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家庭多维...——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_陈怡.pdf

第 卷第 期金融教育研究 年 月 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是“按 年价格水平每人每年生活水平 元”：国家统计局 全国两会服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年 月 日）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年）的通知，国发 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外财富差距与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江苏省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作者简介：陈 怡（），女，江苏东台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 数据的分析陈 怡，陈 芳（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摘要：基于中国家庭微观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并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多维相对贫困的内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中国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且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分指标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减缓存在不同效果；人力资本投资是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家庭多维相相对贫困的重要机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效果在城乡、地区、家庭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上存在显著异质性。因此，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居民教育水平，推动地区对外开放有助于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多维相对贫困；人力资本投资；共同富裕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一、引言截至 年 月，我国已完成消除中国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中国的扶贫工作要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要做到消除绝对贫困，更要从根本上应对和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张前程等，）。年后的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既要考虑经济维度，又要考虑社会发展维度（王小林和冯贺霞，）。因此，加强多维度的扶贫治理，对于巩固脱贫成果、预防新增贫困、实现农村振兴战略以及构建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扩大融资渠道通常被认为是重要的扶贫政策之一（秦升泽和李谷成，）。然而，经济社会中有限的金融资源出现“精英俘获现象”，贫困群体由于金融抑制现象的存在无法有效利用金融资源改善其贫困状况（王小华等，）。为了缓解贫富群体获得金融资源不均的现状，国务院在 年正式提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尤其是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低收入群体都能享受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随着我国网络技术与数字化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一词给农村金融业务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相较于传统的金融机构，数字化的金融模式具有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居民获得金融服务门槛等优势。同时，互联网支付、小微信贷、线上保险等业务也可以规避传统金融机构交易成本高、缺乏抵押品等问题。因此，在我国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以及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双重背景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以及针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效果是否存在异质性、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机制效应，将有助于我国减贫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相较于以往研究，全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利用 法构建了家庭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并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机制，这是全文的理论意义所在。二是不仅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而且对其影响的城乡、区域、不同教育水平群体、不同收入水平群体进行异质性分析，从而为减贫探索有效政策建议，这是全文的现实意义所在。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与假说的提出；第四部分为实证模型的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第五部分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影响的异质性；第六部分为结论及政策建议。二、文献综述（一）贫困测度的相关研究贫困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众多研究中对于贫困的理解和测度都有所不同。我国消除中国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之后的研究重心是相对贫困问题。在识别相对贫困时，邢成举和李小云（）指出 年后应将地区相对贫困划分指标设置为居民收入水平中位数的。而孙久文和夏添（）考虑到城乡发展不均的情况，认为相对贫困线需以城乡居民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分别进行划分。王小林和冯贺霞（）根据“贫困”一词的中文定义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指出 年后的贫困定义和标准必然是多维的。基于（）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提出了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法），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利用 模型根据不同的微观数据库选取不同的维度、指标及权重测算所需群体的多维贫困指数（吕文慧等，；黄森慰等，；姚兴安等，）。而王小林（）在其研究中也指出只需对贫困维度的单个指标以该指标中位数的一定比例设定相对贫困阈值，就可用 法测算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贫困的相关研究国外对普惠金融影响贫困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以发达国家为研究背景，（）使用英国的微观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指出普惠金融扩大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弱势群体可以通过享受金融产品而受益，由此产生贫困减缓效应。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背景，（）使用孟加拉和印度的微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也发现普惠金融可以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程度，并且农村地区的贷款减贫效应显著高于城镇地区。（）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数据，得出金融发展可从促进经济增长与改善收入分配两个途径缩小收入差距。与上述研究结论相反，（）和（）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并不能给农村及低收入群体带来应有收益。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影响。尽管以往的文献对贫困赋予了不同的衡量标准，但仍有大量研究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起到了积极作用。陈慧卿等（）将我国 个省份 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贫困的指标，从绝对贫困的视角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减贫效应，张林和周舒影（）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黄倩等（）以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度量贫困，同样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正向减贫作用。除此之外，数字普惠金融还通过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显著提高居民获得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增加了贫困群体的金融借贷机会，缓解金融市场上长期存在的“财富门槛”效应来达到减贫效果（刘长庚和罗午阳，；张勋等，）。从相对贫困的视角出发，刘魏（）将家庭人均纯收入中位数的 作为贫困线划线标准界定相对贫困。刘鹏举等（）基于 选取 个维度共 个指标并采用熵权法对各指标赋权计算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吴本健等（）将收入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返贫风险和主观相对剥夺感运用熵值法合成家庭多维相对贫困指金融教育研究 年数。上述研究均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另有部分学者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无法有效缓解家庭贫困状况，甚至会加大贫富差距，对目前的相对贫困状况产生进一步恶化。王伟和朱一鸣（）指出如果普惠金融只是关注贫困地区的金融排斥问题，就会加快资金向外流动的速度，反而会产生致贫效应。谭燕芝和彭千芮（）、郑秀峰和朱一鸣（）在其研究中指出，金融机构在积极响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同时希望达到更大的营利性目标，因此通过行政手段对财政资源的配置进行干预，很容易导致“资源错配”和“使命漂移”，从而降低资金的利用效率。即使农村信贷供应充足，但由于贫困农户自身能力不足、经济发展机会少、金融知识不足、农村通信设备普及率低等原因，缺乏有效的金融资源需求以及对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从而限制了普惠金融在扶贫中的作用（林万龙和杨丛丛，；吕瑛春等，）。此外，卫晓峰（）指出，由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尚处于起步状态，关于此方面的法律法规尚未完善，导致包括互联网信贷、保险等在内的一些新型数字普惠金融方式存在一定的诈骗风险和客户隐私信息披露，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和贫困群体的自我排斥。崔艳娟和孙刚（）则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普惠金融在短期内会对减贫效果产生负面影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对减贫产生正向影响。在前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居民贫困状况关系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机制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其中，主要的减贫机制包括经济增长（黄倩等，）、收入分配（张林和周舒影，；黄倩等，）、信贷约束和人力资本投资（吴本健等，）。（三）文献述评综上所述，结合贫困测度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贫困的相关文献发现，由于所使用的贫困水平测度、研究数据、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研究结果也有不同，对中国居民的贫困状况产生重要影响。然而以往文献主要从数字普惠金融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进行研究，忽略了从多维相对贫困的视角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影响。在研究数据方面，多数学者也是基于我国省级层面的宏观面板数据进行研究，鲜有学者选用家庭微观数据。家户微观数据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家庭微观信息，避免宏观数据因对家户信息进行加总平均后掩盖了家户微观数据，且微观数据更能反映个体行为决策的因果逻辑，从微观层面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将会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与此同时，多数研究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直接效应上，较少对其传导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因此，笔者拟从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视角出发，利用 微观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考虑异质性，最后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三、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根据不平衡增长理论可知，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会对周围区域造成“极化效应”，使周边地区的资源向这个区域聚集，从而造成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异，这种“极化效应”在经济发展初期较为显著，但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极化效应”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将会被“涓滴效应”所取代。偏远地区由于自身发展不充分，经济资源优先流向发达地区，造成供求失衡，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贫困人口、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并未享受到特别的待遇，但在区域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只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实现自身发展，即“造血”，为区域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改善乡村交通基础设施和完善金融服务、为农户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投入等渠道，拓宽了偏远地区贫困群体获得风险更低的金融参与渠道，为落后地区贫困人口、弱势群体提供所需的金融服务，扩大了落后地区家庭的金融服务可得性，从而使弱势群体有资本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缓解贫富群体的两极分化，从而减少家庭相对贫困的产生。第 期陈 怡，等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不平衡增长理论是非均衡增长论的理论之一，是德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 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提出的。图 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排斥的缓解效应如图 所示，金融排斥可以分为机会排斥、价格排斥、条件排斥、市场排斥和自我排斥五个维度，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这五个维度的排斥，从而达到缓解金融排斥的效果。根据金融排斥理论，学者们将金融排斥分为机会排斥、价格排斥、条件排斥、市场排斥和自我排斥（，；田霖，）。由于高收入群体自身具有经济条件相对稳定，信用程度较高的特点，为了金融机构所谓的“安全市场”，金融机构以高收入群体作为主要服务对象，可以保证其风险在相对较低的范围内。而贫困群体由于自身能力以及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导致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或者部分金融机构以利润为导向而不能以低价、便捷的方式提供金融服务，都会致使金融排斥现象的产生。数字技术与金融的结合，为普惠金融带来了新的发展模式。数字普惠金融在互联网平台上搭建了数千万甚至上亿的移动终端，如淘宝、微信等，这些移动终端被粘在了现场，可以有效缓解金融排斥（方先明等，）。首先，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所有金融服务都可以在网络空间中进行，这极大地缓解了地理因素造成的金融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使偏远地区的农村家庭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缓解了机会排斥。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取代了传统金融的实体网络和人力服务，交易成本远低于实体网络和人力服务，大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价格。这使得更多人能够负担得起金融服务，并减少了价格排斥。同时，数字普惠金融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淘宝、微信等场景，对用户的社交媒体和网购平台数据进行深度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