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浙江省H村“功德银行”为例_臧秀玲.pdf

中图分类号：D42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21（2023）02-0048-10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机制与治理效能以浙江省H村“功德银行”为例臧秀玲康乐（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237）摘要：德治是传统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传统乡村社会特征发生改变，德治在乡村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实现机制也相应发生变化，成为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通过以浙江省H村“功德银行”案例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机制和治理效能。研究表明，数字动员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关系整合，数字积分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规则重塑，数字监督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内生调节，为当前德治在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提供了借鉴。关键词：德治；乡村治理；数字技术；积分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同时提出“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的转型升级，乡村物质文明建设卓有成效，但精神文明建设却依然处于滞后状态，影响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1。党的十九大以来，德治成为构建新时代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发挥着“滋养法治、涵养自治”和“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的基本功能。2022年发布的 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强调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推进数字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持续开展数字乡村试点”，同时“推广积分制、数字化等典型做法”亦成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完善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接诉即办等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新时期新形势下，乡村德治以道德规范推进乡村治理，成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议题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治式。长期以来，许多村庄自发探索德治的有效途径，却难以解决道德弱化、虚化问题，德治在乡村治理中始终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环境下，当前德治缺乏有效实现形式与机制。浙江贫困山村H村自发探索成立“功德银行”以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搭建德治平台，创新德治机制，提升德治水平，极大改善了村庄治理秩序和整体发展环境，成功探索出一条培育村民德治素养、开发乡村治理资源、释放治理主体能动性、繁荣乡村支柱产业、协调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关系统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文明发展道路。本文通过H村“功德银行”推行德治的经验分析，探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机制和治理效能，为当前探索乡村德治和产业振兴有效途径提供了借鉴。一、问题提出与分析框架德治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乡村德治主体与形式存在的本质差异，可以将乡村德治划分为三个阶段：传统乡村治理时期以士人为主体的德治，民国乡村建设时期以平民为主体收稿日期：2023-02-13基金项目：山东大学2022年度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项目“儒家德性政治基础理论建构研究”（22RWD15）作者简介：臧秀玲（1963），女，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康乐（1994），女，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2期地方政府与治理-48DOI:10.16365/ki.11-4054/d.2023.02.012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2期的德治，推进乡村善治时期以人民为主体的德治。一是传统乡村治理时期以士人为主体的德治。传统乡村德治赓续时间最长，特征也最为典型，梁漱溟概括为“礼”的道路，指出东方文化独特的“无对”精神，以互尽伦理道德义务超离了个体对外性，“处己有以自得，处人仁让谦礼”2。就历史脉络来看，伴随“德”的下行和“士”的上升两个相互联系的向度，先秦士人初步建构起平民化的德性政治理论3。钱穆认为秦汉以来，政府是由智识分子组成、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士人政府，部分汉儒以礼乐教化为政治之最大责任，其意义在于“使民间均遵循一种有秩序、有意义的生活”4，意指传统德治是士人政府主动进行古代国家建构，整合乡土社会，塑造民众认同的过程。但受限于古代政府能力不足，乡土社会常处于国家不在场的形态，士绅依礼而治，而“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5，呈现出“熟人社会”的重要特征。因此，乡村德治主要依靠士人的双轨教化机制实现：在上的是士人政府，它将政统与道统相结合，以政府意志和学术教育主动嵌入乡土社会；在下的是士绅族贤，依靠伦理惯行和乡约共识来具体主持与调节乡土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同历史时期，在上与在下的双轨教化机制表现的互有强弱和显隐，共同发挥德治效用，均是传统国家整合乡村的重要途径。二是民国乡村建设时期以平民为主体的德治。民国乡村建设时期是德治的重要转型时期，伦理道德失去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现代公民道德在与传统礼俗交锋中无序生长。作为教化主体的士人政府不复存在，乡村“熟人社会”特征逐步解体，乡绅普遍劣化，伴生“社会损蚀”（social erosion）危机：维持乡土社会健全性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不断受到损蚀和冲洗。时贤痛心于乡村糜烂，积极探索德治的新形式，主动与乡村平民结合，提出“欲化农民，先农民化”的口号，促使德治主体下沉。按照德治内容差异划分：其一，局部调节为主的“原生式”德治，以传统乡村德治资源改造乡村组织，调整乡约内容，要求知识分子与平民结合，如米迪刚、梁漱溟、费孝通等人主张以中国固有文明为主，“走礼的路”6，“大规模地复员乡土”7。其二，全面改造为主的“嵌入式”德治，由乡村以外的政治或社会力量规范乡村秩序，旨在发展现代教育，培育现代公民。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倡导平民教育，培养平民健全人格，以抵御侮辱和欺压；沈鸿烈主持的青岛市政府堪为城市力量反哺乡村德治之典范。受时局所迫，民国乡村建设往往缺乏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但在探索德治过程中致力于考量乡村秩序重构和平民的现实诉求，注意启蒙平民自觉性与自主性，观照伦理道德与公民道德内容结合，为乡村德治的现代转型积累了经验。三是推进乡村善治时期以人民为主体的德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觉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断从思想与制度上为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主体的乡村德治创设条件。但后来受社会发展与市场经济影响，乡村原有道德约束僵化、弱化、虚化，不能发挥应有的治理效能，而人民对于承担软性治理、情感联结、精神依托的道德功用有了更高需求。以此为背景，一些乡村自发进行德治探索，改造本于家族宗亲的伦理性“私德”，发展为本于国家社会的现代性“公德”。新时代，随着“善治”概念的提出，乡村德治作为“善治”的重要一环，其主体与内容更加明晰。广大乡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因地制宜探索有效德治形式，开展移风易俗。与民国乡村建设时期启蒙平民的归旨不同，新时代乡村德治全面肯定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和决定作用，超越了传统德治主体和范畴。在建设乡村发展乡村的过程中，以最广大人民的主体性为归旨，一是依托村民自治单元为乡村德治提供基础和活力，二是推进乡村治理的法治化，为乡村德治建构了法律保障和治理边界。有学者据案例分析指出现行基层治理中人民自发的德治实践机构和形式主要有乡贤理（参）事会、道德银行、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家训族规及志愿者六种8。这些德治实践充分借鉴了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乡村文明发展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的智慧创造和基层民主的制度优势，彰显德治单元小微化、德治内容大众化、德治形式平易化的趋势，有效发挥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基础作用。现行乡村治理中的德治实践也面临许多问题。一是当前德治在乡村面临的内容、主体及媒介复杂化，以往德治机制难以适应乡村环境而必然式微。市场经济发展弱化了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贺雪峰由村委会选举提出“半熟人社会”观点，不同自然村村民间存在信息阻隔，分享不同的人情礼俗空间、村庄精英和公众人物9。吴重庆提出“无主体熟人社会”视角：由于农村社会主体成员的大量缺席，呈现道德舆论失灵等特征10。日本学者田原史起关注流动性与可变地方政府与治理-49图1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分析框架性特征，称“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以类似 原子 的状态为基础，在环境或某些条件之下则产生 关系或 团结 的局面，但随着环境变化和条件的变化，社会关系也可能走向 原子化，回到原状”11。二是当前德治在乡村缺乏可靠的培育体系和有效的制衡机制，而德治结构的不稳定为黑恶势力、家族宗族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易使本应遵循公序良俗的德治沦为任性而为的人治。就“新乡贤治村”而言：一方面出现“以公济私”、村庄民主萎缩等弊端；另一方面造成农村基层政府过度依赖私人资源，在社会服务中缺位12。三是当前乡村德治实践各自的基础、资源、条件不同，由于缺乏对德治一般规律的深刻认识，使得任何对德治经验的简单复制只能是局部的、短时的、有条件的，而这种“运动式”德治无益于整个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在经验推广过程中，如何正确把握德治有效实现的内部规律和具体机制，成为乡村德治的一大难题。2019年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明确“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数字时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深刻影响到乡村治理领域。有学者认为数字时代下乡村正依托互联网技术，生成“虚拟型熟人社会”13形态，由此在乡村中产生了数字关联、数字约束、数字维系、数字共享等实践图景。王亚华、李星光认为数字技术革新了乡村治理的规则供给、执行和维护，降低了乡村治理规则集体选择和村规民约宣传修订的成本；改善了监督与惩罚机制和冲突解决机制的运行效率；促进了乡村治理交流平台建设14。相关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在为乡村德治提供资源和联系的同时，也在重塑德治的内容、机制和效能，从而推动乡村德治的现代化转型，这一关键性变革为现代乡村德治的有效实现拓展了生长路径和效能空间。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乡村德治也必然指向人的全面发展，而这一过程需要通过制度保障和机制探索来实现，因此技术、制度、人共同构成了乡村德治现代化的内生性分析框架（图1）。受德性政治和传播技术影响，传统道德观长期囿于躬身自省、向内修身的个人价值范畴，其倡导的家国情怀亦专注于自我人生哲学的实现，难以达致对个体的纾解与超越。在紧密联系、高效组织的现代社会中，传统德治因道德养育的弱竞争性、道德水平的非测量性、道德效能的不稳定性特点难以与之适配，必然陷于旧有关系、规则和约束的全面退却，在乡村治理中呈现去道德化甚至反道德化倾向，成为现代乡村德治的主要梗阻。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突破了时空壁垒和联结方式，也为重塑合宜的乡村德治制度体系赋予了能力和动力。在制度环节，需要通过数字动员机制实现乡村关系整合，由低层次的血缘、地缘等宗族家户关系整合为较高层次的利益联结、情感相恤、共建共享的现代村庄共同体；通过数字积分机制实现规则重塑，将传统士绅主导的惯行乡约重塑为村庄村民共同主导的新规则、新框架、新途径，以培育国家社会需要的现代公民；通过数字监督机制实现内生调节，针对传统德治监督失位、监督失效的症结，建构全时高效的监督体系，孕育内生调节、自我修复的环境。当前，亟需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创新德治有效实现的形式与机制，本文将以案例研究方法对此进行具体讨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2期地方政府与治理-50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2期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有效实现机制H村位于Z省中部，全村面积3.7平方公里，村民 1166 人。历史上 H 村由同姓宗亲聚居形成村落，宗族具有较强影响力，近代社会剧变导致宗族势力衰落。抗日战争时期H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管辖。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隶属区公所、人民公社，最终调整为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