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城“装故事”民俗体育活动的文化再生产机制研究_张鑫.pdf

对联二二三年二月下文化视点摘要:装故事是汝城人民在春节期间或重大节庆日自发举办的民俗体育活动。装故事既是一种民间社会自发举办的文化活动,又是一种在各种乡土文化中塑造而成的社会活动,它深深植根于汝城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文化土壤,并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凝结成了反映乡村社会内在秩序与文化的缩影和结晶。汝城民众在对装故事进行再造与重构的同时,也复兴了传统乡土社会以礼为核心的习俗与秩序。关键词:装故事;传统村落;民俗体育;文化再生产一、历史变迁下的文化认同危机装故事,古时称为船故事或扛故事,是汝城人民在春节期间或重大节庆日自发举办的民俗体育活动,迄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它作为一种富有戏剧性、故事性、可移动的立体式舞台展演艺术,将古代的戏剧、典故、传奇和现实中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脸谱化、服装化、情节化改编,并选拔适龄儿童装扮成故事的主角在汝城的大街小巷巡游,以表达汝城民众对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最早的装故事是作为一种娱神仪式出现的。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曾经地位超然的道士日渐穷困无济,便划干龙船挨家挨户乞食营生。据桂阳县志古时称汝城为桂阳载:道士划干龙船时,着道袍,背木制小龙船,手舞剑,每到一家,将龙船放置堂屋中,边舞边唱,唱后根据不同户主说祝词,再卜卦,待卜成胜卦意示吉祥,且户主施以米钱后方离去。于是,民众便可以在庙宇中用娱乐表演的形式与神灵沟通,同时神灵也可以以划龙船的形式从道观走入家中。道士们这种边舞边唱的表演形式对装故事的发展演变和审美取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由于常年战火不断,装故事民俗活动作为一种凝聚人心、炫耀门庭的群体性活动,满足了当时民众试图在战争年代团结自保的需求,渐渐在汝城各个家族内部之间活跃起来。每到祖公生日之时,各家族要给祖宗塑像烧香祝寿、做佛事、设宴请客。有一些讲究的家族还会在酒宴后举行较大的游艺活动,在本村和附近村庄,健壮男丁抬着祖宗塑像,围成圆圈,伴着音乐,边跳边唱,手舞足蹈,气氛热烈。于是,装故事的活动场所渐渐从道观寺庙转变为家庙和宗祠,抬的对象也由神仙菩萨变为祖宗塑像。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装故事由于本身所具有的宗教色彩和宗族属性,失去了文化合法性,游离于文化体制与公共领域之外,逐渐被边缘化。据汝城的老人回忆道: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风俗活动了,很多传统文化都流失了。但从文化发展规律来看,当民俗文化自身遭到排斥之后,并不会立即消失或解构,反倒会因民俗文化自身的内生动力和适应机制而不断转换并产生新的表现形式。二、多元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与调适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乡土社会中的传统民俗和仪式正在逐渐重构与复兴。时代的变迁促使装故事本身的文化内涵随之变化和转型,同时也促使置身其中的不同文化主体,通过在装故事这一传统民俗体育活动中不断摸索自身的定位与价值,进一步开展从文化自发走向文化自觉的具体实践,实现文化意义上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为形成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装故事民俗文化再生产机制创造了条件。一国家:作为在场者的自我调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国家通过地方政府在场于民俗活动的方式显得更加柔和而富有弹性。在当下的装故事中,国家在场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为显性在场,如代汝城装故事民俗体育活动的文化再生产机制研究张鑫二三第页对联二二三年二月下文化视点表国家意志的地方政府通过指导沟通、提供资金、观看仪式和承担安全保障工作的形式,参与到装故事的民俗仪式之中,使得民间社会得以直接面对国家,并与之沟通对话,从而促成国家权力的显性在场。另一种为隐性在场,通过征用与改造民间符号并赋予其新的内容与意义,国家意志能够更顺畅地进入到地方性观念之中,并促使其符号和价值观直接在场于民众的集体无意识,以此达到强化社会管理、规范社会秩序的效果,从而促成国家意志的隐性在场。二宗族:作为主办方的自我复兴一般来说,装故事往往以家族为单位,并组建专门的理事会进行筹办,而理事会中为之奔走的主要成员往往又出自村内的大姓宗族。一方面是因为单个村民或者普通家庭难以支撑一次装故事活动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另一方面,汝城是一个典型的客家人聚居之地,迁徙于此的汝城人多以一村一族的形态在此不断繁衍生息,且宗族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具有通过自我改造来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能力,而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宗族组织凭借自身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以民俗活动为主体的社会空间中发展壮大的土壤与养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对民俗传统和民间仪式的重视和支持,原本失去文化合法性的宗族不断利用自己在乡土社会的文化资本,寻求国家层面的认同、接纳和互动,并在此过程中重新获得了在乡土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依据,从而在传统民俗文化的复兴中复兴了自己。三民众:作为参与者的自我认同据当地老人朱德泉所言:装故事是全汝城的盛事。在这一天全村人都会积极地为之做准备,平时有点小摩擦、小矛盾的人在这一天都会握手言和,而一些小偷小摸、趁机偷东西的现象在这一天也不会发生。平时忙碌的村民们在这一天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议具体事宜,对于平时不太联系的亲友们来说这是一个联络感情的好机会。而且,当有很多其他村甚至外地的人都会赶过来观看表演,这对于村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由此可以窥见,装故事作为汝城民众自发参与举办的传统民俗体育活动,能够有效地促使汝城民众在其中进行情感交流、协调社会矛盾、建立身份认同,并在道德层面上进行自我约束,从而模糊了我们家和他们家以及我们村和他们村的距离感和边界感,构建出一个共同属于汝城民众的神圣文化空间,促进汝城民众对于汝城人这一身份的自我认同。三、文化认同下的文化再生产机制装故事民俗体育活动遭遇文化再生产危机的本质在于其没有一个被国家承认的合法身份,而当二九年汝城装故事被列入第二批郴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之后,终于形成了在民众、宗族和国家等不同文化主体之间建立文化认同的合法路径。装故事也由此完成了由封建迷信向文化遗产的角色转化,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中,构建起了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文化再生产机制。一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符号再生产受现代化影响的传统民俗文化不可避免地偏离原本的意义表达,被抽象成一种符号、一种象征,融入到消费社会的潮流中,以文化符号的形式表达人们对传统乡村文化、乡村生活的渴望与追求。汝城的各个家族在举办装故事活动之前会有意识地选择一些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故事,逐渐将原本的祖先崇拜与神仙信仰的部分转为融入神话传说、民间戏曲、历史事件等多种元素进行编排呈现。其中不仅包括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牛角挂书拾玉镯林冲夜奔哪吒闹海甘露将武家坡等传统戏剧故事,还有包含人们对于美好爱情婚姻向往的西湖借伞天仙配送子观音等故事,另外如恭喜发财富贵图等故事更是展现了汝城人民对于财富的追求。除此之外,计划生育的国家政策、香港回归的历史事件、神舟上天的科技突破和半床被子的革命传统等都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搬上了装故事的舞台。于是,原本囿于门户之见的家族活动变成了汝城人民在春节期间共襄盛事的公共娱乐活动。作为具有神圣秩序意义和情感交流价值的象征性载体,装故事这一民俗体育活动既承载着汝城人的历史第页二四对联二二三年二月下文化视点记忆和文化传统,又融合了汝城人在现代社会对于财富、地位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使汝城民众能够在群体性的仪式展演所创造的文化空间中,进行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沟通与融合,从而实现文化符号再生产。二从负面到正面的集体记忆再生产装故事作为一项融合了祖先崇拜和神仙信仰的传统娱乐活动,其被命名为遗产的过程,也是其逐渐淡化迷信色彩并重新塑造汝城民众集体记忆的过程。其中既有政府部门在移风易俗工作上的不断努力,也有汝城各家族在举办装故事等风俗仪式方面渐趋理性的原因。一些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稍弱的家族渐渐退出了装故事活动的攀比竞争之中,慢慢形成了如今以津江村朱姓家族、云善村何姓家族和益道村范姓家族为主要传承者和举办方的汝城装故事民俗仪式活动。在此背景下,朱、何、范三姓大族主动将装故事的活动时间由各家的祖公生日改为元宵节前后,不仅将原来的抬塑像改为抬小孩,还增加了耍龙、舞狮、唱大戏、武术表演等环节,不遗余力地将此项民俗活动举办得喜庆而隆重。此外,在装故事活动期间,由于平时居住在不同村落的汝城亲友被置于同一文化空间内开展分工、协作、交流和互动,并一同重温村落历史和祖先业绩,其中所产生的文化自我认同以及自豪、喜悦、感动等情感都会在活动氛围中被加强、放大并被记忆,而这些被唤醒的个体记忆又进一步将个体与集体联系在一起,在反复的展演过程中,凝聚成了村民们的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三从自治到共治社会秩序再生产装故事既是一种民间社会自发举办的文化活动,又是一种在各种乡土文化中塑造而成的社会活动,它深深植根于汝城民众日常生活的文化土壤,并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凝结成了反映乡村社会内在秩序与文化的缩影和结晶。汝城民众在对装故事进行再造与重构的同时,也复兴了传统乡土社会以礼为核心的习俗与秩序。它不仅通过传统故事的展演和教化使民众主动服膺于道德的自我约束,而且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以及村落与村落之间的协调、沟通与合作,构建起了具有广泛社会认同的地方性习惯与规范,这也为乡土社会中新的礼法秩序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和民间进行了互动与合作:一方面,国家逐渐以或显或隐的方式深刻地介入了装故事民俗活动的文化变迁,试图通过各项仪式使得社会民众参与进国家活动之中,并征用民间的象征符号来建构自身的权力结构和意义系统;另一方面,民众尽量地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对这种国家政策的理解与互动,进而寻求一种国家认同。而这种互动博弈的结果就是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形成了一套彼此熟悉又互相合作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文化规则,从而使民众能够通过使用这一套文化规则更主动有效地表达自身的社会诉求和情感愿望。因此,装故事这一传统民俗体育活动为汝城当地的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提供了仪式互动和官民共治的具体演练空间,有利于彼此双方通过举办民俗仪式这一媒介建立更加广泛、立体、多元的治理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自治到共治的社会秩序再生产。参考文献:1桂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桂阳县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2高丙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J.开放时代,2013(5):143-152.3赵旭东,孙笑非.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基于一种文化转型观念的再思考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1):119-127+148.4张小军.让社会有文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1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郴州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J.郴州政报,2009(7):6-8.5宁晶,陈华文.外推与内生:乡村传统民俗文化再生产的动力机制J.文化遗产,2021(5):126-132.6张秀梅.仪式的实践与乡村共同体重塑关于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思考J.浙江学刊,2018(3):108-113.7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42-50.9杜靖,李娟.国家的具身与搬取对闵氏宗族祭祖活动中仪式国家的考察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8(6):76-88.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湖南长沙410000二五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