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溢出与制造业升级——基于消费外部性的视角_李磊.pdf

作者简介:李磊，男，江苏淮安人，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信息技术扩散政策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效应、机制与优化”(72103211)，主持人:李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人力资本消费外部性影响制造业升级的理论机制与实证研究”(20YJC790064)，主持人:李磊。新华网 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B/OL http:/www news cn/2021 09/28/c_1127913654 htm经济问题探索2023 年第 3 期人力资本溢出与制造业升级*基于消费外部性的视角李磊(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广东珠海 519082)摘要: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背景下，如何增强制造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成为了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两部门理论框架，从理论上说明了人力资本消费外部性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制，接下来利用省 行业数据以及 CHIP 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提升通过消费外部性这一渠道促进了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进而在就业替代效应的作用下倒逼制造业升级，该结论在利用经济普查数据检验后依旧成立。具体而言，在专业化分工的驱动下，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升引致了对生活性服务的需求，促进了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上涨，从而迫使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升级或者退出。上述的结论表明人力资本溢出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有着重要意义。关键词:人力资本;消费外部性;生活性服务业;制造业升级中图分类号:F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2912(2023)03 0126 17一、引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在“人口红利”式微、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竞争、贸易摩擦等国内、国际因素的多重叠加之下，如何补齐短板，促进制造业升级成为了我国当下的重大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目前已经有不少研究发现劳动力质量或者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制造业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苏杭和郑磊，2017;李磊等，2019;周茂等，2019)1 3。然而这些文献主要探讨了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制造业升级的直接影响，却忽视了人力资本溢出带来的间接效应。人力资本溢出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Lucas(1988)认为以学习效应621为主的人力资本外部性足够解释国家之间长期以来的收入差距4。Liu(2007)5 以及 Glaeser Lu(2018)6 的研究证实人力资本外部性在中国城市层面确实存在，他们分别利用 CHIP 数据研究发现城市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对小时工资、月收入以及年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侯凤云和张凤兵(2007)7 以及 Fleisher et al(2010)8 则利用中国的数据实证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除此之外，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在促进人口流动、提升企业绩效、改善城市发展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Moretti，2004a;Moretti，2004b;陆铭等，2012;梁文泉和陆铭，2015;梁文泉和陆铭，2016)9 13。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可以分为生产外部性和消费外部性两类(Broersma et al，2016)14。生产外部性是指劳动力人力资本对其他劳动者生产率的影响。生产外部性根据发生范围的不同又可具体分为马歇尔生产外部性和雅各布斯生产外部性(Fu，2007)15。马歇尔外部性又被称之为专业化效应。该外部性强调溢出效应主要产生于同一产业内的集聚经济，这种集聚能够通过人员流动、信息共享降低生产成本、促进技术创新。与之相对的，雅各布斯外部性被称之为多样化效应，主要强调行业间的溢出效应，例如具有不同行业背景劳动力间的协作往往更容易实现发明创造。现有的研究为了区分这两种外部性的各自影响，往往分别构建马歇尔外部性及雅各布斯外部性指数来加以识别(Duranton Puga，2000;孙三百，2016)16 17。消费外部性源自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产生于家庭生产向市场生产转变的过程中。Locay(1990)认为经济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就是家庭生产向市场生产转移的过程，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加速了这一过程18。具体而言，人力资本消费外部性是指高人力资本所有者通过生活性服务消费为低人力资本者创造了更多的岗位、提高了其工资水平。现实中人力资本集聚的大城市更容易出现家政、保姆等服务紧缺的情况，其缘由就是人力资本消费外部性。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会提高高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进而增加从事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市场生产所具备的专业化分工优势又会降低服务的相对成本。在这两种成本效应的作用下，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升会增加对时间密集型的服务(Time Intensive Services)如餐饮、清洁等的需求，进而会通过这种消费的溢出效应(Consump-tion Spillover)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提高其工资水平(Manning，2004;Buera Kaboski，2012;Mazzolari agusa，2013;Liu Yang，2021)19 22。图 1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721生活性服务业是服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柱产业，它直接向居民提供物质和精神生活消费产品及服务，其产品、服务用于解决购买者生活中(非生产中)的各种需求。这一机制的存在使得教育的社会回报率大于私人回报率，产生了人力资本外部性(Broersma et al，2016)。本文主要是从消费外部性的角度来探究人力资本溢出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2020 年，就业人员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达到了 22.2%，而这一数字在“高校扩招”前的1998 年仅为 3.5%。如上所述，人力资本水平的快速提升促进了生活性服务的供给由家庭转向市场，导致生活性服务业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由此引致服务业内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在劳动力可以在低端制造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受生活性服务业较高工资的吸引，必然会使得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并提高制造业内劳动力的成本。在这一过程中，部分低端制造业会因为劳动力的流失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被迫升级甚至是退出市场。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包含制造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两部门模型，推演得到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增加会通过服务消费渠道促使低端制造业的劳动力流向生活性服务业中，进而倒逼制造业升级。实证上，本文利用省 行业层面的数据以及 CHIP 数据实证检验了上述推论，结果发现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上升确实通过消费的外溢效应促进了制造业升级。在具体的机制分析中，我们发现人力资本消费外部性对低端制造业的经营业绩产生了负面冲击，迫使其增加资本密集度，用机器来替代流失的劳动力。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三点:其一，以往的文献主要是从生产外部性的角度研究人力资本溢出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焦勇，2015;孙海波等，2017)23 24，本文则首次聚焦于人力资本消费外部性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现有文献一致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倒逼制造业升级的主要原因，并把劳动力成本上升归因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但是本文的结论表明劳动力成本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部分原因是由人力资本消费外部性引起的。其二，本文的结论有助于解释产业结构变动的库兹涅茨事实。图 1 展示了自 1978 年以来，第二、三产业就业占比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到自1994 年三产就业比重超过二产后，二者之间的就业吸纳差距进一步扩大(自2012 年后，二产就业比重出现了下滑，而三产就业比重则快速上升)，更多的劳动力涌向了第三产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产生的消费外部性有助于解释劳动力持续流向第三产业这一现象。其三，本文的结论表明，在关注“人口数量红利”消失的同时还应该看到“人口质量红利”的到来，随着中国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有望完成结构调整升级，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逻辑框架;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第四部分是计量回归结果;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二、理论机制为了说明人力资本消费外部性影响制造业升级的具体机制，本文在 Manning(2004)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产业结构。假定经济中存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部门，制造业部门存在高、低端两个中 间 品 生 产 部 门，分 别 生 产 Ch、Cl两 种 资 本 密 集 度 不 同 的 中 间 投 入 品。参 考Ju et al(2015)25，最终品 C 的生产函数用(1)式表示，其中 表示中间投入品的边际产出，有 h l成立。假定最终品 C 的价格为 1。C=hCh+lCl(1)中间品 Ch、Cl的生产函数分别用(2)、(3)式表示:Ch=minKa，Ns(2)Cl=Nu(3)其中 K 表示资本，a 表示资本密集度，Ns、Nu分别表示生产中投入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数，我们假定高端制造业投入的是高技能劳动力，低端制造业投入的是低技能劳动力。假定 Ch、Cl的价格分别为 ph、pl，K 的价格为 r 且外生给定，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分别为 s、u，竞争性均衡时分别有(4)、(5)式成立，其中，ph=h、pl=l由(1)式利润最大化条件得到。s=ph ar=h ar(4)821u=pl=l(5)服务业部门的设定与 Manning(2004)一致，假定服务业部门提供的服务与家庭服务相替代(生活性服务)，即劳动力可选择花费时间从事家务劳动，也可从市场上购买这些服务。假定劳动力花费 t0的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并购买 t1时间的市场服务。则劳动力享受的总服务时间为:t=t0+t1(6)其中 1，表示代理成本，该成本是由服务人员工资税引起的。目前能与家庭服务相替代的基本上属于家政、保姆等生活性服务，并且这些服务都是通过雇佣低技能劳动力来提供的，所以我们假定只有低技能劳动力供给服务。受机会成本的影响，假定只有高技能劳动力会从市场上购买服务，低技能劳动力会自己完成所有的家务劳动，市场上服务需求可用(7)式来表示。随着 s的增加，服务的需求会增加，而 u的增加则会降低服务需求。t*1=td1(s，u)(7)假定劳动力总的可供给时间为单位 1，劳动力对时间的分配可用(8)式来表示，其中 n 是劳动力工作所花费的时间，tL则是用于闲暇的时间。t0+n+tL=1(8)进一步地，劳动力工作时间 n 的长短取决于实际工资水平，在这里由于 C 的价格为1，因而实际工资等于名义工资，如(9)式所示。n*=ns()(9)在这一简单的框架中可能存在两个均衡:均衡一:低技能劳动力较为丰裕，超过了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需求(比如处于“人口红利”阶段)。此时一部分低技能劳动力会按照 u=l的工资水平从事低端产品生产，一部分则按照这一工资提供服务。均衡二: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小于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需求(比如处于“人口红利”消失的阶段)。由于低端制造业的工资是 u=l，一旦服务业工资超过这一水平，所有的低技能劳动力都会流入服务业。(10)式刻画了此时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其中 Ls和 Lu分别表示经济中高、低技能劳动力数量。将(4)代入(10)式，变形后可得到(11)式。由(11)式可知，u会随着经济中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增加而增加。Luns(u)=Lstd1(h，u)(10)LsLu=ns(u)td1(h ar，u)(11)令 f(u)=ns(u)td1(h ar，u)，由于 ns(u)是 u的增函数，而 td1(h ar，u)是 u的减函数，则 f(u)是 u的增函数。将(11)写成反函数形式即有(12)式成立。n=f1LsL()u(12)由(12)式可知，u会随着经济中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