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研究_林菁.pdf

第 卷 第 期经济经纬 年 月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研究林 菁，仲继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摘 要：数字化转型是推进国家数字经济战略发展的重要举措，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年上市公司数据，检验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盈利能力较弱、民营产权性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渠道机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战略差异度、促进战略激进度来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用的发挥需要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支撑，合适的公司治理安排和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能够有效促进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文章从微观视角剖析了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为上市公司如何更好地推动数字化转型以促进风险承担行为提供启示。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公司战略；风险承担；内部治理机制；外部治理环境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作者简介：林菁（），女，福建漳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司治理、数字经济研究；仲继银（），男，吉林柳河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司治理研究。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引言数字技术日新月异，数字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凸显（徐翔 等，），数字经济高速增长、快速创新，引领全球投资新趋势（詹晓宁 等，），表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张勋 等，；鲁玉秀 等，），为世界经济复苏、经济增长赋予新的动能（，）。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政府部门通过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和全国性的资源配置更好地赋能数字化发展。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重要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企业作为微观主体能否成功实施数字化转型对中国的数字经济战略影响重大。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微观企业视角看，风险承担水平反映企业进行投资行为时的风险偏好，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则企业越倾向于选择风险性投资和资本结构调整，提升核心竞争实力（盛明泉 等，）；从中观产业视角看，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将产生创新激励，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升产业绩效水平（张三保 等，）；从宏观经济视角看，市场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将刺激风险投资行为产生创新激励效应，推动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实现经济增长。陈小辉等（）从宏观经济角度阐述了数字经济发展环境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融资能力来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但目前尚未有文献确切地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角度将企业数字化转型风险承担行为联系起来，二者之间的关系尚未充分论证。本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渠道机制和内外部治理条件进行识别检验，为理解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影响提供新的证据。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研究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DOI:10.15931/ki.1006-1096.2022.06.008担行为的影响，研究结论经过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一方面，现有文献关于数字经济对企业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数字经济水平和数字金融水平，从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区域数字化水平角度可以对企业产生创新激励效应（唐松 等，），在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研究文献还较少。另一方面，现有文献关于数字化转型对微观主体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提升创新绩效（龚强 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赵宸宇 等，）、改善股票流动性（吴非 等，）等方面，尚未发现从风险承担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第二，在机制分析方面，本文深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按照数字化转型公司战略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渠道分析思路，用三种方法实证检验战略差异度和战略激进度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论依然稳健。第三，在调节效应方面，本文从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两方面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内外部支撑条件，合适的公司治理安排和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都会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效果的发挥。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从宏观视角看，现有研究分析了货币政策（汪莉 等，）、社会冲突（杨瑞龙 等，）、税收优惠政策（彭涛 等，）、存款保险限额（胡援成 等，）等因素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从微观视角看，研究显示产权属性（余明桂 等，）、企业身份认同（周泽将 等，）以及高管特征如薪酬差距（朱晓琳 等，）、社会网络（张敏 等，）、董事会层级（张金涛 等，）等因素均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些研究为本文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提供重要理论依据和实证经验。数字化革命是一场科技驱动的产业变革，数字化转型遵循历次产业变革所呈现的一般规律是：技术转型率先启动，为业务转型提供新的工具、能力（陈剑 等，），打开业务转型的潜在空间；业务转型利用新的技术手段革新产业链，创新组织形式、社会分工和经济形态（，），提高生产效率（，）；当技术变革产生的新产业与原有制度不相适应时，就对制度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制度根据产业变革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蔡跃洲，）。综上所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技术变革为起点、以战略变革促进业务转型、以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的制度转型作为支撑条件，技术转型、业务转型、制度转型三者之间相互依存，互相依赖，互相配合，共同推进，以实现产业整体上更快更好地完成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数字技术转型为业务转型创造更多可能性，企业因此发现更多潜在的新产品、新产线投资项目，同时市场上也会出现更多技术并购的潜在机会，企业通过加大新业务的风险投资进而提升其风险承担水平（钟君煜 等，）。第二，为了实施数字化转型，企业会加大对高新技术相关的研发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面对同样 为正数的项目时，企业会更倾向于选择能赋能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投资项目，而技术投资项目往往是高风险投资，加大技术投资会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第三，当企业选择数字化转型这一重大战略时，其战略会与其他未选择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产生差异性，同时在加大数字化资源配置时企业的战略激进度也会相应上升，战略激进度的上升会提高企业的风险偏好，激进的风险偏好促使企业选择风险性较高的投资项目。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核心研究假设。假设：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技术驱动型变革既是颠覆式创新，又是战略性变革（陈冬梅 等，），将对公司的战略方向和战略实施产生根本性影响。公司战略指引企业实施组织变革（段妍婷 等，）、生产变革、运营变革（陈剑 等，）、管理变革（戚聿东 等，；刘淑春 等，），变革的启动会使公司战略与行业战略产生资源配置差异性和激进程度差异性，成功的变革能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张明 等，）。战略导向决定了企业投资行为的风险偏好，创新引领型战略要求加大公司研发投入（刘鑫 等，），并增加对高新科技项目的风险投资以实现创新突破（陈思 等，），因此战略导向会对风险承担水平产生影响（张金涛 等，）。企业应调整战略导向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要，数字化转型通过变革公司战略来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行为，数字化转型、公司战略和风险承担行为三者的协同作用将提高微观主体的经济效益并促进宏观经济增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假设：数字化转型通过变革公司战略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公司治理是企业运行的基本制度规则，公司治理体系是一个内外部治理体系组成的有机系统，内部治理机制涉及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等组织边界内部的治理主体之间权责配置和相互制衡安排，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要素。数字化转型是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公司治理是企业治理体系的最高层次，是主要的战略治理主体。从企业战略发展的角度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要构建有效的治理结构和人事系统，以确保公司在重大战略方面能正确决策和有效实施。为确保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和战略实施的有效性，治理主体、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激励机制、权力结构等一系列治理安排都应与战略目标匹配，因此合适的内部治理机制会影响数字化转型这一重要战略的实施效果。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假设：合适的内部治理机制会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诺思（）认为，外部治理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运行规范。李延喜等（）从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水平以及法治水平三个维度分析外部治理环境对上市公司的治理影响。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包括市场竞争环境、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社会数字化转型程度、所处行业环境成为上市公司生存发展的重要外部治理环境，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通过提升地区技术创新水平（聂秀华 等，）、降低信息不对称（祁怀锦 等，）、降低融资约束（周振江 等，）等举措，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有利的技术条件和经营条件，进而有效调节数字化转型效用的发挥。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假设：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会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二、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本文选取 年中国沪深两市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企业数据均来源于 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数字化转型程度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字经济数据库，其中部分缺失的数据通过人工查询上市公司年报补充，并对样本指标数据进行如下处理：（）剔除金融保险行业企业的样本；（）剔除、和 公司的样本；（）剔除有缺失值的样本；（）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性变量进行了上下 分位数的缩尾处理。（二）变量设定被解释变量本文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借鉴余明桂等（）、张敏等（）方法，基于企业盈余波动程度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因此，本文选取企业在观测时段内的 波动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息税前利润除以年末总资产，调整后的 由公司本期 减去年度行业总资产报酬率均值得到，记为，如式（）所示，风险承担水平具体计算过程如式（）和式（）所示，以每年作为观测时间段，滚动计算经行业调整后的 的标准差和极差得到风险承担水平的两个指标，记为，。，（），（），()，()（）核心解释变量目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指标的度量方法主要有五种：一是采用“当年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虚拟变量来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二是问卷调查法，研究人员或政府部门对企业高管或技术相关管理人员发放问卷，设计测量数字化转型的题项，统计问卷结果来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刘淑春 等，）；三是专家打分法，根据年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描述信息、披露次数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等相关内容，采用专家打分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判断每家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赵宸宇 等，）；四是财务指标法，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的数字经济相关部分无形资产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及其变化程度作为数字经济化的代理变量（祁怀锦 等，）；五是文本分析法结合词频统计法，基于 机器学习文本识别功能，以上市公司年报为基础，采用关键词“搜索配对加总”的方法来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吴非 等，），该方法是基于数字技术应用获取数字化转型指标的代表性方法，上市公司覆盖面广，采用指标获取方法较为科学、客观、量化。本文核心变量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主要借鉴上述第五种方法文本分析法结合词频统计法，数据来源于国泰安（）中国数字经济研究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指标，该指标统计了代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如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大数据技术、数字技术应用等在上市公司报告中出现的频次，词频越高代表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由于数字化转型（）为词频类变量，变量范围在，有典型的“右偏性”，因此本文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记为。中介变量本文的中介变量为公司战略变革，分别用战略差异度（）和战略激进度（）作为公司战略变革的刻画变量。借鉴叶康涛等（）的研究，用战略差异度反映公司战略偏离行业一般水平的程度，先计算能反映企业在 个关键领域资源配置的指标（广告和宣传投入、研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