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宁夏银川750000）人文精神复兴的前夜王若麟摘要：“科玄论争”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起因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人文精神的兴起是近代思想解放的显著特征。本该在近代化过程中相互促进的科学主义和人文精神，由于中国人文主义长期的附庸性质和科学理论的不成熟，一度成为对立的双方。在思想文化界变革的前夜，这种对立也直接诱发了”科玄论争“这一事件。关键词：科玄论争；人文精神；科学主义；唯心思想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637（2022）04-0098-05发生于1923年的“科玄论争”实为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一场盛会，不仅因为参与的学者如陈独秀、胡适、张君劢、丁文江和林宰平等皆是当时社会上极具影响力的一批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在“欧风美雨”席卷整个中国大地数十年之后，人们希望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交流应采取何种模式这一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的回答。而这次论争恰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来。对于论争的过程和影响，学界已然有丰富论述。伍启元在1934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九章中对科学与玄学之争进行了记述。但他认为科学与玄学两派的哲学辩论的作用并不大，且十分推崇科学派人物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认为这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一大蜕变。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第七篇中给科学与玄学之争下了一个定义，认为其是“中国宗法封建农业社会思想与西洋工业资本社会思想的冲突”。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郭颖颐在著作《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中论述了中国思想界唯科学主义诞生的根源及发展过程，并认为科学与玄学之争是这种思维所催生出来的学术界、思想界的一次大讨论，既分析了中国思想界科学一词的源流，又对科玄论战在中国思想界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冯天瑜在其主编的《中华文化史》下编第十二章中对科学与玄学之争的过程进行了介绍，认为此次论战的意义深远，并非脱离大众、曲高和寡的纯粹学术辩论，而是关系到以怎样的文化精神来对待已经到来的新旧文化递嬗这样一个关乎中华民族前途的大问题。以上关于论争发生原因的讨论基本一致，集中为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以及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带来的影响。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概念囊括极广，也并非是论争最初唯一的焦点，科收稿日期：2022-09-05作者简介：王若麟（1996—），男，山东聊城人，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专门史专业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