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基于内外部协同治理视角_陈娜.pdf

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研究*基于内外部协同治理视角陈娜杨水利李雷 摘要 以 2008 2021 年中国沪深 A 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和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促进作用在企业规模较小以及竞争性国有企业中更明显。基于此，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国企治理中的赋能效应，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督协同路径，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内部控制;机构投资者 中图分类号 F2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2X(2023)020193(08)作者 陈娜，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硕士生导师，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甘肃政法大学商学院)，陕西西安710054杨水利，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54李雷，博士研究生，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54一、引言国有企业不仅是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强化国有经济竞争优势的微观主体，更是国有资产的重要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中也明确提出，通过不断提升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仅是国企的首要职责，更是评价其工作优劣的关键。1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产权结构不清晰、所有者缺位以及监管机制缺失等导致国企资源错配，经营效率低下。现实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时有发生。因此，如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下两方面。第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促进因素。祁怀锦等(2018)和周绍妮等(2020)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分别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进而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2，3 郭檬楠和吴秋生(2018)认为，国家审计全覆盖以及国资委监管职能转变有助于实现国企资产保值增值。4 吴秋生和独正元(2022)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的提高能够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5 郭檬楠和吴秋生(2021)研39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三链 双循环下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与驱动机制研究”(21AJY020)。究表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可以通过国家审计与媒体关注协同实现。6 第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制约因素。郑志刚等(2012)认为，国企高管基于政治锦标赛和构建商业帝国等动机而构建的“面子工程”并不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7 Dong et al(2014)认为，由于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导致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难以实现。8 上述研究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广泛的证据，但遗憾的是，鲜有文献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内在关联。以大数据应用、智能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促进企业战略变革、动能转换的重要手段，通过数字技术与企业战略的深度融合，将引发企业战略逻辑、管理模式、竞争方式、商业生态等方面的系统变革。9 由此，数字化转型很可能是影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 2008 2021 年沪深 A 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并从内部控制质量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内外协同视角进行机制分析。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 数字化转型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监督工具与治理手段，主要通过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实现国企资源协同和治理优化，最终赋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首先，数字化转型能够激发企业数据活力，赋能国有企业投资决策。国有企业具有较多非经济目标和非市场化机制，10 这会影响国有资产投资决策的有效性。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数据挖掘、解读、输出提供强大的工具支持。借助数字技术的跨界连接属性，企业可以在线搜索各类信息资源，实现海量数据挖掘、有效信息筛选，从而帮助企业积累更全面、更有价值的资本投资信息，提高国有资产投资的精准度和效率。其次，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优化国有资产配置。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管理层实施寻租行为的重要原因。而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可以依托数字技术将沉淀在企业生产运营中的海量、非标准化、非结构化数据转换成结构化、标准化信息，推动信息、知识、技术等资源的共享、流动，打破企业各系统、部门、流程和业务之间的“信息孤岛”，从而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效促进数字化资源与传统资源的有机耦合，实现数据生产、存储、共享和分析等在企业资源架构内的互联互通，11 最终助力国有资产配置效率提升。最后，数字化转型能够实现对企业生产运营的动态监管，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借助 AI 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推动企业信息资源积累、生产过程追踪及业务流程优化并实现“供给需求”两侧的有效衔接，确保企业研发过程、生产流程、财务控制等重要活动的实时化和透明化;通过构建数字化监管体系，逐步实现国资监管数据共享共用，及时跟踪国有资本走向，加强对国有资本运作的动态监管和优化布局。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H1: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2 内部控制质量和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中介作用基于协同理论，在国有资产监督体系中，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存在相互合作与相互影响的关系，12 通过发挥国企内外部监督的协同治理作用，共同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1)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作用。从要素构成看，内部控制是企业控制环境、风险评估、管理决策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督的制度性体系。13 企业实施数字化能够全方位提升内控各个环节的敏捷性，从而赋能企业优化资本配置，最终实现国资保值增值。首先，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不仅可以改善企业信息获取能力，而且可以提高信息整合及应用能力。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的迭代创新推动企业内部信息加速流转，从而形成有利于学习导向和组织变革的治理环境，有效缓解“半市场化、半行政化”高管的道德风险，最终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14 其次，企业数字化能够通过大数据筛查、算法推491EFOM OF ECONOMIC SYSTEMNO22023荐等新一代数字智能技术对市场供需关系进行准确预测与科学决策，动态实现其与环境交互中的风险捕捉与识别，并及时追踪评估潜在风险，从而督促国企管理层以更专业化、市场化视角对企业投资项目做出全面的评估。另外，数字化技术可通过关键信息有效传递、生产过程实时跟踪等强化企业各部门活动的协作联动，降低部门间的协调成本，提高与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效率，从而促进管理决策的动态反馈与评估。再次，数字技术的高通用性与渗透性将重塑企业信息披露体系，提升企业内控信息披露质量，使企业信息披露更加透明化、公开化、及时化，15 大大降低股东与企业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互动成本，从而减少国企经理人自利行为。最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形成以数据挖掘、分析和应用为基础的数字化治理体系，从而帮助国资监管部门更好地了解国企真实的运营情况，推动企业监督及治理机制趋于精准化和科学化，缓解国企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H2: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化转型提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中起中介作用。(2)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可借助自身技术优势实现对企业各项活动的信息分析、方向把握与过程优化，极大地提升企业信息处理能力，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可以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受到机构投资者的青睐，吸引大量机构投资者的关注和加入。而机构投资者具有专业的、较强的投资分析能力以及长期价值投资理念，为了实现长期投资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较高的持股比例会使机构投资者更有动力去搜集和分析上市公司的相关信息以及监督内部人的不当行为，16 从而对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和大股东形成一种有效的外部监督。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机构投资者通过发挥资源及专业优势积极参与企业决策，了解企业经营运作状况，提高经理人信息披露和流动性，从而改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效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公司盈余管理和委托代理问题，进而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可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强化信息优势，及时向外界传递企业经营好坏的“信号”，17 当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不满意时，可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对管理层施压。同时，其持股数量的变动，能够对国企经理人的自利动机产生威慑作用，督促企业主动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减少不利于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目标的短视行为。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H3:机构投资者持股在数字化转型提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中起中介作用。三、研究设计1 样本选取以沪深 A 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样本区间为 2008 2021 年。考虑到数字科技及互联网上市公司具有天然的数字化特征，不属于实体企业范畴，因此删除涉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数字化产业的企业样本;同时，删除存在数据不全、已退市、ST 与*ST 类、金融类公司样本，经过上述处理共获取 12634 个企业年度观测值。其中，数字化转型数据通过整理上市公司年报相关资料获得;内部控制数据引用 DIB 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由于该数据库未更新，故采用外推法补充 2021 年数据，其他相关数据源自国泰安数据库。对所有连续变量在双侧1%水平进行缩尾处理。采用 STATA17.0 进行相关数据处理。2 变量定义(1)被解释变量:国有资产保值增值(Eva)。参考郭檬楠和吴秋生(2021)的研究，采用经济增加值与总资产之比来测度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程度。18(2)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al)。借鉴吴非等(2021)的研究，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19 首先，参考 2020 年数字化转型趋势报告等政策文件，从中获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词源，同时结合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放大数字化特征词库，主要按数字低层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及5912023 年第 2 期经济体制改革区块链)和技术实践运用特征词进行分类;其次，基于 Python 对沪深 A 股国有上市企业的年报文本提取形成的数据池进行关键词搜索、匹配及计数，并结合人工阅读方式进行数据清洗;最后，统计清洗后的关键词披露次数，使用关键词汇出现总次数加 1 的对数值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除以 10 以消除数级差。(3)中介变量:内部控制质量(Icq)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Hold)。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选取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加 1 的自然对数来测度;20 借鉴甄红线等(2021)的处理方法，采用券商、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QFII、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六类机构投资者比例之和衡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21(4)控制变量。企业层面包括资产负债率(Lev)、公司成长性(Growth)、企业盈利性(oe)、公司规模(Size)、现金持有水平(Cash)、上市年限(ListAg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等变量;公司治理层面包括独立董事比例(Indep)、两职合一(Dual)以及审计师是否来自国际四大事务所(Big4)等。同时，在模型中控制年度(Year)与行业(Ind)固定效应。3 模型设定首先，构建基准模型(1)验证本文假设 1，具体见公式(1)。其次，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思路，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22 具体如式(2)、式(3):Evai，t=0+1Digitali，t+2Controls+Year+Ind+i，t(1)MEDi，t=0+1Digitali，t+2Controls+Year+Ind+i，t(2)Evai，t=0+1Digitali，t+2MEDi，t+3Controls+Year+Ind+i，t(3)其中，Dig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