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家庭收入与中国...赠——从绝对地位到相对地位_袁佳黎.pdf

第 卷第 期 年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基地中国转型社会学”（主持人：张文宏）、“敦和竹林计划”（第四期）“收入不平等、阶层地位与慈善行为的本土化研究”（项目编号：）之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袁佳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文宏，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飞，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朱健刚，赖伟军：“不完全合作”：联合行动策略 以“”汶川地震 联合救灾为例，社会，年第 期。中国慈善联合会：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访问日期：年 月 日。收入不平等、家庭收入与中国民众的慈善捐赠 从绝对地位到相对地位袁佳黎，张文宏，刘 飞（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上海；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摘 要慈善公益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内容，是观察不同阶层应对社会不平等所采取社会行动的有效工具。通过对 年和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年中国居民的慈善捐赠主要受家庭绝对收入影响，而 年由收入比较形成的相对收入已成为家庭慈善捐赠的决定因素；在绝对收入起主导作用时，家庭收入对慈善捐赠的影响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而增强，而在相对收入起主导作用时，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则相反。研究结果为既有争议提供了理论解释，也进一步揭示了单纯改善个体绝对收入对促进慈善捐赠作用的限度，舆论引导公众进行合理的社会比较对于引导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慈善捐赠；收入不平等；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一、问题的提出中国慈善事业在 世纪前 年发生了非常重要的转型，从过去自上而下的计划慈善逐渐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普通人都能参与的公民公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社会中慈善事业的力量被进一步激发，其发挥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缩小阶层差距的功能也获得了社会各界广泛肯定。据中国慈善联合会统计，年中国大陆接受款物捐赠共计 亿元，首次超过 亿元，同比增长 。在捐赠主体中，企业和个人的捐赠总额分别为亿元、亿元，年度增幅均在三成以上，分别占捐赠总额的 、。然而，美国 年接受的慈善捐赠总额为 亿美元，其中，公众个人捐赠占到全部捐赠的，总额DOI:10.20004/ki.ujn.2023.02.015达到 亿美元，约为中国的 倍。由此可见，尽管中国民众的慈善捐赠额增长较快，但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如何地促进个人捐赠的发展是我们未来面对的重要议题。国内关于慈善捐赠的研究起步较晚，大部分研究侧重于企业或企业主的捐赠行为，而分析个体家庭捐赠行为的文献明显不足。目前对于中国民众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研究，分为微观因素与宏观因素。对于微观个体因素的研究发现，居民的利他主义观念、职业、教育和收入以及社会资本均能够正向影响其慈善捐赠。另有学者关注制度、组织和环境等宏观因素，例如，将具有中国制度特色的工作单位体制视作制度背景纳入分析，也有利用调查数据或实验的方法检验了慈善组织对于捐赠信息的反馈和公开的影响机制，少量研究则验证了社区“同群效应”的重要影响。上述实证研究为理解中国民众慈善捐赠的发生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分析框架的层次和研究视角上仍有拓展空间：首先，在以家庭收入为代表的经济地位作为限制居民捐赠的重要结构性因素方面，以往国内研究仅基于地位决定论考察了绝对收入的影响，而未检验由收入比较形成的相对收入的重要作用。其次，宏观因素中除了社区层次的“同群效应”，某一地区内居民收入差距状况也是影响其捐赠行为的重要因素。最后，鲜有研究以动态视角考察家庭收入与捐赠行为关系的变迁历程。通过引入相对收入和拓展动态变迁视角，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各阶层民众慈善捐赠的行为机制及其变迁，不仅有助于实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良性互动，更为党和政府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提供重要理据。为此，本研究将利用 年和 年两期中国劳动力追踪调查（）数据来分析中国家庭的绝对经济地位、相对经济地位与慈善捐赠的关系及其变迁，并进一步探索在绝对地位或相对地位发挥主导作用时收入不平等的情境效应。二、家庭收入与慈善捐赠：从绝对地位到相对地位西方学者关于家庭收入与慈善捐赠的关系已积累了丰硕成果，既往经验研究大多验证了这一事实：家庭收入的增加提升了其捐赠参与度和捐赠金额。基于多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成员的收入分化，使他们在慈善捐赠行为上也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相较于弱势地位者，客观社会济 南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苏媛媛，石国亮：居民慈善捐赠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分析，社会科学研究，年第 期。刘凤芹，卢玮静：社会经济地位对慈善捐款行为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胡荣，沈珊：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与捐赠行为，公共行政评论，年第 期。朱健刚，刘艺非，胡小军：中国家庭捐赠现状整体分析 基于家庭禀赋与社会结构的解释，学术研究，年第 期；周晓剑，武翰涛：家庭禀赋、邻里效应与捐赠动机 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社会保障评论，年第 期。苏媛媛，石国亮：居民慈善捐赠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分析，社会科学研究，年第 期；罗俊，陈叶烽，何浩然：捐赠信息公开对捐赠行为的“筛选”与“提拔”效应 来自慈善捐赠田野实验的证据，经济学，年第 期。周翠俭，刘一伟：共同富裕背景下居民慈善捐赠的同群效应研究，社会保障研究，第 期；周晓剑，武翰涛：家庭禀赋、邻里效应与捐赠动机 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社会保障评论，年第 期。地位较高者的慈善捐赠额度更高。国内学者的多项研究也有一致的发现，例如，较早的研究发现，个体慈善捐赠额度会随工作收入的增加而提升，随后朱健刚等利用中国劳动力追踪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家庭收入与慈善捐赠参与率、捐赠额度的关系，他们发现，家庭收入的增加与两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还有两项研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为后续社会分层视角下的慈善捐赠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引发了我们关于中国民众阶层地位究竟如何影响其捐赠行为的思考。正如相对剥夺理论指出的结构决定论的不足：个体在评价自身境遇时，相关参照群体的影响超过了个体实际地位的影响，无论人们处于客观分层结构中的位置如何，在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经济、权力或文化等资源比较时，都可能处于相对剥夺地位。因此，我们认为，在经济地位影响人们慈善捐赠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绝对地位作用机制与相对地位作用机制。社会地位提供给人们获取稀缺资源的途径，对地位的追求自然也成为人们行动的重要动力。古典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生活境遇、社会资源等客观结构性因素的差异会导致个体间在态度和行动上出现分化。然而，近年来，研究者逐渐正视绝对地位对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动解释力有限的问题，更多的研究开始将理论视角转向个体的相对地位。关于相对地位的研究表明，人们会关心自己在社会分层结构或参考群体中的地位，即位置关注。弗兰克通过对地位寻求的系统分析后指出，人们对地位的追求不仅是出于“先天”的喜爱，还因为地位的提升与附加利益紧密相联。实验研究也表明，人们对地位表现出天然的需求动机，为了获得更高的地位甚至会不惜破坏其他人收入不平等、家庭收入与中国民众的慈善捐赠，：？；，：，；，刘凤芹，卢玮静：社会经济地位对慈善捐款行为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朱健刚，刘艺非：中国家庭捐赠规模及影响因素探析，中国人口科学，年第 期；朱健刚，刘艺非：中国城镇家庭收入与慈善捐赠，学术研究，年第 期；朱健刚，刘艺非，胡小军：中国家庭捐赠现状整体分析 基于家庭禀赋与社会结构的解释，学术研究，年第 期。周晓剑，武翰涛：家庭禀赋、邻里效应与捐赠动机 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社会保障评论，年第 期；周翠俭，刘一伟：共同富裕背景下居民慈善捐赠的同群效应研究，社会保障研究，第 期。马磊，刘欣：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社会学研究，年第 期。，：，？，；，？，；，？，；，？，的利益。简言之，人们不仅需要自己占有某种资源，更需要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占有更多的资源，即相比绝对地位，相对地位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相对地位的重要性在诸多研究领域中均有发现。索尔尼克和海明威借助位置关注量表（），要求受访者在多个领域中选择自己更喜欢的情形，情形一体现的是绝对地位的优势、相对地位的劣势，例如，供职于 公司年收入为 美元，公司内其他员工年收入为 美元；情形二则相反，体现了绝对地位的劣势、相对地位的优势，例如，供职于 公司年收入为 美元，而其他员工的年收入为 美元。调查结果显示，情形二得到了更多受访者的选择，即人们在追求地位提升时更在乎相对地位而非绝对地位。更多关于相对地位重要性的经验研究主要围绕着人们对金钱是否可以买到幸福的争论，经验证据显示，社会中越富有的人幸福感也越高，但提高所有社会成员的收入却不能增加人们的幸福感，这表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似乎比预期的要小，与之相比，相对收入的变化对幸福感的影响则要大得多。国内学者关于相对地位在中国社会情境下的适用性也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刘欣较早提出了中国民众阶层认同的“相对剥夺地位”解释，李培林在解释地区间阶层认同差异时也认为，人们在参照系统里的相对位置是其阶层认同的决定性因素。关于中国城市居民分配公平感的研究也再次验证了相对地位在解释中国民众社会态度时的重要性。通过回顾既有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基于相对地位的经验研究大多聚焦于主观社会态度，鲜有研究将其应用于对居民客观行动的解释，而大多家庭收入与慈善捐赠研究的理论取向则是结构决定论，忽视了相对地位的重要性。结合前文对家庭绝对收入与慈善捐赠关系的回顾，以及绝对地位与相对地位理论视角的讨论，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假设：家庭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提高都会促进家庭的慈善捐赠行为。三、收入不平等的情境效应（一）国外研究的启示与遗留问题西方近年对慈善捐赠的研究开始关注宏观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居民家庭收入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然而，研究结果尚未达成一致。这场争论始于柯特等人 年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的一项研究，他们认为，若收入高度集中在高收入群体，高收入者倾向济 南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刘欣：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社会学研究，年第 期。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社会，年第 期。马磊，刘欣：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社会学研究，年第 期。于进行有利的向下比较，在此过程中会获得权利感，也就是一种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重要的主观感知。这种权利感使高收入者认为既有的资源、地位本就应当属于自己，从而降低了他们的慷慨程度。收入不平等也进一步增加了高收入者对失去地位、资源的担忧，从而降低了其与他人分享资源的意愿。他们基于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和实验研究发现，资源分配不均的结构性条件对高收入群体慷慨程度具有限制作用，当不平等程度较高时，高收入者的慷慨程度会下降，在收入与慈善捐赠的关系上则表现为收入不平等的提高会减弱家庭收入对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随着将收入不平等情境效应引入慈善捐赠研究，更多的学者开始进行相关研究。薛梅克尔等人认为柯特等人仅基于两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具有普遍性。他们开展了三项分别基于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德国社会经济委员会数据、国际社会调查计划数据的研究。前两项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发现收入不平等对收入与慈善捐赠的关系具有负向或正向的调节作用，但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第三项基于多国数据的研究结果则表明，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深，收入对慈善捐赠的积极效应会增强。为何上述结论与柯特等人的发现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可能的原因在于：柯特等人的实验研究对于不平等程度的操作缺乏外部有效性，而调查数据的分析仅涵盖了美国各州的收入不平等差异，一旦将研究范围扩大至多个国家，鉴于各国间社会结构和文化差异，研究结论并不稳健。两个团队的争辩成为收入不平等与慈善捐赠研究中的经典对话，但对于收入不平等在收入与慈善捐赠的关系之间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至今学界尚未达成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