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党建引领_陈浩.pdf

安徽乡村振兴研究No.3，20222022年第3期学术研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党建引领陈浩，施生旭，曾起郁（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摘要：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转型机制，表现为治理手段、治理思维和治理面向等方面。但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因其自身技术属性与乡村现实情境之间的脱嵌，出现了价值偏移、治理主体间疏离以及“马太效应”等困境，需要发挥党建引领对数字乡村治理的保障作用。文章提出建立价值导向、形成治理合力、推动资源整合等途径，建构以党建引领为内核保障、数字技术为赋能工具的乡村治理模式。关键词：数字乡村；数字技术；乡村治理；党建引领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7-1931（2022）03-0104-09收稿日期：2022-11-07基金项目：福建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构建创新研究”（FJ2021MJDZ021）作者简介：陈浩（1997），男，福建延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治理，公共政策；施生旭（1981），男，福建大田人，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公共政策；曾起郁（1971），男，福建大田人，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党委书记，通信作者，研究方向：基层党建，公共政策。一、问题提出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的核心内容，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对乡村社会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乡村治理的主要目标从“有效行政”转向“有效治理”，着眼于解决乡村发展速度与治理能力提升的张力所产生的“治理不良”困局1。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之举，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随着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我国乡村治理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为制度结构和治理手段两大视角。在制DOI：10.13454/j.issn.2097-1931.2022.03.012104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党建引领No.3，20222022年第3期度结构方面，学者探索国家政权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刘守英、熊雪锋指出，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力量强化了国家对乡村的直接治理能力，村民自治是国家政权在乡村场域的重建形式，然而国家整体治理乡村的成本与期望绩效之间形成了落差2；郑红娥、贺惠先指出，当前乡村治理的困境主要在于国家行政权与村庄自治权的冲突3；唐正繁认为，乡（镇）政府、村级组织间结构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乡村治理陷入“强制行政化”与“乡村自治”的悖论矛盾4。如何克服行政越位和自治缺位，学者们进行了诸多探索：李永萍指出，需要实现从国家直接控制向基层党建政治引领的逻辑演变5；杜鹏指出，党建嵌入乡村治理场域时重塑了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6；曹海军、曹志立认为，党建引领依靠村级党组织吸纳社会组织，并以此为轴心通过基层动员的方式保障乡村治理机制的活力，重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网络7。在治理手段方面，学者们着眼于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探索匹配新时代乡村振兴内在要求的治理模式8。随着数字技术向乡村逐步渗透，数字乡村治理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数字技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乡村治理的内容与形式，数字技术赋能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推动力9-10。施生旭、陈浩认为，数字技术已成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向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开辟创新途径11。沈费伟、叶温馨通过内生发展的视角，基于参与主体、资源要素、村民权益等角度论证了数字乡村模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12。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回顾发现，当前乡村治理呈现出党建引领与数字乡村治理逻辑的演进路径，丰富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研究。然而学术界对党建引领与数字乡村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将数字乡村和党建引领看作是相对独立的两种治理模式，而部分学者虽然将数字技术作为治理工具嵌入到基层治理模式中，但并未将党建引领要素融入分析中，缺乏一个框架性的理论阐述。据此，本文将数字乡村治理与党建引领相结合，试图建构一个以党建引领为内核保障、数字技术为赋能工具的新时代数字乡村治理的理论框架，以期对乡村治理的探索实践提供参考。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机理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实施和数字技术的扩散，数字化转型的焦点从城市逐渐转向农村13。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系统论述了数字技术是乡村治理转型的重要推动力，旨在通过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中的运用，推动乡村社会综合治理精细化、现代化。工具论视角将数字技术视为可靠的治理工具14，遵循工具理性的运行逻辑，强调数字技术在提高治理效能中的作用，关注数字技术作为工具对社会治理场景的嵌入，而数字乡村治理不仅是现代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过程，也是乡村治理方式技术化、数字化的转型路径15。凭借数字技术的强大赋能推动乡村数字化、现代化，形成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外部支撑，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向乡村的渗透，实现对农业农村农民进行数字化的改造16。因而，数字技术对乡村的渗透实质上也是由外而内向乡村治理嵌入并实现相互耦合的动态过程，重塑了新时代乡村治理范式，从治理105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党建引领No.3，20222022年第3期手段、治理思维和治理面向三个方面实现数字技术赋能新时代乡村治理。（一）升级乡村治理的手段一方面，乡村治理面临事务日趋复杂化的挑战。社会转型过程中，伴随交通条件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增强17，传统的社会协调机制难以维系复杂化的社会关系。由于资源要素配置不均衡、不确定性风险增加等因素叠加影响，基层政府需要以有限的可利用资源应对更加复杂化的治理现实需求，由此对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乡村精细化治理有赖于数字技术的支撑。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村民意识的提升，不同性质与类型的社会主体形成其独特的价值诉求，如村民的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势，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精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治理能力和服务需求的双重困境下，传统的治理模式与服务方式难以应对实际的变化18，而数字技术的赋能为解决现实困境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一是治理的精准化。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延展了人类的四肢与感官，从不同的角度提升了人类的计算能力和数据资源收集能力19。通过建构网络化治理平台，提升了基层政府处理复杂事务的治理能力，为精准施策解决痛点问题提供基础性保障。通过“信息收集信息反馈”的双向互动机制精准获取公众需求，提高了公共服务的精准度，使基层政府能够及时捕捉公众个性需求并形成良好的正向反馈，从而提供更加精准化的公共服务。二是服务的高效化。数字技术疏通了乡村治理的“最后一公里”20，为政府、企业、公众沟通互动提供了更加快捷便利的渠道，减小了主体之间的信息差，从而减少政策“下乡”阻力，并通过平台服务扩大政务服务事项办理范围，精简审批与办事流程，提供“一网通办”“一站式服务”的高效化政务服务，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的质量。三是模式的韧性化。传统乡镇事务治理以事后处理为主，问题解决思路呈现片面性、个人经验主义的特征，往往依靠有限的信息以及个人的经验判断寻找暂时性的解决措施，无法触及问题根源，缺乏预防和预测能力，在应对诸如疫情、自然灾害等风险时缺乏一定的治理韧性21。而以数据精确分析代替个人经验判断、以主动式的积极预测代替被动式的反馈处理，有助于治理主体事前主动预测和研判潜在问题以及风险，科学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从而显著提升治理主体的反应能力与治理韧性。（二）转变乡村治理的思维数字技术的思维转型来源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形成了整体化和协同化两重治理思维。一是内部结构的整体化思维。受事本主义逻辑的思维限制，主张以“事”为中心解决某些地区或某一领域的特定问题，往往以项目的形式将不同的治理目标细化并派发至不同部门，使得政府上下级与同级部门之间呈现分割状态，导致数据信息分散在各个“孤岛”中，在纵向上难以实现整合，在横向上难以实现共享，影响行政效率和科学决策的成效。数字技术发挥的整合效应能够有效连通各级政府和部门，依靠大数据平台建设形成纵向“省市县（市、区）乡（镇）”四级立体化和横向各职能部门间的信息沟通共享机制，一定程度上突破信息壁垒的阻碍，凝聚政府的治理合力，有效提升治理绩效。二是外部网络的协同化思维。国家力量下沉至乡村106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党建引领No.3，20222022年第3期后，政府包揽了大部分的乡村治理事务，形成一元化、垂直型的管理模式22，作为主要治理主体，挤压了非正式主体的力量，导致村民以及其他治理主体被排除在外，成为被治理的对象，抑制了村民自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然而随着乡村的发展，单极化的政府管理无法适应乡村事务治理的复杂化演变，治理成本提升和治理绩效低下的困境呼唤多元化治理网络的建构。而数字技术通过数据资源的共享与传播构建了一个互动网络，在信息和资源的交换中搭建桥梁，为各治理主体间的沟通提供了有效工具，拓宽了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使乡村精英、社会组织以及企业嵌入治理体系，发挥各类治理主体的自身优势，为构建多中心、多元化、开放式的治理模式提供了现实基础。（三）拓展乡村治理的面向数字技术作为新兴产物，向乡村的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治理领域辐射，拓展了治理面向，推动乡村创新发展。经济上推动产业升级，通过信息技术与农业、工业的融合形成智能化、现代化的新农业、新工业生产方式，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依托互联网平台发展乡村电商经济，形成具有特色的“直播带货”，搭建完整的产业链条，充分促进城乡资源流动，助力乡村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构成乡村经济的内在发展动力。文化上通过自媒体、直播平台等多条渠道，以数字化、网络化的形式弘扬乡村特色文化和发展特色产业，加强城乡文化交流，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的互补，并依靠现代技术充分挖掘乡村文化资源。通过数字博物馆等形式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厚植乡村文化底蕴，促成“互联网+文旅”的新发展模式。生态上依靠大数据实现环境的实时监测，并即时反馈至生态环境部门，有效提升环境治理绩效。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门户平台公开数据，并建立投诉与反馈渠道，使村民能够直接参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监督。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数字技术作为治理工具的强大赋能效应为乡村治理带来了无限可能，然而以工具理性作为逻辑起点的数字技术，无法有效解决村民对乡村治理的各方面诉求，一定程度上影响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因此，仅凭数字技术的“外部”功能性嵌入还不足以完全填充乡村治理的实质内核，出现技术属性与乡村现实情境之间的脱嵌失调，产生治理内在价值偏移、治理主体间疏离以及“马太效应”等困境。（一）产生了治理内在价值的偏移乡村数字化建设的价值偏移体现在治理内在价值的异化。数字技术的化简逻辑将乡村复杂治理场域中的各种要素转化为以数字的表达形式，无论是政府绩效考核的考量，还是具体社会问题的治理，皆以数字表达各项指标与治理成效，虽然在整体上提升了决策的效率，但现实社会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实体与虚拟之间转换过程中难免会导致部分信息受人为主观判断或无法测量等因素的影响而被过滤、筛选，诸如情感态度、价值认同等无法精准测量的因素将无法被纳入数字系统中，因而难以描摹完整、精确的治理成效。数字技术收集的数字往往难以透视复杂的社会关系，缺乏日常生活经验、人际关系等要素的支撑，一定程度上将产生无效的“数字泡沫”23，导致数字在转化为可识别指标的过程中难以避免信息失真，无法反映真实的治理效果。倘若遵循“数字崇拜”和“指标107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党建引领No.3，20222022年第3期至上”，形成“以指标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