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_彭福荣.pdf

17 清代改土归流是西南等地从因俗自治转向国家法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土司文化与中国土司问题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学术界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收稿日期：2022-10-12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边地土司国家认同研究”（20BMZ023）作者简介：彭福荣，男，重庆涪陵人，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土司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向云峰，女，重庆酉阳人，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学生，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历史文化研究。【主持人语】改土归流是明清王朝一项历时长久的政治制度变革，更是清代在西南边疆从因俗而治转向依法而治、构建大一统中国的重大举措，历来是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研究领域的热点课题。新中国建立以来，学者们从改土归流的背景、目的、措施、进程、影响、地位等多个方面开展了研究。彭福荣、向云峰 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从民族政策、土司制度、区域与民族三个视野下的改土归流进行研究，并对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成就和展望等四个方面对学界关于清代改土归流的研究进行了学术梳理，认为此项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专题论著不多、学术观点主观片面和国内外学术对话不够等缺陷。我们认为，此文在清代改土归流学术史回顾方面是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有助于深化中国土司问题研究以及完善中国土司学的理论建构，有助于从国家治理体系能力与边疆内地发展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视角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以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龚荫先生 中国土司制度史 是中国土司制度史研究的力作，分为上中下三编，其中下编“各家土司纂要”，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所设置的土官 3 千余家 2 万余人，一一做了编纂与稽考。黄念、李士祥 中明代土司承袭校补以为依据 一文，对龚先生著作中所列明代土司承袭次序，尚有个别遗漏的地方进行了校补，一共校补土司 43 家，其中四川 14 家，云南 10 家，贵州 7 家，广西 5 家，湖北 5 家，湖南 2 家，补充土司承袭人员共 93 名，我们认为该文对龚先生的著作具有拾遗补阙的意义。（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陈季君）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彭福荣，向云峰（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重庆 408100）摘要：学术界从民族政策供给、土司制度设计和区域与民族实践等视角研究清代改土归流，呈现出成果涌现、领域拓展、方法创新的发展趋势。专家学者从长时段、“整体史”角度，力争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统一，突出比较研究和现实关怀，进一步深化了清代改土归流研究。关键词：清代；改土归流；研究；展望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583（2023）-0017-08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Officers in Qing DynastyPENG Fu-rong,XIANG Yun-feng(School of Arts,Changjia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8100,China)Academics studied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in the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thnic policy supply,Tusi system design and regional and ethnic practice,showing a trend of emerging achievements,expanding fields and innovating me-thods.Experts and scholar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overall history,strive to integrate macro,intermediateperspective and micro,highlight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realistic concern,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officers in the Qing Dynasty.Qing Dynasty;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research;prospect第 25 卷第 1 期2023 年 2 月遵义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Zunyi Normal UniversityVol.25,No.1Feb.2023 18 第 25 卷第 1 期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 2 月化、国家民族政策与边疆民族事务治理、西南地区民族历史文化与区域发展，都难以忽略改土归流，迄今呈现出成果涌现、领域拓展、方法创新的趋势，但在范围拓展、资料深掘、范式创新、方法丰富等方面的研究“仍有较大空间”，1P78-84局限主要表现为较多研究渊源、较少研究方式和区域比较研究薄弱等。2P80+79因此，有必要回顾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学术史并展望趋势，深化中国土司制度与中国土司问题研究，完善中国土司学的理论建构，助力国家治理体系能力与边疆内地发展一体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民族政策视野下的清代改土归流研究清王朝实行羁縻政策与土司制度，推动改土归流，渐次实现西南等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治理模式从土司自治转向流官法治，反映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治理的政策供给与制度设计，必然被专家学者关注和研究。（一）政策背景与原因角度的研究清王朝实行羁縻政策与土司制度，随中央集权统治能力与王朝国家实力提升、西南等民族地区与内地紧密互动，以及近代国家转型与西南边疆危机，调整羁縻政策，发展土司制度，推动改土归流。较长时期专家学者没有充分认识土司制度分治属性与国家“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冲突，但逐渐认可清代改土归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陈一石（1984）等从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角度，认为清代改土归流属于中央政府“偶然性”的应急措施。粟冠昌（1990）等认为“大一统”思想对清代改土归流具有决定性作用，使清王朝随中央集权统治能力与王朝国家实力提升，以及西南等民族地区与内地联系日趋紧密，推动改土归流。李恩军（1990）、王钟翰（1994）与王缨（1995）、余才忠（1996）等，指出清代土司制度的经济基础崩溃并导致改土归流，消解土司制度与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冲突，显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忽略土司制度封闭分治与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治理的冲突。二十一世纪学术界总体认为改土归流是国家固边防、御外辱和求统一的战略选择，具有客观必然性。林俊华（2002）、吴丽华与魏薇（2111）等强调国家推动改土归流，意在固边防、御外辱和求统一。方铁（2012）认为清代改土归流的缘由复杂，包含雍正君臣等关心边疆地区民生、希冀依法治保民众的企望。冯尔康（2015）认为清代改土归流是因土司制度与土司政治的落后，土汉民众不能容忍土司政治、国家力量强大并能瓦解土司势力。常建华（2015）批评简单套用社会进化、集权有力的研究思维模式，认为雍正改流属于新政改革，强调是国家权力、皇帝意志主动干预地方社会，而非地方社会自变，主张深入系统地把握清史，推进改土归流研究，具有指导价值。（二）政策目的与实质角度的研究学术界总体承认清王朝推动改土归流，强化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治理。徐铭（1982）、李世愉（1984）、吴永章（1987）等认为清王朝为实现“大一统”国家理想，以改流剥夺土司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夺取西南要地，获得更多利益，靖宁民族地区，深化“以汉化夷”。李治亭（2010）、张振兴（2015）等主张回到历史场域研究土司制度，认为清代改土归流是为了破解土司割据与统一行政，抵御列强侵掠与拱卫西南边疆，巩固“大一统”国家。方铁（2012）认为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就是要改革土司政治，使之适宜经济社会发展，但致土司制度延至清末民国时期，甚具启发性。（三）落实过程与事件角度的研究学术界宏观研究中国土司制度，整体观察改土归流的动议与决策、推行过程与善后措施，明确土司制度与统一国家存在冲突，土司与土民的矛盾不可调和，认为清代改土归流成败得失兼有。20 世纪最末二十年，王钟翰（1980）、李世愉（1984）、刘本军（1999、2001）等专家学者，研究改土归流的决策背景与目的动机、推行过程与善后措施，指出土司制度与统一国家、土司与土民存在冲突并引发改流，取得巩固封建统治、安稳边疆地区、开发西南地区等治理效果，成败得失兼有，3P72-78但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叛乱进而“完成”西南地区改流的观点未必妥帖。李世愉（1998、2000、2015、2018）从“大一统”国家视角，指出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是清王朝的治策转变，与时机成熟、臣民呼吁及清世宗巩固国家统一、强化中央集权的意愿有关。他认为滇黔等地的改土归流虽不彻底，但很有成效。他否定清王朝为防止西南地方势力策应漠西蒙古南下而推动改土参见李恩军：评清朝“改土归流”民族政策，满族研究，1990 年第 2 期，第 46-49 页。参见关汉华：论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 3 期第 57-63 页。19 归流的观点，强调改土归流为土司制度的重要内容，表明清代国家“进一步加强”治理和开发民族地区，尽管其中存在治理失误。吴永章（1987）、余宏模（1997）等研究鄂西、川西、贵州等地的改土归流，认为清王朝通过康雍以来的改土归流与开辟苗疆，确立和强化统一有序的政治体系，规定土司考成制度，促使土司被逐步“改流”，4P50-57但尖锐矛盾导致民众起义不绝。5P66-7421 世纪学术界继续宏观研究清代改土归流，微观研究改流相关的地域、人物和事件。宏观层面，马国君（2007、2011）、孙宏年（2013）等代表性学者，从国内权力互动、国际利益博弈角度，以及近代中国转型视野，探讨改土归流对维护国家统一、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影响。6P51-58他们认为清代“新辟苗疆”和改土归流加强了西南地区的国家统治，维护了边疆地区稳定，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增强了各民族对国家一体化、边疆内地化的认识，7P137-142巩固了我国西南与西北的内陆边防和国家统一。张鑫昌与李兴福（2008）、衣长春（2012、2015）、陈维新（2018）等，指出雍正皇帝君臣推动改土归流并积极善后，“首次将郡县制推行到了西南边疆”，解决了千百年悬而未决的国家统一问题，8P30-37促进了云南、贵州等地的稳定发展，加速了各民族多元一体为中华民族的历程。9P122-128岳瑞芝与陈跃（2016）强调清代改土归流打击了彝族土司势力，但因流官政治“未能深入”，改流不彻底。10P236-237（四）政策结果与影响角度的研究学术界总体肯定清王朝实行羁縻政策与土司制度，认为改土归流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推动了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11P1-11除范同寿（1963）外，王钟翰（1980、1992）、张捷夫（1980、1984）、尤中（1993）、徐新建（2011）、李良品与李思睿（2015）、张传跃（2020）等专家学者总体肯定其积极性和进步性，指出清代改土归流改变了土司封闭分治局面，在西南各省确立了与全国一致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措施，促成了国家权力深入西南等民族地区，认为武装对抗与军事镇压是主办官僚和反动土司互动的结果，12 P73-80能为国家整合治理西南等边疆民族地区提供经验、个案和方向；13P173-188调整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移民开发和地主经济发展，但较少关注国家“镇压”问题。栾成斌（2013）以贵州改流为中心，比较明清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策，具有方法论意义。14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