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_于振冲.pdf

49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于振冲【内容摘要】日本外务省官方文件外交蓝皮书涉华部分内容的变化，既能反映出日本对华外交政策及两国间关系的变化情况，也能客观反映中日两国外交互动行为中日本对华认识的变化情况。在国家形象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视角下，以 Nvivo12 软件作为文本分析工具，对 19912020 年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涉及中国部分的内容进行质性编码分析，编码结果从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结构性认知视角全方位呈现了在此期间日本外交界对华认知的内容和随之建构起的中国“身份标签”。在地缘结构层面，外交蓝皮书认识和观察了中国国内的发展情况、中日互动过程和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行为，关注重点集中在中国的实力基础、中日互动机制以及中国的国际意图三个方面。在身份建构方面，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形象有空间、时间和道义三个维度，空间维度上，中国的身份既是“矛盾对象”，又是“联手管控矛盾者”；时间维度上，中国作为“合作者”的身份定位随着日本自身的发展阶段不断调整；道义维度上，日本的对华认知呈现不稳定的趋势，存在“知觉不一致”的疑虑。【关键词】日本外交蓝皮书 对华认知质性文本分析国家形象后结构主义【中图分类号】D81/87 【文章编号】1003-4048(2023)01-0049-11【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6/ki.rbyj.2023.01.00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日本对华舆论形成的结构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BXW051）【作者简介】于振冲，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中心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9）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一、引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已逾 50 年的大背景下，中日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中国已经连续十二年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日本依然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1但是日本国内对中国和中日关系的认识却在进一步恶化：两国政治因现实利益、历史问题及国民感情上的冲突等原因导致碰撞不断；一些日本政治家热衷于发表“中国威胁”等对华强硬言论；日本媒体不断将中国打上“傲慢”“强权”“军事挑衅”的国家形象标签；日本社会出现严重的“厌中”情绪，日本民众不断将中国视为“威胁”的观念固化。尽管经过数年努力，两国首脑在 2019 年确认中日双方终于迎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时代，2但 2020 年 11 月日本智库言论 NPO第 16 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约 90%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有负面印象，且对华反感的前五位政治研究50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原因分别是：钓鱼岛、国际规则、大国行动、政治体制和历史批判。3 2021 年第 17 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民众对华态度下滑的态势没有改善，超过 90%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印象，只有 2.6%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日中关系“良好”，越来越多的人将当前两国关系的状态归咎于两国政府之间缺乏信任和一些政客的不当行为。4此种情形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到底是什么？回顾过往学者在日本对华认识领域的研究，可以看到学者们的尝试既有宏观视角下对框架和沿革的探讨，也有在微观层面对个别任务或问题的深入研究。如，在宏观视角中，周维宏教授运用社会分层理论将日本社会的中国认知主体进行了划分，建构了日本对华认知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杨栋梁教授主编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是基于原始文献和档案资料对近代以来日本中国观演变规律和本质特征的探讨，侧重于时间维度的宏观梳理。在微观视角中，日本学者马场公彦认为日本人的中国偏见主要来源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解、过度关注带来的期待偏差和对不同意识形态的抗拒感；5田庆立和程永明教授认为日本政界、经济界、大众传媒、学界和国民在对华认知和最终形成对华决策方面的作用上是逐级递减的；6田庆立教授还就政治家的中国观进行了类比分析，认为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经历了从“建设性接触”到“战略性防范”的变迁，逐步完成了由“友好第一”向“竞争对手”角色认定的转变；7朱锋教授也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认知是一种“从正视到竞合转变”的过程。8既往研究成果丰硕，具有较深的学术积淀和影响力。在当前的中日关系中，“竞合”关系描述的正是当前中日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合作的结构性关系。那么，在当下中日两国“从正视到竞合”的外交互动中，外交行为究竟建构了什么样的对华认知？这些对华认知的内容是否发生变化或发生了哪些变化？基于这些对华认知的意象，日本对中国的反馈和呈现是什么？日本在中日互动议题中，对于互动“他者”中国，究竟激活了怎样的认知和身份？这些认知在多大程度上对中日关系形成影响？可以说，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日本对华认知中值得进一步关注的课题。日本外务省每年公布的外交蓝皮书都是对前一年日本外交整体态势的仔细梳理，并对今后的外交政策做通盘展望，可以说是服务于日本外交战略的纲领性文件。9而且作为日本外务省发布的官方报告，外交蓝皮书中呈现的日本对华认知无疑具有知觉高度一致及稳定的特征，中国形象的标签较为固定及清晰，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日本外交界对华认知的表现与形态。但是，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不断转变，外交蓝皮书对中国的描述和评价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微妙变化。其具体内容的变化既能反映出日本对华外交政策以及两国间关系的变化情况，也能客观反映中日两国外交互动行为中日本对华认识的变化情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通过对 1991 年度至 2020 年度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有关中国部分的内容进行质性文本编码分析，以展示出日本政府对华认知的变化，并希望能够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二、理论依据在对国家形象的概念进行定义时，学者普遍认为，一国的国家形象既不是单维的事实性概念，也不是线性的观念性概念，它是一个融合实体、反映和认知等多重内涵的结构性概念；在对国家形象进行理论定位时，当前学界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维度的研究偏向：基于认知心理学理论的研究偏向、基于国际关系视角的外部偏向和基于舆论研究的新闻偏向。10国际关系视角中的一国国家形象包含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两个层次，是在与他国的关系或结构中得到相互确认、认同而形成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决定了一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国家形象的性质，这就是国家形象的结构性。11“国家形象理论”的奠基人肯尼斯博尔丁认为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中有三个重要维度：国家的地理空间、外部对其的敌意和友谊、外部对该国的强弱判断。12后续研究者继承和推进了这种路径，如理查德赫尔曼提出了 在撰写本文前，笔者已对 1991年度至 2020 年度 外交蓝皮书 涉及中国部分的文本进行了翻译，因此本研究的编码文本是团队翻译版本，非原文直接编码。51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相对国力、威胁与机遇、文化比较是影响外交政策判断的三要素，也是国家形象三个最重要的自变量。13 1980 年代末，强调话语在世界政治中作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兴起，认为可以以话语为切入点来研究国家身份和对外政策。因此身份研究就完全变成一种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14在具体分析时，后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建构身份或是形象，第一是关注“单个自我”还是“多个自我”；第二是研究某个特定的时间段还是一个更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第三是研究某个对外政策事件还是多个事件。行为体身份建构的具体内容则主要沿着空间（Spatiality）、时间（Temporality）和道义（Ethicality）三种维度展开：空间维度通常涉及边界、外空间的划定及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差别等；时间维度主要强调发展、转化、持续、变化、重复或停滞等；道义维度主要强调一种责任感，在国际关系中经常是一种国际道德和对国家政治担负的责任，如人权、人道主义责任等。15国家形象的国际关系研究视角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促使我们以一种更加批判的视角来反思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形象问题，不仅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结构性互动会影响外部环境对该国国家形象的认知，而且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的政策文本分析方法论，使得我们可以将对外政策的文本也纳入对身份和形象的认识过程中。政策文本分析是通过选取政策文本中的特征项分析文本制定者的意图和目的，通过特定关键词的使用频次和文本的语义推断制定者的特定立场、观点、价值和利益。16由此，本研究拟结合理论背景和资料，按照质性研究方法的设计指导，利用 Nvivo12 分析软件，以日本外交蓝皮书中的中国部分为蓝本，采用政策文本分析的方式，通过文本表层信息发掘文本深层含义。研究过程分为四个主要步骤：产生研究问题、进行三级编码、分析编码、生成结论。三、研究设计（一）资料收集与整理本研究首先选取 1991 年度至 2020 年度的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涉及中国部分的文本，并基于清华大学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双边关系分值统计出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年度分值（19902019），选取两国关系走势的转折年份 19902004、20052007、20082012 和 20132019 共四段时间节点，一共分为 4 个文件导入 Nvivo12 分析软件，进行时间阶段横向维度的研究；其次，通过质性文本分析法针对目标文本建构涉华内容的分析类目体系；再次，依据政策分析类目体系对文件中的内容进行政策评估分析，找到文本对华认识中的重点；最后，依据政策分析结果探索日本外交蓝皮书构建中国认知的维度和框架，以此作为意见建议和部分依据。为确保分析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本研究采用人工分析进行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图1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年度分值（19902019年）数据来源：笔者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中日双边关系赋值表自制。http:/ Nvivo2 软件研究项目，将资料导入软件项目。根据质性文本分析实践中的资料编码程序对全文进行三级编码：开放式编码、主题编码、核心编码，在最终归纳结束后参照理论饱和度检验的手段来验证资料的提取是否充实，结论是否完整。整个编码程序是先分解资料再逐渐综合回归的过程，包括三个原则：科学的逻辑、编码典范和互动的思考，从而形成既有理论又有丰富资料的研究。本文的具体操作过程为：首先,对导入的文本资料进行首次开放编码即主题编码过程，在编码结束后形成的主题编码样本基础上，开始第二次开放编码，将第一次开放编码形成的主题编码进一步范畴化和概念化。本文对 8 万余字的文本资料展开逐行编码后，总共识别了 1079 个节点标签。其次，将提取出的内容进行细分归类，对形成的概念进行不断比较，对相似的概念进行整合，根据概念之间的关系最终形成了 48 个范畴。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52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表1开放式编码主题编码示例资料来源：根据Nvivo12编码分析结果制作。表2开放式编码概念化与范畴化示例资料来源：根据Nvivo12编码分析结果制作。再次，结合既有研究中对中国形象界定的相关指标，将开放式编码形成的 48 个范畴根据情境和因果条件等联系提炼归纳为 12 个主范畴。从本研究的原始资料和开放式编码形成的范畴中可以看出，外交蓝皮书对中国形象的认知遵循了“中国国内中日互动国际互动”的维度模式或者场景模式。从次，结合研究目的对主范畴进一步归纳和提升，在“中国国内中日互动国际互动”的维度基础上形成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军事形象和社会形象共 4 个核心范畴，其中，政治形象和经济形象是日本外交蓝皮书在中国形象的建构方面的重点。核心范畴、主范畴和初始范畴编码结果详见表 3。最后，本文在理论饱和度检验这一环节，抽选了 20092013 年日本外交蓝皮书资料，采取了两种方式进行检验：首先采取背靠背编码的方式进行编码一致性的检验，由课题组另一成员对原始材料进行规范的三级编码处理，对各自编码结果进行反复商榷、比对与校正，尽力确保编码的客观性及合理性。编码结束后，将两份初始编码结果进行比较，一致的初始编码个数为 141个，编码一致性为 0.84；其次进行编码范畴的检验，20092013 年日本外交蓝皮书对华认知内容的再次编码结果显示，模型中的范畴已经发展得非常丰富，在对华认知的四个主范畴内部，均未发现新的重要范畴和关系。因此，本研究的编码具有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