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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巍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与超越彭巍内容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理论创新,不仅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扬弃,而且植根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以民为本,关注于实现和保障民众的根本利益,在核心问题及实现方式上都与西方民主存在一定差异。社会主义现代化背景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和核心,以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制度确保人民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的实现,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与超越。关键词民本思想以民为本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内容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提出的重要理念,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得的重大成果。年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强调“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年月,“全过程民主”概念被写入修改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同年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同年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同年 月,在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被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明确”之一。年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专章的形式论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并将其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实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形态,也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核心要义与关键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理念的提出和确立,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对民主建设的高度重视。早在 年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八个能否”,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特聘副研究员,法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传统法理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和浙江省文化工程重大项目“新时代 枫桥经验 研究系列丛书”()的阶段性成果。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在 年 月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并提出“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的具体标准: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这些评价标准不仅充分反映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世界各国民主制度和理论的兼容并蓄,及对中国民主建设实践的根本把握,而且突出反映了法律制度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地位。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从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共通与差异、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紧密联系三个方面予以切入。二、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共通与差异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民主又植根于具体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土壤,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实践样态。经过长期探索,中国成功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发展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民主形态。由于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当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尽管这一民主形态具有鲜明的中华文明特性,但从制度发展的脉络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与西方民主制度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西方民主一般被认为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实践和思想。从词源上看,民主的英文“”源于古希腊文“”,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 历史 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这一词语由表达“人民”之意的“”和表达“权力”或“统治”之意的“”两个词组合而成,字面含义就是“人民的权力、权威”或“人民进行治理、统治”。古希腊的民主政治表现为一种“直接民主”,就是将城邦重大事务交给享有公民身份的奴隶主们以辩论、抽签、投票等形式予以决定。在这种原始的民主形态中,享有民主权利的人甚至不到总人数十分之一,广大妇女、奴隶等都没有民主权利,民主程序的整个过程充斥着无意义的争吵甚至打斗,而且具有煽动性的言行极易引发集体不理性,这都使得古希腊的民主流于形式。正因如此,古希腊众多伟大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民主。柏拉图在其著作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质疑没有政治技能的民众何以承担政治决策的责任,认为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度就是暴政的代名词。亚里士多德对多数人统治的制度作出进一步的区分,将服务于每个人自身利益的多数人统治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与超越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 人民日报 年月日。参见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 求是 年第期。有观点认为“”的含义接近“强权”,因此“民主”在古希腊词汇中原本就是贬义词。参见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第 页。柏拉图对民主制度的批判基于许多理由,除了民众不具有政治的专业知识外,他还认为民主是一种被欲望而非知识所支配的政体。参见 古希腊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年版。柏拉图的民主观念也受到其老师苏格拉底死于雅典法庭民主审判事件的深刻影响。参见 古希腊 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民主制(),是一种坏的制度;将服务于公众共同利益的多数人统治称为共和制(),是一种好的制度。古罗马征服古希腊后建立了长期的共和制度,这种制度被古罗马人认为是综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点,并克服了三者缺陷的制度。西方文明进入中世纪后,在宗教神学的笼罩下,属于世俗政治的民主制度和思想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明才重新燃起对民主的热烈追求。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资产阶级开始寻求政治权力时,民主的思想开始在西方国家迅速传播并成长出丰富多样的制度形态。新兴的资产阶级用民主思想对抗封建专政和宗教压迫,但这种民主主张也并不是广泛的、全体民众的民主,而仅仅是资产阶级自身的民主,本质上是让资产阶级获得政治权力以保障自身经济利益的制度工具。正因如此,近代西方学者一面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宗教神学的价值观,一面不忘激烈地批判真正的民主制度。孟德斯鸠认为,在民主政体下,由于民众缺乏美德,会导致平等精神走向极端,一群暴民最终会自己成为暴君。伏尔泰认为尽管人在天然能力上是平等的,但存在财产、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主张开明君主制,反对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即使是激烈主张人民民主的卢梭,也认为民主只适用于规模较小、较为贫困且民风淳朴的国家。康德更是从理性的角度提出,民主只是多数人随性而为的结果,不是建立在从事物永恒秩序中生发出来的理智和正义之上,因此不是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在西方民主典范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制宪活动中,建国者们几乎一致认可美国不应当选择民主制度,而是应当建立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共和制度。为此,美国建国者们效法英国在众议院之外设置参议院以限制民选代表的立法权,使用间接民主而非直接民主的选举制度来产生最高行政长官,并设计了极具贵族色彩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制度。不难发现,资产阶级民主在形成时期始终追求和维护的都只是自身群体的利益,是一种不完全、不充分的民主制度。世纪以来,伴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广泛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也日渐成熟,并使西方民主实现了从观念到制度、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以政治制度、国家组织结构、宪法和法律等多种形式和方法规定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和民主政治的运作模式。资产阶级民主作为目前西方民主较为成熟的形态,其重要特征就是看上去极为丰富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权利。但是,资产阶级民主仍然是虚伪的和局限的,它通过一系列的程序设计和制度安排让民众特别是无产阶级自以为拥有了许多权利,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核心只不过是保障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主要内容就是选举民主,通常表现为民众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选举国家公职人员,如议会成员及行政长官等。也正因如此,当代西方学者在研究民主时常常将目光局限于民主选举的制度设计,甚至本末倒置地将选举认定为民主的本质。如熊彼特提出民主就是竞争性的,“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经过这种概念转换,民主从人民的统治转变为被统治,在竞争性民主概念的掩饰下剥夺了人民在有限的选项中进行投票之外的一切权利。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资产阶级精英通过在选举活动中争取民众选票,在获得政治权力的同时也收获了民主政治的美誉,并将古希腊民主彻底异化法治现代化研究 年第期参见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划分中包括三种正宗的政体及其变态,其中民主政体就是共和政体的变态。但在许多中文翻译中为了避免对“民主”的否定表达,使用了“平民政体”的表述替代“民主政体”。参见 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参见 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参见 美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 年版。美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为资产阶级精英的统治。出于对这种极端思想的纠正,进一步发展的协商民主理论重新提出了作为民主制度的选举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罗尔斯提出,公共利益需要独立的机制予以实现,而不是通过投票方式来汇总个体意志,?10将投票和选举的程序与公共利益的实现区分开来。哈贝马斯进一步提出协商民主的理论,在坚持民主的本质是一种程序的基础上,认为民主政治有效的基础不是狭隘的自我利益追求,而是正义和善等规范性因素。?11但是,这种协商民主在西方的实践中往往只限于在某些局部问题上进行范围有限的协商,只是对选举民主做了意义有限的补充,而民众的全局性、长远性的公共利益仍然不能在民主制度下予以保证。总的来看,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在发展历程中对民主的评价和态度并不总是积极的,甚至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都对民主持有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西方民主发展过程中一个核心问题是民主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从古希腊哲人到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都普遍认为,只有能够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的民主制度才是可取的。因此,西方民主制度在近代以来的发展集中于代议制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上,这有助于克服直接民主带来的暴政和不理性。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日益凸显的民主的形式与实质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对选举程序的关注使西方民主越来越流于形式,并且正在这条舍本逐末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西方国家将民主等同于选举,使民主被转变为每隔几年让公民在几个相互竞争的政治团体中进行选择的活动,不仅使公民的民主权利局限于极有限的时间和范围,更使得公民的民主权利成为与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无关的空洞内容。而且,公民只是在选举活动中自以为自由地行使着民主权利,在选举活动结束后就几乎失去了民主权利。近些年来,西方民主政治乱象频出,根本问题就在于民主越来越形式化、表面化,并且由于形式民主在实质上抹杀了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使得民主程序在进行过程中常常由于公民对自身政治、经济、社会甚至人身权利的伸张而陷于混乱之中。从结果上看,西方民主既剥夺了民众的参与权,又剥夺了民众的个人利益,也没能保障公共利益,真正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