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素养、金融知识与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_温涛.pdf

50温涛，刘渊博数字素养、金融知识与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数字素养、金融知识与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温涛1，2，刘渊博1（1.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2.西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重庆400715）摘要：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识别影响农户数字金融行为的关键因素，提高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尤为关键。本文采用2021年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调查数据，将数字素养、金融知识和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运用Probit模型、Poisson模型和OLS模型从是否响应、响应广度和响应深度三重视角研究数字素养、金融知识以及二者交互项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素养和金融知识均是影响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的关键因素，数字素养对于农户数字金融行为是否响应和响应广度具有显著的提升效果，而金融知识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深度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数字素养和金融知识在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是否响应和响应广度的影响上存在替代关系，在对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深度的影响上存在互补关系。第二，基于数字金融产品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数字支付、数字信贷、数字理财、数字授信产品中，数字素养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是否响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数字支付、数字理财产品中，数字素养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深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数字信贷、数字理财、数字授信产品中，金融知识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是否响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数字理财、数字授信产品中，金融知识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深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基于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素养对相对贫困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的提升效果弱于非相对贫困户，而金融知识对相对贫困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的提升效果优于非相对贫困户。本文为科学认识数字素养与金融知识的不同作用、构建乡村数字金融包容性发展路径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关键词：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数字素养；金融知识；相对贫困中图分类号：F83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23）02005015一、问题的提出数字金融区别于传统金融，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实现了移动支付、资金融通、投资理财、信息中介等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普惠性金融服务，不仅克服了传统金融对物理网点的依赖，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创新风险控制模式，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的诸多难点和痛点1-2。因此，数字金融被普遍认为可能是破解农村金融发展难题的一个突破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关于做好2022年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进一步强调，强化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各金融机构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优化风险定价和管控模型，收稿日期：20221129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21ZDA06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制度体系与长效机制研究”（20AZD080）；“西南大学创新研究2035先导计划”（SWUPilotPlan026）作者简介：温涛（1975-），男，重庆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金融研究。Email：刘渊博（1993-），男，河南禹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字金融与农村金融研究。Email：512023年第2期（总第471期）有效整合涉农主体信用信息，提高客户识别和信贷投放能力，减少对抵押担保的依赖，积极发展农户信用贷款。要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技术优势和普惠特性，必须让农户接触、认可并使用数字金融产品，提高农户的数字金融行为响应。但是，现实中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程度并不高。张龙耀等3对云南、湖南、四川和甘肃四个省份2019年的调研数据表明，有63.41%的农户使用过一种数字金融产品即移动支付，而使用两种以上数字金融产品的农户仅占18.91%，农户自身所具备的金融知识水平不仅能够提高数字金融的响应概率，还能够提高数字金融的响应广度。刘俊杰等4与Su等5研究发现，农户参与网络社交和电子商务能够显著提升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概率。此外，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76.48%的城镇居民使用过数字支付产品，而农村居民仅有23.52%使用过数字支付产品；2021年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城镇居民的数字素养平均得分为56.3分（百分制），而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平均得分仅为35.1分，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素养差距已达37.7%；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21）中指出，农村地区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低于城镇地区，城镇地区金融消费者平均得分为68.06，比农村地区高3.45分，其中，金融素养方面的差异最大，农村地区消费者的金融素养得分为61.13，比城镇地区低6.41分；在数字素养方面，67.03%的农村受访者最近两年有过手机付款行为，但仍然比城镇地区低15.69个百分点；35.88%的农村受访者最近两年有过使用银行自助设备行为，比城镇地区低13.84个百分点。可见，目前农村地区与城镇地区存在明显的数字素养和金融知识的差距，影响农户数字金融行为的同时制约着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李实6、周泽红和郭劲廷7与万广华等8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人力资本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农村贫困群体无法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的关键。现有文献已经关注到数字素养、金融知识这两种不同的人力资本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的影响及效应，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间。基于此，本文探讨数字素养和金融知识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的影响。本文可能的学术贡献如下：第一，本文将数字素养、金融知识与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纳入了统一的分析框架，是对现有研究的补充。第二，本文数据来源于2021年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微观调查，该数据涵盖了数字支付、数字信贷、数字理财、数字授信和数字保险五种数字金融产品，数据来源更全面、具体、贴合实际，对于构建全面详细的指标开展研究提供了便利。第三，本文通过相对贫困农户和非相对贫困农户的比较研究，分析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的差异，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提供参考。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Gilster9提出，数字素养为获取、理解、整理和批判数字信息的综合能力。Eshet10-11与Martin和Grudziecki12指出，数字素养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居民工作、学习、生活、交流、创作所需要的生存技能。在数字时代具备一定数字素养的农户，更容易接触到各式各样、不断发展的数字服务。Lusardi和Mitchell13认为，金融知识是基本金融概念的知识和进行简单计算的能力，美国金融素养和教育委员会（PACFL）认为，金融知识是个人利用知识和技能对自身金融资源与财产进行有效投资与管理的能力。关于数字金融行为的影响因素，刘俊杰等4认为，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提升农户数字信贷行为，还能够显著提高农户获取数字信贷的额度，但囿于资本禀赋差异，高物质资本和高社会资本的农户获取的信贷额度更高，农户内部数字不平等现象逐渐显现。陈晓洁等14认为，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农户的认知局限可能影响其行为决策过程，降低了农户的数字信贷参与行为。王晓青15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水平与金融素养越高的家庭，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的概率和参与程度越高。此外，王杰等16研究表明，数字素养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创业活动来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孙继国和王倩17发现，金融能力同样能够缓解相对贫困，并且在加入数字金融行为的基础上，缓解作用进一步提升。张龙耀等3认为，金融知识温涛，刘渊博数字素养、金融知识与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52通过提高农户风险偏好水平，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产生正向影响。通过相关研究可以看出，数字素养侧重于数字设备以及数字技能的运用，而金融知识侧重于金融概念的掌握和金融知识的积累。两者虽然同属于人力资本的范畴，但具体内容存在差异。在数字时代，随着智能设备的不断普及，数字金融脱离了传统金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农户不需要前往金融机构的固定营业网点，业务双方仅需通过手机或电脑进行可视化操作即可办理。也就是说，一些较为基础和简单的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并不需要农户掌握一定的金融知识，即金融知识可能对是否使用不反应。在面临这两种不同人力资本的影响时，农户可能作出不同的决策。因此，对于一款或多款数字金融产品的使用广度以及使用深度，数字素养和金融知识可能在不同的使用视角上呈现互补或替代关系。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假设假设1 1a a：数字素养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是否响应、响应广度和响应深度具有正向影响。假设假设1 1b b：金融知识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深度具有正向影响。假设假设1 1c c：在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是否响应和响应广度的影响上，数字素养与金融知识具有替代关系，在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深度的影响上，二者则具有互补关系。在传统金融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之下，数字金融产品可实现的功能与服务也多种多样。其中，数字支付作为数字金融最基础、最便捷、最实用的产品，并不需要农户掌握利率、通货膨胀等金融知识，仅需要拥有数字设备、数字账户及相应的操作技术即可使用18-19。数字支付不仅能够解决日常生产生活当中小额支付的问题，还能够解决产业经营活动中的大额结算等问题，完全有可能替代传统现金、支票、信用卡等支付结算手段20。伴随着数字场景在农村地区的不断应用，数字支付得以有效普及，农户对待数字支付的态度也从尝试转变为依赖，并逐步提升数字素养，提高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农户通过数字支付不断累积的数字足迹有助于积累信用，拓宽了信贷渠道21，进而打开数字信贷和数字授信产品的潜在需求。同时，以往害怕数字化界面以及数字风险等情况而不愿意接触数字理财的局面也随之被打破，促使农户尝试并依赖数字理财产品，因此，数字素养会加深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深度。而数字保险产品可能并不受到农户数字素养的影响。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假设假设2 2a a：在数字支付、数字信贷、数字理财、数字授信产品中，数字素养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是否响应具有正向影响。假设假设2 2b b：在数字支付、数字信贷、数字理财、数字授信产品中，数字素养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深度具有正向影响。在数字素养影响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的传导过程中，金融知识能够帮助农户获取更多的金融信息，有效缓解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激活农户对于数字信贷产品的潜在需求22。同时，农户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识别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以及防范风险的能力，减少信息搜寻成本3，进而提高其对数字理财产品的依赖程度。此外，农户凭借数字足迹可以进行数字授信，进而提高其数字授信产品的使用概率，并根据金融能力的提升，加深数字授信的使用深度。因此，金融知识能够帮助农户搜集金融信息、辨认金融产品、防范金融风险，进而提高农户对数字金融产品的依赖程度，并加深其融资强度。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假设假设3 3a a：在数字信贷、数字理财、数字授信产品中，金融知识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是否响应具有正向影响。假设假设3 3b b：在数字信贷、数字理财、数字授信产品中，金融知识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深度具有正向影响。在数字素养与金融知识的共同作用之下，农户识别和防范数字金融风险的能力不断加强，对数字金融产品的潜在需求被打开，从而提高了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但相对贫困户和非相对贫困户有所不同。相较于相对贫困户，非相对贫困户的资源禀赋优势明显，能够凭借自身优势更有532023年第2期（总第471期）效地接触、选择及使用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而相对贫困户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社会资本，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知识鸿沟”现象，并且受限于“信息茧房”效应，该部分群体在数字素养和金融知识上与非相对贫困群体有明显差异；在数字素养偏低的情况下，基本的金融常识是否具备，会成为影响其家庭财务管理和制定投融资决策的优先因素，尤其是在是否利用数字金融解决融资需求以及融资数量上会有明显影响4，15，22。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假设假设4 4：数字素养对相对贫困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