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背景下中华优秀...化典籍跨文化传播的优化路径_和曼.pdf

数字技术赋能背景下中华优秀文化典籍跨文化传播的优化路径*The optimal path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和 曼 雷江琳*He Man Lei Jianglin摘 要：中华优秀文化典籍跨文化传播对于增强国际话语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中华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方式具有深远意义。5G、大数据、云计算、VR/AR 等数字技术在文化传播领域的渗透推动了文化典籍跨文化传播模式的革新，助推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转型升级、带给受众沉浸式参与和互动式体验、提高典籍文化流通效率和受众普及率。数字化时代，应积极探索文化典籍“走出去”的新路径，坚持文化科技融合的总体思路，强化技术的核心支撑作用，树立“以人为本”的跨文化传播理念，落实数字资源体系建设。Abstract: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is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nd innovating ways to protect and inheri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penetration of 5G,big data,cloud computing,VR/AR and other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has promoted the innovation of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引进留学人员资助项目“基于虚拟现实技术（VR）的红色文化传播创新研究”（项目编号：C20210311）的研究成果。作者简介：和曼（1981），女，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传播，舆论学；雷江琳（1997），女，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242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mode of cultural classics,boos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value chain of the global cultural industry,brought audiences immersive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and improved the circulation efficiency and audience penetration rate of classical books and culture.In the digital era,we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the new path of“going out”of cultural classics,adhere to the overall idea of integrating culture and technology,strengthen the core supporting role of technology,establish the concept of“people-oriented”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and impl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esource system.关键词：数字技术；中华文化典籍；跨文化传播；优化路径Key words:Digital technology;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Optimal path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华文化典籍的跨文化传播对于新时代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和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具有深远意义。从广义上看，中华文化典籍指的是中华文化在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文脉传承及；其精神内涵创造所形成的重要文献。从狭义上看，中华文化典籍主要指历朝流传下来的哲学、历史、人文、科技等方面的古籍，主要存在形式有写本、刻本、拓本、稿本等。它们是中国古代先贤思想智慧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2022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实现中华文化全景呈现。数字技术将成为中华文化典籍“走出去”的推动力量，在继续推进中华优秀典籍翻译出版工作的基础上，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呈现形式，赋能中华文化典籍在海外市场实现大众化普及，对于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王学强：中华优秀文化典籍外译何以“走出去”，人民论坛2019 年第 9 期，第 132133 页。杨静：中国典籍海外英译研究学术资源考，出版发行研究2019 年第 12 期，第 8390页。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数字化战略的意见 ，2022 年5 月 22 日，http:/ 年 7 月 28 日。数字技术赋能背景下中华优秀文化典籍跨文化传播的优化路径 243一、中华优秀文化典籍跨文化传播的时代价值（一）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文化软实力典籍中所蕴含丰富的中华文化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坚实根基。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但构建国际话语权的能力始终迟滞于综合国力。国际舆论场中依然存在“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不良言论，一直以来，西方话语霸权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持有刻板偏见。因此，充分挖掘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积淀下来的思想资源、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推进中国文化理念的外宣，增强中华文化感召力和中国话语说服力成为新时代对外传播的重要课题。中华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体量庞大，为讲好中国故事，向外国友人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供了丰富选题。作为提升国际话语权内生力量的传统文化，蕴含着我国长期以来的发展经验、历史智慧和价值信仰，是国际传播的源头和基础，在充实对外话语内核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言：“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因此，应当谋划中华文化典籍走出去的战略布局，充分挖掘中华文化典籍里凸显中国气质、彰显民族气节的历史故事，如苏武牧羊、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过零丁洋等，深度提炼中华文化典籍里蕴含深厚底蕴的思想观念，如天人合一、仁爱孝善、天下大同等。打开文化典籍传播的国际市场，帮助世界人民了解真实多元的中华文化，有效增强国家话语权，提升文化软实力。（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华文化典籍所蕴含的传统思想观念对于现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借鉴意义。第一，典籍中蕴含的“怀柔远人”的天下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精神基石。古人所秉承的天下观与西方所追求的个人利益存在本质区别。自古以来中国人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依次实现自身价值，孟子 滕文公（下）要求大丈夫“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体现出了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与担当。2018 年 7 月习近平在访问塞内加尔时引用北史 吐谷浑传中的“单则易折，众则难摧”，意思是“一支箭容易被折断，多支箭捆在一起则难以被摧毁”，阐释各国应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外交场合发表“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等反映其天下观的言论，指出 英 伯兰特 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年，第 167 页。244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第二，典籍中蕴含的“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引领。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全世界有 200 多个国家、2500 多个民族，各国文明因国情、历史发展、风俗等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化特征。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文明观强调包容文明的多样性，认为文明只有地域、特色之别，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例如，礼记 中庸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一起生长而互不妨害，遵循各自的规律而互不冲突，强调的是和谐共生的关系。再如国语 郑语里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和谐是创造新事物的前提，同一则导致事物停止发展，将不同事物结合起来而使其得以平衡，这叫作和谐，所以万物能丰盈而成长起来。对于文明范畴亦是如此，不同文明应当互学互鉴、互相包容，共同推动人类文化向前发展。2017 年 1 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引用三国志 夏侯玄传中的“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羹汤的美味在于味道之间的调和，因此国家合作要求同存异，尊重人类文明差异，共同建设包容开放的世界。第三，典籍中蕴含的“以义为先”的义利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行动指南。中国古人主张“义以为上”的义利观与西方政客持有的“利益至上”的外交理念形成鲜明对比，为世界各国处理国家命运与全球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古人都强调坚守道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 里仁）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 述而）强调个人对正当利益的追寻。“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强调在国家交往中将“义”置于比“利”高的地位。“义，利也”（墨子 经上）体现的则是“尚利贵义”的思想，承认用正当方式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2019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全球治理闭幕式上提出“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外交理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典籍里蕴含的义利观有助于引导各国实现共赢，寻求合作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1 年 1 月 1 日，http:/ 年 7 月 28 日。新华网：习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2019 年 3 月 26 日，http:/ 年 7 月 28 日。数字技术赋能背景下中华优秀文化典籍跨文化传播的优化路径 245（三）创新中华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方式保护是利用的前提，传承是创新的保障。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是唯一文化历经沧桑而能薪火相传的国家，民族危难和国运变化均未使得中华文化出现断层，中华文化能够表现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主要得益于文化典籍的保护与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典籍“走出去”为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辟新路径。为扩大受众范围，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文化典籍的跨文化传播应以学术场域为中心向外延伸，继而转向公众场域。基于此背景，文化典籍“走出去”的内涵不应仅局限于翻译出版，为迎合国外普通受众的审美旨趣，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中华文化典籍首先要在传播模式上进行创新，打破原有的单向传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对话式的双向传播。突破文化差异、时间差、语言差等藩篱，创新表达形式，尽量避免长篇大论式的线性叙事结构，转而采用多舞台、多场景、多空间的非线性叙事结构，激活文化典籍的生命力，引发受众共情。其次要利用媒介技术赋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