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能否缓解产业结构趋同程度_王淑英.pdf

王淑英等：数字化转型能否缓解产业结构趋同程度 119 数字化转型能否缓解产业结构趋同程度数字化转型能否缓解产业结构趋同程度 王淑英 张远芳*摘 要：产业结构趋同现象造成产能过剩的同时会阻碍产业转型升级，而数字化发展能够赋予要素资源、信息流动以及技术创新新动能，因此，厘清数字化发展对产业结构趋同的效力及其内在机理有助于渡过产业转型爬升期。本文将中国 20132019 年 30 个省区市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发展对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趋同具有抑制作用，且影响效果具有空间异质性：数字化发展在东部地区能够显著抑制产业结构趋同，在中部地区作用不明显，在西部地区会促进当地产业结构趋同。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通过促进资源流动、就业结构转型和研发强度提升对产业结构趋同产生影响。研究结论能够在数字化新情景下为政府调整当地产业结构提供政策建议，实现产业结构的协调、高质量发展。关键词：数字化；产业结构趋同；资源流动；就业结构；创新能力 一、引 言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已进入爬坡过坎的重要节点，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升级是必然趋向。产业结构受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市场驱动、资源禀赋等多种因素影响会产生趋同现象。产业结构发展主要以政府为导向，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我国多数省际边界区域资源禀赋、生产条件和能力相近，且缺乏来自外部的生产要素投入，而现行财政分权制度以及官员晋升考核制度会使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战略时忽视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升级规律，出于趋利性、政治晋升、地方保护以及行业增长等动机，政府会将大量资源倾注于拟发展的价高利大产业（胡向婷等，2005；白恩重等，2004），或采纳模仿战略来最大化自身利益（王燕武等，2009），改变当地经济发展特征，致使区域间结构同质化发展现象突出，出现重复建设情况，而传统产业在地区间的分工协调出现的失灵现象也会使产业结构趋同情况难以被匡正（王文举等，2008）。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弊端不止是会造成社会产业整体布局具有相似性和资源重复建设产生浪费。政府为发展明星产业而采取的优惠举措可能会激发利益团体的寻租行为，当地政府出于庇护地方经济和行业增长动机而人为设置贸易壁垒，会阻挠资源与产品的自由流通，导致各地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规律，扭曲各地区的产业结构（Alwyn，2000），抑制投资厂商的投资热情。同时，相似度高、集中度低的主导产业难以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不利于规模经济的产生，导致各区域间的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同质产品过度生产会使有关部门进行掠夺式开发，通过牺牲环境提高供给（杨伟霖，2004）。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也会引起区域产业之间比例关系失调，造成产业分工混乱，增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本，阻碍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提高和协调发展，最终使得产业结构升级与*王 淑 英，郑 州 大 学 管 理 工 程 学 院 教 授；张 远 芳（通 信 作 者），郑 州 大 学 管 理 工 程 学 院 硕 士 研 究 生。E-mail:。本文为河南省科技研发专项软科学重大项目“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管理体制机制模式创新研究”（批准号：202400410040）的阶段性成果。DOI:10.19313/10-1223/f.2022.06.005产业经济评论 2022 年第 6 期 120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代价越来越大。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创造出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数字化转型将引发“关键生产要素”的变迁，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8），通过促进产业内企业转型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产业链升级，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宏观来看，要缓解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应当加强区域经济协作，为区域经济联系构建桥梁，以打破“以邻为壑”的区域经济界限，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资源合理有序流动，激发区域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数字化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动能。政府是否能够借助数字化风口以及快速融合数字化发展新境况，关乎传统产业升级能否顺利渡过爬坡期。政府是否能够通过数字化带来的要素重新配置、劳动结构重构以及技术创新来缓解产业趋同现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体现了政府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度和在新环境中借势发展的能力。鉴于此，本文重在研究多维度数字化水平对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以及其作用机制路径，以期为政府制定加快数字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发展战略决策提供参考。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数字化发展对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可知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动力（陈堂等，2020），而创新是指新要素引入或组合带来的内生增长（Schumpeter，1961），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是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的优化再配置（肖琬君等，2020）。数字化在经济和产业系统中的应用除以数据为核心产生新的价值创造活动外，数字经济还可以对信息流、物资流、资金流等资源要素进行高效整合，数字设备能够通过改善生产工艺来提升生产技术水平，进而赋能传统生产要素从而激励要素再配置，促进产业高级化、合理化和融合发展，通过产业升级优化和空间效应缓解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通信、互联网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够促进地区知识技术的传播（Bottazzi 等，2003；Moreno 等，2005）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Mitra 等，2014），从而直接或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边志强，2014）。具体而言，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能够通过创造新资源、改善资源配置、缩短物理距离等方式影响产业结构。首先，完备的网络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信息充分流动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弊端，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的融合应用可以降低数字资源获取成本，缓解市场失灵问题。二者能够改变资源错配的情况，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其次，网络基础建设能够缩短人与人的现实距离，对于创新主体来说能够提高沟通效率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刘传明等，2020）。而对于市场而言，交易双方由于新商业模式减少了多层级流程，直接沟通可以削减交易成本（刘向东等，2019）。最后，通过数字化技术应用构建的创新平台能够汇聚多元化创新资源，开源社区也便利了对已成功技术获取，丰富创新资源的同时改变创新风险分配机制（李晓华，2020），提升技术外溢扩散水平（任保平等，2019），大幅提高研发创新活动的效率和成功率。凭借互联网与数字化优势引导产业从价值重塑转向价值创造，通过冲击、颠覆、重塑原有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摆脱传统要素路径依赖，带动各区域产业实现指数型、集约型和高效型经济增长模式（肖旭等，2019），而非一味追求模仿其他地区产业发展模式。因此本文假设：H1：数字化发展水平能够缓解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王淑英等：数字化转型能否缓解产业结构趋同程度 121（二）数字化发展、资源流动对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 区域要素配置情况决定了当地的产业结构布局（吴海兵等，2013）。根据赫科歇尔俄林的理论可知，贸易是以各地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发生的，产业结构差异化的直接动因是生产者为获取丰厚利润而借助各自比较优势，分别在各自地区开展具有差异性的经济活动。当区域间要素差异过大时，产业结构差异不受要素市场分割影响，但在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资源充沛的国情下，各省份亟需外部资源流入，以此来在彼此间要素不完全具有差异性情况下发挥比较优势。一言以蔽之，要素的自由流动成为推动各地区产业结构差异化的必要条件。在中国目前存在地方保护和要素市场分割的背景下，资源配置扭曲和要素流动性受阻都会导致各地区难以发挥区域优势实现特色产业的最优规模，进而加重产业同构现象。具体而言，由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教育水平、利率非市场化、资本管制和各地区投资回报率差异等问题造就的市场要素分割阻碍了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同时束缚企业融资约束，致使资源配置效率失效、地区产业结构扭曲以及要素活力缺乏。而数字化投入所形成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数字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劳动力市场信息和数据的流动，降低了企业与应聘者的搜寻成本，大大提高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的匹配效率。何枭吟（2013）通过研究美国经济数字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数字化带来了灵活的就业模式，延伸了劳动力市场匹配的虚拟空间，能够引起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以及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高度流动，而不同地区具有差异性的产业发展水平也会促进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转。数字化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能够以数字科技赋能传统金融，拓展融资方式，在补足传统金融短板的同时向传统金融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传统的金融服务长期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唐松等，2020），而数字金融能够使用大数据技术减轻信息不对称（黄锐等，2020）和代理冲突问题，降低企业融资成本（Fuster 等，2019），强化地区间金融资本流动，打破地理局限，吸纳金融市场中规模较小且零散分布的“长尾”投资者，扩充资金来源范围，增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获取能力（解维敏等，2021），消除“麦克米伦缺口（Macmillan gap）”对企业经营发展的阻碍和影响，提高地区生产效率，利用生产效率差距改变当地引导资本要素流动能力。总体而言，数字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区域间劳动力和资本流动，加快要素流动，使产业结构产生差异化（Markusen，1983）。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数字化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缓解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三）数字化发展、就业结构对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互影响，就业结构的变动是通过劳动者的数量、质量和流动的改变来体现的，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劳动力会向相对收入更高的产业流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会影响就业结构。而就业结构通过改变劳动者收入结构进而影响需求结构，劳动者消费模式的改变会促进产业结构变化。劳动者规模会改变企业用工成本，使产业结构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劳动者若文化素养较低，则只能长期被锁定在低端低技能产业，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社会和制度性因素会使劳动力市场部门出现差异，致使不同人群在就业部门、职位以及收入模式上存在明显差异，位于次要劳动力市场中的灵活就业者由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存在的较高门槛准入限制，难以向主要劳动力市场进行职业流动。在当前我国财政分权制度以及官员激励考核制度下，各地区能够利用行政以及财政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对内外部资源进出产业经济评论 2022 年第 6 期 122 进行吸引和控制，而由此形成的资源壁垒扭曲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易产生资本过度深化以及产业结构发展偏离本地资源禀赋的现象。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会挤出一部分富余劳动力，阻碍优势产业发展以及劣势产业退出，最终造成产品结构上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并存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3），而就业结构若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与产业转型步伐不协调以及劳动者素质过低等，都会阻碍或减缓产业转型的速度，增加产业转型的难度（李文星，2012；郭丹等，2010），加重当地产业同构困境。数字化发展能够为就业结构的改变注入新动力。数字化带来的突破性技术会创造新的产业，而数字化新技术的应用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和提升市场需求，由此创造出更多就业岗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引发的“机器换人”有助于解决制造业劳动力短缺和产品质量不稳定等问题（潘恩荣等，2019）。数字经济促使电子商务和共享经济的兴起，促使网店、网约车等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的新业态蓬勃发展，成为吸纳就业的一个重要增长极（倪建春，2020）。数字化发展同时也会为传统灵活就业注入新内容，新型灵活就业模式增加了从业者的满足感和自主性，吸引更多劳动者自主选择灵活就业（肖巍，2019）。数字化在产业中的应用带来的产业智能化会引致更多的高技术人才需求，影响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张万里等，2021）。由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产业间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