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权、城市权利与美好生...—城市“人民性”的三个面向_营立成.pdf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2期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21（2023）02-0119-10人民主权、城市权利与美好生活城市“人民性”的三个面向营立成吴军曹鸿宇（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社会学教研部，北京 100044）摘要：城市“人民性”是涉及城市在何种意义上属于人民、人民的城市何以可能的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城市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城市理论都对城市“人民性”问题作出了讨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建立属于劳动人民的城市政权，实现城市的人民主权是城市人民性的基本要求。西方城市理论在无力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和城市属性的前提下，通过揭露资本主义对城市的控制和剥削，强调人民的占用权和参与权以彰显“民享之城”与“民治之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城市理论中，城市的“人民性”既不仅仅是“占有”意义上的宣称，也不光是一种“权利”表达，而是嵌入在整个日常生活场域的实践，它要求将人民性贯穿于城市的规划、发展、治理与营造的全过程，并最终体现为人民的美好生活体验。关键词：人民主权；城市权利；美好生活；人民性一、城市人民性：“人民”的城市何以可能城市是自然的产物，更是人类属性的产物1。不论是恢弘的古都名城，还是繁华的现代都会，它们的建设者和服务者归根到底都是普罗大众，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关系赋予城市以生命，人民的传统、风俗与文化特质赋予城市以品格。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许多学者热情歌颂城市与人民之间的关系。16世纪意大利学者乔万尼波特若指出：“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城市的伟大则被认为并非其处所或围墙的宽广，而是民众和居民数量及其权力的伟大。”2美国城市规划大师亨利 丘吉尔谈道：“城市实际上就是人民，因为人民喜欢住在城市里，所以才有了城市的存在。”3享誉世界的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则认为：“城市本来就是人类表达博爱的器官、场所和构造；因而最佳的城市经济模式就是关怀人、陶冶人。”4533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人类城市文明史的大多数时期，城市与其说是人民的创造物，而毋宁说作为人民“异化”的产物。主导城市建设、发展乃至毁灭的并不是大多数普通民众，而是诸如宗教、皇权、贵族或资本的力量，与城市休戚与共的人民群众不仅难以决定城市发展议程，还常常成为一系列城市问题与危机的受害者。于是，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了国王的城市、贵族的城市、上帝的城市、资本的城市或其他各式各样的少数人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城市的“人民性”即城市在何种意义上属于人民、人民的城市何以可能便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被提出。在中世纪欧洲的自治市镇中，我们可以发现追求城市“人民性”的先驱者。根据马克斯 韦伯的记述，这些市镇中的商人与手工业者们为了摆脱贵族和封建领主对城市的统治，联合起来以“人民”的名义建立起城市管理机构。5103当然，这些自治市镇虽以“人民”为名，但并不真正代表大多数人，小手工业者和无产者从未被列入“人民”行列5107。进入收稿日期：2022-09-2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城市权利视角的 违规空间 治理机制研究”（19CSH006）作者简介：营立成（1989），男，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吴军（1984），男，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主任、副教授；曹鸿宇（1999），女，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北京市人口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法律 社会-119DOI:10.16365/ki.11-4054/d.2023.02.009工业时代，城市的快速发展、资本的残酷剥削和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激发了人们对一个真正由多数人统治的城市的期待。马克思与恩格斯是探索城市“人民性”的开路人，他们将人民对城市的占有与管理看作解决一切城市问题的根本途径，把“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看作资本主义城市和国家的必然趋势664。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城市理论家们进一步探索了在资本主义新形势、新条件下让“城市为了人民，而非为了逐利”（cities for people，not for profit）的可能性7，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城市权利与空间正义理论。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就明确了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我们的城市是人民的城市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城市的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人民城市何以可能、何以可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了城市“人民性”的中国诠释。通过梳理人们在理论与实践中追求城市“人民性”，探索建立人民城市的历史脉络，我们看到了人们对建立一个由多数人占有和分享的城市的持久渴望。但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时空语境之中，人们所说的“人民的城市”可能在内涵、外延或侧重点方面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轻易辨别欧洲中世纪的自治市镇所谓“人民城市”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城市”之间的本质不同，然而，经典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所描绘的城市“人民性”、西方城市理论中所谈到的城市“人民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理论中的“人民性”究竟有何差异，这在学术界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既有研究更倾向于围绕“人民城市”理论求“同”而不是求“异”，论者已经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城市”理论生成于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又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城市思想有着密切联系9。问题在于，求“同”只能揭示理论的某些共性特征，求“异”才能把握理论的特色品质与鲜明个性。因此，本研究尝试考察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城市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城市理论场域中如何讨论城市的“人民性”问题，比较三种“城市人民性”的理论面向所具有的特点与差异，并就如何从各种理论中汲取营养，促进当前人民城市建设做出讨论。二、人民主权：经典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城市人民性“人民”这一概念出现在城市乃至国家公共事务中，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权力的分配密切相关。古希腊城邦中的“人民”（demos）实际上就是有资格参与城邦公民大会的公民，他们是城邦公共事务决策的参与者10。当中世纪著名思想家马西利乌斯提出“权力归于人民”时，他指的是那些“真正聪明的人，并因而完全有能力制订法律、选举国王和地方行政官员”的基督教徒11。对于卢梭来说，“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源泉，是那些通过社会公约结合而形成，并受到“公意”指导的共同体。因此，谈及城市的人民性，首先就是从政治权力的角度论证为什么“人民”而非其他人（如君主、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等等）应该占有城市、成为城市的主人。这一问题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人民”如何作为一个现实的、具有明确边界的共同体在城市中存在；第二，为什么让城市属于人民是必要的；第三，让城市属于人民在什么情况下是可能的。尽管很早就有学者探索性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只有在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造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才得到了系统回答。首先，城市的发展为人民共同体的生成发展提供了条件。马克思并不像卢梭等自由主义思想家一样将人民概念抽象化，而是从社会生产关系出发去阐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看来，“人民”与“劳动者阶级”是同义词12164，承担社会劳动是“人民”的鲜明特点。在资产阶级社会，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构成了“真正的人民”主体13，因此，无产阶级成为“人民”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人民性问题被转置为阶级性问题14。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论述了城市如何促成无产阶级的产生、壮大与主体性觉醒。一方面，无产阶级产生于城市，并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看作“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15，早期的商业市镇造就了与封建关系相脱离的资产 当然，马克思主义也考虑了“人民”的历史性，将在特定阶段推动历史进步的社会成员也称为“人民”，因此恩格斯在为 卡 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 中将一起反抗王权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纳入“人民”范畴。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2期法律 社会-120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2期阶级，同时把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变成了最早的工人阶级。恩格斯则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讨论了英国城市与无产阶级发展壮大之间的互嵌式关系。他写道：“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这样就产生了不列颠帝国的大工商业城市，这些城市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属于工人阶级。”16402另一方面，城市促成了无产阶级意识（或人民主体性）的觉醒。恩格斯将大城市看作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他指出，在对自身处境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工人们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虽然他们分散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16435-436于是，城市同时孕育了作为客体的“人民”（无产阶级群体）和作为主体的“人民”（无产阶级意识），形成了现实而具体的人民共同体。其次，资产阶级的统治是造成一系列城市问题的根源。尽管城市孕育了无产阶级，但也成为无产阶级被剥削、被压迫、被迫害的场域。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历数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悲惨经历，环境的污染、工伤事故、疾病、高死亡率、劳动的异化和贫穷破坏了工人家庭的和谐，教育的缺乏又造成了许多工人堕落、酗酒、偷窃、打架、犯罪等城市问题17。这些问题根源恰恰在于城市的资本属性与人民属性的内在矛盾，资本积累成为导致工人一系列悲惨境遇的重要原因。例如，住房问题的出现就是源于资本家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在不考虑城市承载力的情况下，将大批工人赶到城市中成为被剥削的“劳动力”，造成了空间短缺和住宅短缺，导致工人住房环境恶劣、房租大幅上涨6142-143。因此，恩格斯写道：“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6197毫无疑问，恩格斯的问题解决方案要求一种根本性的变革，他要求无产阶级占据城市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消灭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真正让城市回到人民的手中，这不仅仅对于解决城市问题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变革、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应有之意。最后，只有革命和彻底的社会改造才能实现城市的人民主权。正如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 所言：“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2307因此，只有在城市中开展最彻底的革命与社会改造，才能让人民赢得城市主权。对于如何对旧城市进行革命和改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巴黎公社运动的分析中给出了一些答案。巴黎公社运动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国家政权的伟大尝试，也是一次构建“人民城市”的伟大探索。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开展城市革命与改造的观点，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打破旧机构建立起属于人民的城市管理新体系。马克思将“公社”的要义概括为“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工业中心里执掌政权”6116，这就要求打破旧的城市管理机构，建立属于人民自己的政府机构。巴黎公社通过普选形式建立起人民政府，而且政府公务员工资均不高于其他工人工资613，这使得这一政府与以往的资产阶级政权截然不同。二是始终确保人民城市政权的权力与权威。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运动的新特点是人民在起义后没有解除武装，而是始终将权力掌握在手中6106。恩格斯则强调，人民政权必须通过一切方式彰显自身的权威，因为“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6227，没有权威一切无从谈起。三是要掌握城市金融命脉。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运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没有及时接管法兰西银行，既让自身匮乏的局面得不到解除，也不利于打击敌人，因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610。四是实现城市工业的联合生产与民主管理。恩格斯认为，公社最重要的法令就是把城市中所有工业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大联社611，这种联合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