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释放了农村家庭消费...边际消费倾向视角的机制分析_许兰壮.pdf

数字金融释放了农村家庭消费潜力吗 基于边际消费倾向视角的机制分析许兰壮 张乐柱（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广州）伍茜蓉（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摘 要：本文利用 年 面板数据，基于边际消费倾向视角，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潜力三个维度，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整体呈倒“”型分布并在中高收入水平处出现拐点，大部分农户仍处于拐点左侧，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提升农户边际消费倾向。内生性讨论显示，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影响主要通过边际消费倾向实现，具有持续性与平稳性。从消费结构来看，数字金融增加了农户发展型消费需求，然而中低层次消费需求仍是农户最倾向的消费类型。基于此，本文建议通过数字信息与服务建设、促进农户增收、缩紧收入差距、完善农村服务业发展等渠道，提振农村消费市场，释放农户消费潜力。关键词：数字金融；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边际消费倾向；农户一、引言近年来，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市场萎缩、保护主义上升的背景下，中国投资与出口贸易的边际效应逐渐下降，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进入低速平缓阶段。基于当前形势，我国经济战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促进”的新格局，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型成为促进增长的关键（殷杰兰，）。中国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年我国农村人口占比.，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较 年增长（城镇增长.），超过了全国增长水平（.）。然而，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处于“沉睡”状态，年农村居民消费额仅占全国居民消费额的.，挖掘并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与现实意义。边际消费倾向又称“消费意愿”（李永友等，），是联系收入与消费的枢纽，也是提振内需的关键（雷理湘等，）。数字金融可以有效促进农户消费水平（杨伟明等，；关键等，；张勋等，；郭华等，），但数字金融能否影响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现有研究尚未考察。本文从边际消费倾向视角出发，利用 年、年 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引入数字金融与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对凯恩斯消费函数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扩展，并从农户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与边际消费倾向三个方面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潜力的影响。第一，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扩展模型的回归分析，本 许兰壮等：数字金融释放了农村家庭消费潜力吗 项目来源：广东省社科项目“乡村信用体系建设：普惠逻辑、评价指标与增信机制研究”（编号：）。张乐柱为本文通讯作者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DOI:10.13246/ki.jae.2023.03.002文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这意味着，数字金融不仅促进了农户消费总量，还通过释放农村家庭消费潜力对消费行为产生持续性影响。第二，从资源禀赋出发，数字金融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存在异质性影响，并表现出马太效应，与王修华（）的观点一致。具体表现为数字金融抑制了低收入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中低收入农户不显著，并显著促进了中高、高收入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通过进一步绘制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的关系图发现，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大致呈倒“”型关系，得出了与杨汝岱等（）基于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关系研究类似的结果；倒“”型拐点出现在中高收入水平处，仍有至少半数的样本农户收入水平居于拐点左侧，表明通过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缩小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可以提高农村边际消费倾向，释放农村消费潜力。第三，在内生性讨论中，本文发现参与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影响主要通过对斜率的改变即边际消费倾向来实现，而不是简单截距项变化也即参与数字金融行为的技术冲击影响。这与以往关注单纯的参与行为冲击的研究不同，本文率先通过引进交互项形式将参与行为区分为短期技术冲击与长期趋势效应，结果显示参与行为引起的长期趋势效应更具稳定性，也更符合凯恩斯消费理论。第四，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农户消费类别由需求型至发展型消费进行了划分识别，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消费结构升级，即参与数字金融的农户提升了对中、高层次商品（服务）的消费需求，增加了对发展型消费需求的偏好。关于数字金融可以促进农户消费水平的结论基本达成了共识，凯恩斯消费函数揭示了边际消费倾向在收入与消费方面的关键作用。基于以上认知，本文提出了数字金融是否会对农户边际消费倾向产生影响的研究问题，并以此设计研究框架。二、文献回顾与评述当前我国信息技术与数字金融发展迅速，年各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位值为.，至 年进一步增长至.，年增长达.（郭峰等，），为进一步释放农户消费潜力提供了良好基础。一方面，农村服务与建设不断完善。截至 年底，我国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农村网民规模为.亿。其中，农村手机网民中使用移动支付的比例为，农村金融网络日臻完善与数字化建设逐渐深入为数字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基础；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推动了我国社会数字化转型浪潮。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其中，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下降.，然而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逆势增长.。数字金融缓解了农户流动性约束（易行健等，），颠覆了传统经济形态下的消费理论，为破解消费低迷难题创造了契机（谢家智等，）。相比传统金融方式，数字金融具备更多优势特征，并对农户消费存在以下四个主要方面的影响趋势：一是地理穿透力强与低成本优势满足了受需求型信贷约束农户的金融需求，促进了农户的金融参与行为（何婧，）；二是数字金融借贷门槛较低且流程便捷化（汪炜等，），满足了受供给型信贷约束农户的金融需求，通过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释放跨期消费能力（刘锦怡等，），缓解了农户的预防性储蓄倾向；三是移动支付中第三方支付方式减缓 农业技术经济 年第 期 数字金融指数：该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集团研究院的研究团队共同编制，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等 个维度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一共包含 个具体指标。深刻反映了我国数字金融发展情况数据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数据来源：第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了支付痛感与消费心理情绪（何启志等，），提高交易达成率；四是先消费、后付款功能，特别是分期付款等消费方式使农户通过合理负债实现当期效用最大化与生产经营投资最优化。现有研究认为消费取决于农户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其中收入水平是消费的决定因素（刘雯，），边际消费倾向是联系收入与消费的关键纽带，提高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是释放农户消费潜力的主要途径（雷理湘等，）。一方面，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导致预防性储蓄动机的主要原因（宋铮，），收入越低越容易因收入不确定性而影响当期消费行为，在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下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基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现有研究认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王冬等，），当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呈倒“”型关系时，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可以提高消费总需求（杨汝岱等，；杨天宇等，）。另一方面，关于消费行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中，等（）认为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者，意味着低收入者具有更强烈的消费欲望。有学者提出边际消费倾向对收入差异的敏感度不高（等，；，；等，），但也有研究认为收入的不确定性差异致使边际消费倾向不同（，），进而导致消费行为差异。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是启动内需的关键（秦熠群等，）。现有研究证实了农户消费行为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但以边际消费倾向为视角，关于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影响的研究显然不够。本文将以边际消费倾向为研究视角，基于流动性约束理论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数字金融影响农户消费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探讨数字金融释放农户消费潜力的效应机制；其次，构建计量模型验证本文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本文将从三个维度探讨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包括分析数字金融对消费行为的具体影响，从异质性层面（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地区与不同人力资本水平）考察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差异，并基于需求层次视角探讨数字金融是否促进了农户消费结构升级。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依据，并为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释放农户消费潜力提供政策借鉴。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数字金融与农户消费潜力释放.农户消费路径选择。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消费者是前向预期决策者，根据预期收入做出当期消费路径决策，（）将消费者分为两类：一类消费者不受流动性约束并遵循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实现效用最大化时的消费水平；另一类消费者因流动性约束而偏离，其消费等于当期可支配收入（欧阳俊等，），小于消费意愿值。消费者的最优消费路径可以表示为：()()）()(（）.（）；（）其中，为 时期的资产；为 时期的随机性劳动收入；、分别为主观贴现率与实际利率。（）式为 方程，为 时期的状态价值函数，描述了消费者在动态规划中达到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式预算约束条件显示本期资产为上期资产收益与本期劳动剩余（劳动收益与消费之差）。值函数()()（）（），由此可得一阶条件为：()()（）其中，（）（）。（）式表明，对于不受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其最优消费路径遵循 的欧拉方程所描述的消费行为。而当消费者预期在 期面临流动性约束时，假设，当消费变动较小时，则近似有：许兰壮等：数字金融释放了农村家庭消费潜力吗 ()()()()（）根据（）式，当农户预期即将面临流动性约束，未来不能通过消费信贷进行负债消费时，其现期消费将下降（韩丽娜等，）。这意味着，农户消费路径的选择与流动性约束存在重要关联，流动性约束将抑制农户消费水平使其偏离。.数字金融促进农户消费潜力释放。基于上述对农户消费路径选择的讨论，结合数字金融特征，一般认为数字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与改善支付便捷性等方式促进消费水平的增加（易行健等，）。本文进一步将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区分为短期技术冲击与长期趋势效应两个路径。一方面，在短期技术冲击中，数字金融凭借其地理穿透力强、借贷门槛低、流程简约与低成本等优势，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便利性，使得大部分拥有手机或接触互联网的农村居民都可以享受到数字金融带来的便利（孙继国等，）。依托互联网技术优势缓解了流动性约束，促进农户消费水平增加。但是技术冲击对消费释放并不一定会改变收入中恒定的消费比例；另一方面，在长期趋势效应中，数字金融作为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体（郭华，），拓宽了农户的消费渠道，改变了农户的消费模式和消费习惯。根据杜森贝里相对收入假说，消费受到过去最高收入和最高消费水平的影响，具有不可逆性，即“棘轮效应”。数字金融凭借分期付款等金融创新模式，增加了农户消费在收入中的占比，同时，缓解了农户未来不确定性预期以及预防性储蓄动机（，），释放了农户消费潜力。由此，数字金融既可以通过直接刺激农户消费水平增加，又通过促进边际消费倾向提升实现消费的长期增长。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数字金融对农户的消费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存在正向影响。（二）数字金融与农户消费潜力异质性根据前文理论框架，数字金融缓解流动性约束促进了农户消费潜力的释放。尽管数字金融增加了金融可得性与便捷性，但收入水平仍然是数字金融借贷额度的重要评价标准。对于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其资源禀赋、信贷可及性与信贷授信额度等存在显著差异（陈思等，），数字金融对其流动性约束的缓解程度不同，因而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例如，低收入农户流动性约束缓解程度较低，数字金融不能完全满足其消费需求以及需要为了预防未来收入不确定性而抑制当期消费，致使其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于低收入农户，中等收入农户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与消费水平，流动性约束缓解程度相对更高以及存在追求消费升级的内在动力，因而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高收入农户所面临的授信额度最高，但其面临的消费约束普遍较低以及难有更高的消费需求，因此边际消费倾向也较低（杨汝岱，）。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数字金融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异质性影响。（三）数字金融与农户消费结构升级数字金融除显著提升农户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