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下共享型和谐劳动关系的建构机理与实现路径_吕景春.pdf

数字经济下共享型和谐劳动关系的建构机理与实现路径*吕景春【内容提要】当前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不断向纵深推进，中国也正加速向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与传统的用工形式相比，在劳动过程、雇佣关系和劳资矛盾等方面均出现了新的情况，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更加隐蔽、多元和深化，劳动关系愈发紧张甚至存在恶化趋势。因而，探索契合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共享型和谐劳动关系对缓和劳资矛盾显得尤为迫切。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为建构共享型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维度和实践路径。文章对数字经济下共享型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建构的可能性进行了机理分析，并从劳资内部均衡共享利益、政府规制与健全收入分配体制机制、平台技术红利的共享等方面提出共享型和谐劳动关系的实现路径，以此为数字经济成果更多惠及人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建议和参考。【关键词】数字经济共享型和谐劳动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共享发展作者简介:吕景春(1966)，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天津300387)。劳动关系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平台经济的发展，与传统工业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在劳动过程、劳资博弈方式、雇佣关系等诸多方面均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更加复杂、多元、深化和隐蔽，其直接后果是弱化了雇佣劳动与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资强劳弱”的格局被进一步固化，导致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关系愈趋紧张，隐性或潜在的劳动问题随时可能引发显性或公开化的劳资冲突。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数字经济下的共享平台服务人员数量在 20172018 年间出现了激增，2020 年共享经济参与人数约 8.3 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约为 8400 万人。根据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数据，20162020 年五年间，互联网企业劳动相关司法案件从 2016 年的 1.07 万件上升至 2020 年的 3.97 万件。新劳动形式的出现、新就业人数的增长和法律制度的不尽完善，造成数字经济背景下劳资矛盾的加深和劳动争议案件的急剧上升，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带来挑战。根据当前形势，建构契合数字经济背景下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刻不容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为我国今后更长时期的发27*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谐劳动关系的利益协调机制与制度安排研究”(14BJY033)、天津市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培养计划项目“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研究”(TD135109)的阶段性成果。参见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http:/wwwsicgovcn/News/557/9904htm。参见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21)，http:/wwwsicgovcn/News/557/10779htm。参见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互联网内卷化背后:全国互联网行业劳动司法案件年增量五年翻两番，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1001608710998680wfr=spiderfor=pc。展提供了方向、思路和着力点。其中，共享发展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我国朝着党的二十大确立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劳动关系作为现代社会关系中的最基本关系，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步伐。一直以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目标是使劳资之间实现利益的公平公正分配，保障劳动者权益，进而提高劳动关系主体各自的积极性，最终实现双赢，这与共享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共享发展理念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维度和可行的实践路径，因此，可以将共享发展理念与已有劳动关系理论有机融合，构建一种全新的和谐劳动关系 共享型和谐劳动关系，进而为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建议和参考。一、数字经济下劳动关系的嬗变1 数字经济下劳动过程的转变互联网、数字信息技术以及内容提供商的高速发展，催生和变革了一系列经济活动，传统的劳动过程逐渐数字化，即出现了所谓的“数字劳动”。数字劳动的定义最早被泰拉诺瓦(Terranova)提及，他认为数字劳动区别于传统物质劳动，是对“非物质劳动”(知识、文化和信息)的生产消费，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免费劳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如今来看，数字劳动过程不再只是免费的无偿劳动，还包括利用数字平台进行交易的雇佣和非雇佣劳动，而这种数字经济下的劳动过程已然发生了改变并呈现以下特点。(1)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趋于分离。马克思强调未来的劳动过程应该是“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集成芯片制造成本的降低，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物化劳动加速取代活劳动的趋势。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工业机器人等被广泛应用于劳动过程，传统产品生产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逐渐被智能工业机器人替代，直接从事产品深加工的工人数量趋于减少。更多工人不再直接参与产品的生产作业，而是被分配到对自动化机器设备的监控和维护中，传统雇佣经济下的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趋于分离。(2)劳动形态的数字化和非物质化。不同于传统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劳动形态数字化、非物质化。数字经济背景下呈现出越来越多以信息、知识、数据、情感等非物质形态为特征的数字劳动产品，以往处于生产环节外的资源和劳动，现在都可以转化为“数据”用于剩余价值生产。由此产生基于注意力、数据、零工、内容和“粉丝经济”的双边数字经济市场，数字资本通过活跃用户的产消型无酬劳动，恣意剥夺其相对剩余价值。数字劳动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方式和手段日益复杂和多元，无薪抑或隐性劳动成为最新的剥削形式。37数字经济下共享型和谐劳动关系的建构机理与实现路径Tiziana Terranova，“Free Labor: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Social text，Vol18，No2，200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96 页。参见李怡乐:我国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修复机制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年第 2 期。参见田洋:互联网时代劳动过程的变化 ，经济学家2018 年第 3 期。参见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2 期。参见黄再胜: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分配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 年第 3 期。参见张春颖:法国理论界对资本主义剥削问题的阐述 以 今日马克思杂志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年第 6 期。(3)劳动资料智能化。工业物联网技术的使用实现了对原材料的精准投送和对流水线工人的实时、全天候监控。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产品的设计、生产和供需匹配效率提高，对市场需求的应变能力也更加快速。计算机仿真、建模和虚拟现实技术实现了对新产品开发和设计的可视化管理，原材料从库房到生产车间再到物流的调度和运输完全可以通过自动化远程控制;另一方面，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管理和控制不断加深，以往对劳动的控制仅靠工头的粗糙监督，而现在随着新型传感器设备、高精度定位技术和智能终端的应用，使劳动者置于资本的全天候监管和控制下，工厂可以实现对劳动者的实时和自动化监督。数字工厂内，监视器、传感器和微电脑等设备被安装在相应的生产设备上，借助网关等中继设备将其并入工业互联网，通过对劳动过程中的人员、材料和设备等信息进行实时动态采集，完成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集中协调管理。工人的操作流程被精细化、规范化、程序化定制和管控，工人利用工作间隙伺机偷懒的侥幸心理随着生产资料的智能化应用被彻底磨灭。数字工厂外，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将定位精度提升到了亚米级，即使劳动者摆脱了“工厂体制”下物理空间的限制，资本依旧能通过远程定位后台实时掌握劳动者的位置信息。以外卖平台为例，外卖员一旦上线登录平台，就会一直处于平台的“电子全景监控”之下，平台实时记录劳动者的运动轨迹和工作状态，并利用后台的算法程序为其安排最精细的配送任务。总之，数字化技术被应用于劳动过程的各个环节，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进一步加强。2 数字经济下雇佣关系的改变(1)雇佣关系的即时化与弹性化。数字平台依托数字经济迅猛发展，被冠以“共享、分权和绿色”的价值符号，由于其通过“连接”和“匹配”将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直接联系起来“撮合”市场交易，并将中介等第三方职能机构排除在外，被称为“未来趋势的新化身”。然而，表面平台经济似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供需匹配效率以及提升闲置生产资料和闲散劳动的利用率等方式，正在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以及劳资矛盾等，但事实上共享经济却蒙着创造灵活就业的面纱，掩盖了资本以更为多元、隐蔽和复杂的方式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本性。相较于传统的雇佣关系，资本利用各种数字技术手段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雇佣关系即时化、弹性化，进一步减弱劳资间雇佣关系的刚性而寻求资本积累的最大化。(2)劳资权责边界的模糊化。平台就业模式使资本与劳动雇佣关系的建立更为便捷。然而，平台经济抛出“一点接入，服务全球”的噱头，背后却通过模糊劳资权责界限给人们在法律形式上认定雇佣关系造成了困难。由于数字技术打破了时空障碍，雇主和雇员无须当面交易，雇主可以在任何时间利用平台发布劳务和服务需求，劳动者也可根据自己意愿自主选择工作地点和时间，其工作和闲暇的时间界限被模糊化。而与之一同模糊化的还有劳资之间的权责以及对劳动者的保障，正是因为平台经济“即需即用”的雇佣特点，数字劳动者无法拥有像传统雇佣关系下法律明文规定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即使签署了一定形式的雇佣劳动合同，平台也会以各种方式规避其责任，劳资之间一旦发生争议和纠纷，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很难受到保护。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以往劳动者与企业签署劳动合同并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资本及其代理人的控制，其本身具有很强的从属联系，但数字经济背后的劳动雇佣模式使得劳动者除却参与企业经营活动在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外，组织和人格方面的从属关系被弱化，很难完全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平台将劳动者分割成单独的个47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 年第 2 期参见李胜蓝、江立华:新型劳动时间控制与虚假自由 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研究 ，社会学研究2020 年第 6 期。美史蒂文希尔:经济奇点:共享经济、创造性破坏与未来社会，苏京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 5 页。参见朱晓峰:数字时代劳动者权利保护论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体，劳动者群体无法有效组建有规模的工会组织与资本对抗，更无法与资方进行集体协商。(3)“去劳动关系化”。数字技术的发展加剧了资本“去劳动关系化”的趋势。依靠数字技术，资本通过对雇佣形式的“巧妙”改变弱化了劳资之间的雇佣关系，借以“众包”“共享”“零工经济”和“独立承包商”名义替代实际的雇佣关系。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将服务实时更新，劳动者根据自身情况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参与就业，且可以同时为多个服务需求者提供服务。传统的雇佣关系下，资本与劳动确立劳动关系后，劳动者被要求集中在雇主指定的劳动场所内，“通过固定工作时间、系统化的管理和重新组织劳动过程加以利用”。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者在线上承接工作任务之后，只需根据市场信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即可，而不需要时刻受到资本的限制，可自主选择工作地点。网络电商、网约车和互联网家政服务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劳动雇佣关系，这种新型的雇佣关系被称为非典型的合作契约或劳务关系。尽管这种平台化的劳动和服务给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选择，劳动者的工作任务、时间和地点也更加灵活和弹性化，劳动报酬也相应从传统的计时工资向计件工资转变，劳动对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