丈高楼中观察万家烟火，也从简单重复的日常故事里体验历史传奇，从而形成了自己观察香港、书写香港的独特视角。燕食记观察和书写的入口是饮食和口腹之欲。民以食为天，国人对“吃”的用心由来已久，尤其是粤港地区各种美食点心食不厌精，饮茶文化几成日常。葛亮在此耳濡目染，从“匠传系列”一路走来，终于走到庖厨，几乎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小说中“忽而走出一个少年，以肉身与精神的成长为经，技艺与见识的丰盛为续。生命通经断纬，编制南粤大地的锦绣，为铺陈一席盛宴”。显然，对于一个要融入在地的“外省人”，似乎没有什么比理解衣食住行的变动，更容易把握历史的根脉细节，写出一个“真实”的香港故事了。在这里，“吃”已经不只是日常生活的简单需求，更包含了广大的文化、历史和政治的投射。一、“食”的物性中国现代作家对“吃”一直情有独钟，从周作人、梁实秋到林语堂，无数的作家借着制造饮食的“差异空间”，抒发怀乡念旧的情绪，也点明了世事的移易所造成的人情或人间秩序的破坏。当代作家汪曾祺、陆文夫、莫言、王安忆等，更是赋予“吃”以更为丰富的意涵，通过“吃”写出了人心人性与历史文化。“一把刀，千个字”，“食”背后的文章，真是千言万语，诉说不尽。对于葛亮来说，其生也晚，生活的经历未必有如前辈那般波折跌宕，但是，葛亮悉心投身案头与田野的空间，从中汲取灵感来建造自己的饮食世界。他的小说考证想象，出虚入实，看似轻松的“食”故事，却俨然有了“大河小说”的品质。故事从清末的叶凤池一路写到物性混融抒情季进80DOI:10.14065/ki.nfwt.2023.02.011最新文本当下，中间贯穿起荣贻生、陈五举两位厨神的曲折身世。这百余年的跨度，恰好是中国社会经历巨变，从启蒙、革命到改革、复兴的一段历史。种种历史的动荡和变革在小说中清晰可辨，从戊戌变法到共和肇造，以至抗日军兴、香港回归。食物的主线配合历史的副线，一明一暗，互为依附，葛亮的用心跃然纸上。诚如葛亮自己所说，“燕食记是一部以食为题的小说，其意便在这穿透：以一对厨人师徒的经历，穿透岭南漫袤的近现代史；也以一间老字号由粤至港的发展历程，穿透地缘、人心世相的变迁”。从“吃”的享受和回味，转到“吃”所关联的美食制作过程，是葛亮和前辈作家有所不同的地方。葛亮花费许多笔墨在食物本身的制作上，对食材准备和制作过程的深描，使得小说中的一些段落几乎成为美食制作的指引，很容易让人想起袁枚随园食单这样的作品。小说每一章起首所引用的十二石山斋丛录 广东新语 薄薄酒 南方草木状 食宪鸿秘等文献，更让我们清楚地看出葛亮对食物的关切，除了它悠远的历史指涉，更有关于“物本体”及其文化语境的思考。葛亮花费很大的工夫，搜罗饮食文献，使小说不仅成为一种思想的方式，更是生活的方式。比起前辈作者，葛亮当然多出一份盈澈，不再面对严峻的现实作出直接感时忧国的反馈。他以舒缓抒情的方式，娓娓讲述食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小说人物的生活遭际与情感故事，一方面解构了“吃”的道德负重或政治抱负，回归它的日常性和凡俗性，另一方面也借此叩问从具体的日常微物中反思物我关系的可能性。体物缘情、托物言志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抒情方式。借由物的中介，抽象的人情和品性得以外化。“意象”者无他，情志和思想的形象而已。对于王国维来讲，种种意象不外乎“以我观物”或“以物观物”，主观或客观的确立，依据的是观察者位置或视点的变化。但是，王国维唯独没有阐发“以物观我”的可能。这些原本客观静止的事物，如何成为一种观察的机制，甚至发动一种所谓的“物力”（thing power）来改造主体，是当下“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论述的重心。以比尔布朗（BillBrown）为代表的新物质主义者认为，世间万物皆由“物”的形式构成，人我与物我本来应该是平等的。可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自我中心的心态日益膨胀，一般的事物都沦为客体，长此以往，使我们对“物”或“物性”熟视无睹，予取予求。可历史的微妙处就在于，一旦这些事物从日常的轨道上脱离，不再为我们工作，诸如汽车抛锚、门窗破裂、食物腐败，我们又突然获得机会认识事物的本性，即物性（thingness）。当这些事物摆脱了它们的工具属性，与社会建构拉开距离时，“石头开始成为石头”。特别重要的是，“布朗物性批评的任务不再是去探讨威廉姆斯笔下的红色手推车的象征或隐喻，而是利用物性这一概念来建构新的物人关系，阐释物性如何影响自我身份的形成和参与主体身份建构”。对于食物而言，所谓不食周粟，惧怕的恰是物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和更易。借着新物质主义的视角，我们可以说 燕食记的意义正在于彰显“食”的物性，重新开放了一种物我关系，而不是在隐喻或象征的层次接续前辈作家的努力。燕食记中最为重要的珍馐是莲蓉月饼，它串联起了三代厨人的生命历程，既有纵的历史传承，也有横的社会勾连。莲蓉月饼的制作技艺秘而不宣，只有三位当事人知晓，而且唯其绝密，成就了三位食神，也带来生死的历险。中秋未至，在荒废的太史第里重开“盛宴”。仍不得其法的陈五举奉上新打的莲蓉月饼，特务河川守智因此意外获得线索，在得月楼和太史第之间找到关联。也正是因为此“物”，河川守智最后一命呜呼。同样是莲蓉月饼，在师徒之间，它是传承和温情，是重重的试验和坚守；在敌我之间，它是投枪和暗器，是生命的存续或灭亡；在亲友之间，它是联结过去未来、衰败和繁荣的关键，是情感的纽带。作为一种“物力”，它塑造着不同的人际关系，成就了各自的主体身份。有趣的是，成就莲蓉月饼制作的关键食材，不是其他，只是微不足道的食盐。我们无须历数过去种种文献来讨论“盐”在日常饮食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仅从盐铁论这样的著述即可知晓，对盐业的管理，从来都关乎大局，是一种“食物的政治学”。但对一部分人来说，无疑就像燕食记里的盐，它的物性同样不容忽视，它可能是提味的关键，也可能是重塑物我的因素。所谓的饮食政治学，某种意义上正建立在对“食”的物性的尊重和对物我关系的重塑上。二、“食”的混融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鲁川粤苏闽浙湘徽等菜系各擅专场。这些菜系的产生与地域文化有着81南方文坛2023.2Southern Cultural Forum密切的关联，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换句话说，某种菜系之所以成为菜系，在于它区别于其他菜系的地域特色。如此说来，“食”的传统在一定意义上是独特的，有它的传承性和连续性。但是，葛亮在燕食记中其实是要反写饮食传统的画地为牢，讲述饮食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故事。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同样讲了一个饮食流散的故事，但她写的是饮食的风流云散和风光不再。相比较而言，葛亮却想述说流散之下的“食”依然有着坚强的韧性。故乡的人、故乡的菜，漂流到异地仍然可以营造出一个“异托邦”。当然，在小说的中部，我们注意到对美食的执着，也有可能带来生命的惨剧，毕竟改天换地，今不如昔。邵公八十寿诞，非要凤行带孕掌勺，结果混乱之中，菜刀割伤手指，一周之后凤行竟然败血而亡。邵公桃源世界的搭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当它臻于完美产生韶光重回的错觉时，竟突然以如此决绝的方式土崩瓦解。对美食极致的再现，也因此产生了戏剧性的反讽。表面上，这当然带有王安忆式的“灰心”，过去的滋味无论如何用心仿造，总是风华不再，甚至功亏一篑。但是，凤行去世之后，五举和露露还是一心一意地接续工作，在废墟之上再宴宾朋。显然，这“食”的离散，总也不会有时而尽，烟消云散，这才是真正的“食”的传统。“食”的 离 散 营 造 了 所 谓 的“异 托 邦”（heterotopia）。异托邦之不同于乌托邦，它不在别处，而是与我们同在。那些看似完美、和谐、浪漫的愿景不必投射或假定在别处，而是融入了日常，变成生活的一部分。福柯（Michel Foucault）发明这个词汇，当然别有用心。在他看来，出于管理和规训的需要，我们的执政者总是想尽办法把社会秩序所不能容纳和容忍的异类，安置在一个特别的空间里来治理，并最终使得它们和我们一样。比如监狱、医院，就是为治疗行为或身心上有别于我们的另类者而准备的。我们总是试图通过异托邦的矫正和教养体系，使自己得以和他人一样。因此，异托邦的内外，其实彼此相互依赖。换言之，在我们看似自然、正常的规矩空间里，总是存在种种不可思议的、不规矩的空间。它们相互作用，提醒我们历史或现实的幽暗面目。燕食记里的得月楼、同钦楼、十八行等，其实都不妨视作这样的异托邦。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复现一个不可复现的世界。出入这个世界的食客，通过把自己变成一个“古代人”，而不是“现代人”，进行自我的规训和疗伤。异托邦的作用，本在于使异类回归日常，但是，对这些食客而言，所谓的“日常”并不是眼前所见，而是历史失而不得的部分。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通过将自己变成一个异类，质疑了异常与正常的划界。换句话说，美食异托邦的形成，并不是来自福柯所说的统治者的管控，而是来自这些美食传统迷恋者的主动选择。借由维持一个不变的世界，一个清洁的空间，他们奋力抵抗历史的流变、人事的兴衰。这样的美食异托邦往往会坚持和彰显传统菜系的纯正性，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并以此确立自己的位置，但是，燕食记的故事却一再显示了“食”的变与不变的辩证。陈五举从跑堂升到大案，得到荣贻生的真传，后来入赘戴家，发誓不用师傅所传的一招一式，重新学习上海本帮菜的做法，后来还将手艺传给了来自南洋的路仙芝。路仙芝以椰奶入菜，改良或者破坏了上海菜的传统。此举虽激起陈五举的怒气，但是世易时移，这样的改良或破坏，竟也自成体系，大受欢迎。“露露”更是将上海、香港、南洋做了一个饮食上的串联。这些华洋杂处之地，或者说离散者的所在，菜系的成功或许就在于它们能不能海纳百川，杂收博取。我们也由此了悟葛亮的用心：饮食的常与变，其实也是时代或地区常与变的直接投影。改天换地的时代和华洋杂处的地方，稳定的饮食习性和结构固然折射了对传统的坚持和迷恋，但是，如何顺势而为也必然是饮食传统如何继承发展的关键所在。燕食记的高潮是荣贻生和陈五举师徒的和解。他们联袂奉上的莲蓉月饼，阴阳和谐，彼此融贯，不必再固守泾渭分明的粤菜或上海菜的分界。换句话说，饮食的创新，其实面对的不仅是食客当时当下的口味或时代潮流，更是历史中种种不可说或不可见的经验的对话和融合。荣贻生之所以强调师承的不可外传，在于他经历了社会动荡和时代洗礼，深深了解饮食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