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_崔建军.pdf

作者简介:崔建军，男，陕西乾县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赵丹玉，女，陕西周至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金融发展。*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西部地区乡村振兴中的功效比较与协同研究”(18AZD009)，主持人:崔建军。经济问题探索2023 年第 3 期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崔建军，赵丹玉(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西安 710061)摘要:本文基于 20112020 年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是否存在促进作用，运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影响随门槛值的提高逐渐增加;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间存在显著门槛效应，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倒 U型”关系。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城乡融合;传统金融;门槛效应中图分类号:F8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2912(2023)03 0079 18一、引言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十四五”时期区域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步。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因素众多，其中，区位不可变，资源禀赋、制度、文化、历史等因素的演变较漫长，只有生产要素流动相对容易改变。当前，我国农村发展水平整体仍滞后于城市，城乡发展不平衡、不融合，资金等生产要素城乡间配置失衡是根本问题，亟待解决。资金要素能够发挥先导作用带动其它生产要素流动，因此，强化金融普惠化服务，促进资金要素融通，带动各项生产要素城乡间自由、合理地流动，是缩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广泛应用，以其为载体的数字普惠金融也得到快速发展。自 2016 年 G20 峰会上通过的 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首次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概念至今，中国多项重要文件明确要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促进乡村振兴和实现97城乡融合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金融的创新性延伸，以其不受时空限制、进入门槛低等更强的普惠性特点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二八定律”，弥补了传统金融服务发展的空白，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的覆盖广度和深度，能够促进资金在城乡间更自由、合理地流动。但同时，快速发展的数字普惠金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传统金融机构的市场，削弱传统银行作为信用和支付中介的优势，对传统金融体系形成冲击和挑战。因此，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能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以及过程中作为数字普惠金融根源的传统金融发挥了何种影响作用进行系统分析尤为重要。基于上述背景，文章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近十年省级层面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对数字普惠金融和传统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进行实证分析。二、文献回顾(一)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诸多研究从不同视角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金成武，2019;魏后凯，2020)1 2、历史演进(孔祥智和张效榕，2018)3、存在问题(刘彦随等，2016)4、实现路径(叶兴庆和徐小青，2014)等进行定性研究5，部分学者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度(周江燕和白永秀，2014;周佳宁等，2019)6 7，探讨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经济效应和区域差异等问题(周江燕和白永秀，2014;高波和孔令池，2019)8 9，还有一些学者对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发展(廖祖君等，2019)10、产业发展融合(付伟，2018)11、要素错配和流动不畅(刘明辉和卢飞，2019)12、收入差距(黄晓明，2014)13、财政政策(周佳宁等，2020)14、金融发展(温涛和陈一明，2020)15 等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二)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影响的研究作为传统金融的创新延伸，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本文研究的核心，从以下维度进行文献梳理: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和贫困的影响、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1 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和贫困的影响。普惠金融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重视和关注，许多学者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构建了多维度评价指标并进行测度，并对其经济效应展开广泛讨论。绝大多数观点认为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缓减贫困(Bittencourt，2007;邵汉华和王凯月，2017)16 17，且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差异性(李建军，2020)18。少数学者则认为普惠金融存在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李涛等(2016)运用跨国数据实证了普惠金融指标中“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占比率”对世界各经济体经济增长均存在稳健且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他指标无显著影响19。还有学者研究指出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存在门槛效应等非线性影响(刘亦文等，2018)20，且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抑制作用在跨越门槛值后显著强化，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增的非线性影响(顾宁和张甜，2019)21。2 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关于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作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李建军和韩珣(2019)分别运用省级和县域层面数据实证发现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农村居民增收，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实现精准扶贫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2。刘金全和毕振豫(2019)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发展不仅能直接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通过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两个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带来间接的减小效应23。吕勇斌和李仪(2016)则认为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 U 型”，我国大部分地区目前仍处于“倒 U 型”左侧24。3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已成长为数字经济时代下金融服务的关键组成，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对经济增长存在积极作用(钱海章等，2020)25。和普惠金融相似，已有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上。宋晓玲(2017)、周利等(2020)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6 27。胡振华和金旗(2021)则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08乡收入差距间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28。易行健和周利(2018)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存在区域差异性29。部分学者则拓展研究范围，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其他方面差距和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城乡其他差距方面，韩亮亮等(2022)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特征，且这种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30。谢升峰和卢娟红(2014)测算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缩小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31。王文姬等(2021)实证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表现为先扩大后缩小的“倒 U 型”曲线，拐点约出现在 2016 年32。汪亚楠等(202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等中介传导机制显著提升社会保障水平33。彭靖和李彦龙(2022)实证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促进城乡教育机会均等化，对于地区间教育机会“过程均等化”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34。农业农村发展方面，孙学涛等(2022)基于1869 个县域数据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路径35。何宏庆(2020)认为，数字金融具有缓释传统金融的地理排斥、推动商业银行转型和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的优势，是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36。张永奇(2022)基于 CFPS2014、2018 两期面板数据及对应时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PKU DFIIC)，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土地流转具有推进作用，能加快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37。既有关于城乡融合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但对二者关系的研究较少，且多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某一方面的影响，如城乡产业融合、居民生活水平融合等，鲜有涵盖城乡融合发展各个维度。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从空间结构、经济产业、居民生活、公共服务及生态环境五个维度构建了多元立体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度分析;其次，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及其子维度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第三，将传统金融发展纳入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分析框架中，分析传统金融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中发挥的共同作用，拓宽了研究范围。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当前，我国城乡各项要素流动不畅、分配失衡。城乡经济长期“二元结构”桎梏下，资本的强流动性和逐利性导致城乡间金融资源配置失衡，农村资金向城市净流出，农村生产发展资金“有效供给”不足;农业产业基础薄弱、经营分散、产业融合度低;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大量劳动力向城镇迁移，耕地大量抛荒、房屋闲置或废弃;由于缺乏现代化技术能力，部分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后只能从事低技术含量及低收入工作，缺乏生活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虽日益缩小，但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配套方面仍有很大差异;农村环境治理起步晚、重视程度低，长期滥用化肥、农药等导致农村资源约束加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明显，随着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变，一些重工业部门由城镇迁往农村地区，造成大量工业垃圾聚集，进一步加重乡村生态环境负荷。因此，加大金融政策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确保资金有效供给，解决资金要素流动不畅和配置失衡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必要路径。数字普惠金融既具备传统普惠金融覆盖范围更广、进入门槛更低的特征，又能发挥数字信息技术传播速度更快、使用成本更低等优势，不仅通过提供更加便捷的基础金融服务促进农村地区资金积累，打破城乡资金要素流动壁垒，还通过信息技术共享的空间外溢效应和规模效应，发挥资金要素的先导作用，带动其他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流动，改善要素配置失衡状态，缓解农村地区要素短缺问题，进而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包含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等维度，各维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也必然存在差异。覆盖广度是前期发展重心，通过电子账户数、智能化网点数18等横向拓展普惠金融服务，当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数字信息技术被城乡居民广泛且平等使用时，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成本不断降低，覆盖面扩大，长尾群体对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越高，更易获得生活和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使用深度主要指数字普惠金融的纵向渗透水平，包括用户对支付、货币基金、信贷、保险、投资和信用等业务的实际使用量、使用活跃度及业务创新等方面，渗透度越高，进入门槛和风险水平越低，长尾群体对于金融服务的可使用性越高;数字化程度主要指普惠金融的移动化、实惠化、信用化和便利化程度，数字化程度越高，金融机构风险识别能力越强，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数字鸿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发生率越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越精准。因此，随着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金融资金可获得性、可使用性和使用效率不断提高，农村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资金短缺和金融排斥等问题逐渐得到解决，长期发展中促进城乡融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数字普惠金融能从整体上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即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整体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H2: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