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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
处置
考察
叶勇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第 25 卷 第 1 期Journal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Vol.25No.12023 年 1 月(Social Science Edition)Jan.2023收稿日期:2022 11 2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风险社会中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评价体系与实现路径研究”(22BZZ052)。作者简介:叶勇(1978),男,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吴懿君(2000),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治理与政府改革。陈燕(1995),女,硕士研究生,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政府创新。公共治理社会治理专题研究数字技术何以赋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基于福州市鼓楼区“一线处置”的考察叶勇1,吴懿君1,陈燕2(1 福州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2 福建工程学院 电子电气与物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摘要: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已然成为新时代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结合数字治理理论和赋能理论,通过对福州市鼓楼区“一线处置”社会治理改革的实践考察,描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数字技术赋能的一些实际情境、动态过程和多元网络,尝试搭建数字技术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之间“赋能关系”的分析框架,挖掘其生成逻辑与运作理路。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包括技术赋能、结构赋能、情感赋能三个维度,围绕资源整合、治理闭环、规则约束、权能平衡、协同共生、动力激活、情感扩散等内容,为打造高质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关键词: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一线处置”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 055X(2023)01 0146 11doi:10.19366/ki.1009 055X.2023.01.015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起点和根基,也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形态和缩影1。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基层社会治理既是最基础、最根本的环节,也是问题最多、矛盾最深的环节。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如何,将直接关系到城市社会主体的切身利益,影响广大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当下,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之间的剪刀差大,城区治理碎片化,政府部门条块分割、权责不清、扯皮纠缠等问题,制约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不断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目前,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5G 技术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发展迅速,大幅提高了信息收集汇聚、分析处理、交流交互的效率2,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与发展驱动力,也为解决现有治理难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解法。现有关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研究,其视域涵盖了主体、模式、体制、机制、困境、路径等诸多方面,提出构建新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向社区和居民赋权3,完善参与式治理机制4,实现政府与城市基层社会的同构和互动5。面对社会基层治理重心下移的后果与初衷背离、技术运用不足与偏差以第 1 期叶勇 等:数字技术何以赋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147及社会协同不足等困境6,可以通过思想强化、平台再造、技术融合等手段7,促使社会治理由“传统粗放管理”向“现代精细治理”转换8。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运用数字手段加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技术赋能也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学术界从技术赋能的应用场景、对赋能对象的影响、运行机理等角度展开研究,并对技术赋能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关联研究进行了探索。有研究指出,当前的社会治理变革是由网络的社会技术发展和公共数据的开放推动的9,带来了提高生活质量、增强复原力、优化资源利用、赋予社区权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机遇10。技术的赋能效应从“治理挑战解决方案潜在影响”的治理过程出发11,形成多元主体“多跨协同”的治理机制12,实现城市治理中的组织重构和流程再造13,提高公共部门治理绩效,不断创造新型公共价值服务,实现治理现代化目标14。不过,经过文献梳理发现,既有研究大多聚焦数字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运用及成效,但较少有研究结合实地案例深入讨论数字技术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运用及其产生的效应。对于数字技术赋能,现有研究缺乏标准的分析框架,对理论构筑的释义缺乏深入解读和检验。在具体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存在着技术配套机制不健全、数据融合存在部门壁垒、居民沟通渠道单一、参与主体治理意愿不高等问题。面对这些挑战和问题,城市基层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提高治理效能?如何在现有的治理资源条件下识别、整合和匹配治理要素?多元治理要素之间能否通过技术赋能实现有效衔接?其背后蕴含着怎样的运行逻辑?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尝试从数字技术赋能的视角出发去探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通过对福州市鼓楼区“一线处置”典型案例的深度调研和参与式观察学习,探讨并检验本文理论构筑的解释性。二、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一)理论基础数字治理理论是在新公共管理受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重创、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网络社会迅速崛起、数字时代来临的综合背景下产生的。其核心思想可以归结为“重新整合”“数字化变革”与“以需求为基础的整体主义”三大主张,即通过引进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的数字技术,创造一个体积更庞大、数据存储量更多、涵盖范围更广的行政运作系统,将原先从公共部门中分散出去的服务和职能协同起来,建立一个跨组织、跨部门的整体治理结构15,构建数字化平台来进行数据共享和资源整合,重塑公共部门组织结构和内部文化,实现公共服务的协同发展16,从而简化行政流程、强化公众监督,以实现公民需求的端与端连接,提供让公民更为满意的公共服务17。数字治理理论以协调和整合为核心理念,强调要运用数字化手段回应和满足公民需求,强化数字治理思维,进行治理流程的再造与重塑,以数字技术驱动来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力求实现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以更高效、更便捷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不断唤醒公共意识、创造公共价值、实现社会“智治”。赋能理论,又被称作赋权理论、激发权能理论或者授权赋能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社会工作、心理救助、医疗服务、教育管理、社会治理等领域。其强调赋予被赋能对象资格、权力和行动能力,运用多样化的赋能方式和手段,促使赋能对象能力提升,实现最终的赋能目标。从赋能对象来看,其主要强调赋能对象的被赋能过程,聚焦赋能对象的能力在赋能前后的变化。从赋能方式来看,赋能主要是借助传播交流、学习参与、对话合作、管理决策等过程或者依托数字化技术、网络平台等渠道进行的。从赋能目标来看,赋能主要是为了激发被赋能对象的发展潜力与自我效能感,提高其对外界的影响力,以期更好地达到目的。关于数字技术赋能的内涵,学术界目前暂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所谓数字技术,是指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以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技术,这些技术具有自由、开放、共享、实时、互动的特点。当前,数字技术正在催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大领域的深层次变革,日渐成为产业结构升级与社会治理转型的驱动力,其中的核心机制就是“赋能”。“赋能”并不是简单地赋予行动主体能力或者权力,而是去激发行动主体的内生动力,赋予其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途径与方法,以增加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因此,本文从“技术”和“赋能”两个维度出发,将数字技术赋能的内涵界定为以数字技148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第 25 卷术为发展依托,通过数字平台提供、信息技术扩散、应用场景改造等手段来激发和强化行动主体发展的内生动力,赋予行动主体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与渠道,从而达成行动目标的一种方式。(二)分析框架作为数字技术渗透和扩散的发展过程,数字技术赋能可以推进治理信息的互联互通与治理资源的融通共享,让数字治理与制度治理良性互动。结合已有理论研究和实践,本文从数字技术赋能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适用性出发,围绕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定义,进一步借鉴数字治理理论与赋能理论,提炼出“技术赋能结构赋能情感赋能”的作用路径,搭建出数字技术赋能多元主体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以此深度挖掘数字技术嵌入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赋能逻辑。技术赋能是推动治理逻辑重构的“绣花针”,通过对治理工具进行创新和融合,改变了治理权力的传统特征和运行方式,从而改变了治理主体的行动能力和机会结构。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域来看,技术赋能的过程主要是消除被赋能者所面临的数据壁垒和行动障碍,促进被赋能者之间治理资源整合、治理流程优化,从而实现信息共通、资源共享。一方面,通过技术扩散和数据联动等手段,完善社会治理数字平台的信息管理系统,健全应用子系统,整合各类数据信息库,促进数据信息融通共享,破解治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层级壁垒与“信息割据”格局,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共治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优化业务系统,做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经济管理等相关业务系统的拓展升级和协同建设工作,实现治理流程的重塑再造,不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结构赋能是从组织层面出发,通过数字技术来促进制度调适与变革,从而实现价值共识、决策共议、行动共治、责任共担,营造授权赋能的组织氛围,提升内外部条件来为行动主体赋予力量。权力所有者在授权赋能的过程中要发挥好引导作用,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将更多的选择权授予那些在组织中处于权力弱势地位的人,帮助被赋能者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18。其一,通过制定责任清单的形式,厘清政府部门和街道、乡镇的治理权责,向基层下放事权、财权、行政执法权等权力,将社会治理重心从政治高位向基层不断下移。其二,通过优化权能配置、完善配套机制,为联动治理建设提供合法化支撑,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端口前移和下移,有助于完善预警研判机制,促使治理机制与制度更加规范。其三,数字技术为城市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了网络问政的便捷平台,对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和及时处理反馈形成倒逼压力,带动更多主体参政议政,形成全方位的监督,推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从“条块分立”走向“立体交互”。情感赋能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对被赋能者的心理状况和价值归属进行研究,认为赋能是被赋能者对自身的存在感、工作能力、工作价值、工作影响力的意识唤醒、心理感知、动力激活、情感共鸣、扩散及循环的过程。针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而言,情感赋能的作用机制主要在于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意愿和提高治理主体的满意度、效能感、幸福感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让社会治理行为被最大限度可视化、定量化、标准化,有效拓展居民、企业、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的空间,从而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主观能动意识,进而转化为心理意识驱动治理行为的运作因素。另一方面,便捷实用的数字平台能够将许多治理事项由以往繁琐机械的手动上报转化为智能化的平台一键上报,有利于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有效缓解工作人员因工作量大、工作内容繁琐等原因导致的倦怠情绪,提升完成任务的自我效能感。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各主体参加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增加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互动性,增强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结合数字治理理论与赋能理论的核心思想,从数字技术赋能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适用性出发,围绕数字技术与治理主体的弥合互动,搭建出数字技术赋能多元主体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数字技术不是简单、机械地植入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当中,而是通过复杂的适应匹配和不断地调节试错,通过与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配合与联合行动,做到治理资源的整合协同、治理数据的融通共享、治理需求的精准回应、治理流程的重塑再造,最大化地发挥“技术赋能”的功能效用。基层党委及政府、城市居民、企业、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借助数字平台实现协同治理和多元互动。其中,基层党委及政府是主导力量,统领着公共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