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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数字人文图书馆杂志（2023年第2期 总第382期）Library Journal（Vol.42 No.2）0 引言自从 2011 年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作为一个术语正式定名，与此有关的研究与探索已然成为人文、信息管理等学科新的学术热点，不同类型的数字人文成果不断涌现。在此过程中，学界对数字人文的认识达成了一些共识，比如研究者均认可数字人文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具有跨学科特征、数字技术嵌入明显、成果形式更加多样化、评价体系不够完备、研究中心的主要运行方式为基于团队合作的项目制等等。然而，在数字人文热度日益上升的当下，对其争议与分歧也在蔓延，批判与反思同数字人文相依相伴。国外学者出版和发表了诸多数字人文批判论著，如大卫M.贝里（David M.Berry）等的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摩太布伦南（Timothy Brennan）的数字人文的破产、丹尼尔阿灵顿（Danielle Allington）等的新自由主义工具（和档案）：数字人文的政治史1、马修K.戈尔德（Matthew K.Gold）数字人文研究论争及思考于英香1，2（1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2 中国人民大学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中心）摘要 数字人文是近年来人文社科与信息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学界对其认识尚未统一，批判与反思同数字人文相依相伴，数字人文研究进程中争议与分歧不断。论文试图基于数字人文与其潜在对话者比较的视角，从数字人文的概念、研究主体、研究范式、技术工具 4 个层面梳理这些争议，以求在争议的探讨中构建共识。论文从伞状界定的困境解读数字人文的概念论争；从角色冲突与角色建构的视角探究数字人文研究主体的衍化；从人文研究科学化与人文精神对立的视角分析数字人文研究范式的异化；从数字人文研究标签化与算法化风险的视域反思数字技术应用的工具悖 论。关键词 数字人文 数字技术 角色冲突 人文精神DOI:10.13663/ki.lj.2023.02.012Controversy and Thinking on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Yu Yingxiang1,2(1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Shanghai Univer-sity;2 Research Center for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Abstract Digital humanities has been a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recent years.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not yet unified their understanding.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have always been there,whereas controversy and disagreement continue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se dispu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ng digital humanities with its potential interlocutors from the four levels of digital humanities concepts,research subjects,research paradigms,and technical tools in order to build consensus in the discussion.It interprets the concept controversy from the dilemma of the defini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as“umbrella”;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su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le conflict and role reconstruction;analyzes the alien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paradigm from the opposi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humanistic spirit;reflects on the tool paradox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eling and algorithmic risks in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Digital technology,Role conflict,Humanistic spirit于英香Yu Yingxiang于英香：数字人文研究论争及思考Yu Yingxiang:Controversy and Thinking on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99的数字人文论辩2以及他与劳伦克莱因（Lauren F.Klein）合作的数字人文论辩 20163与数字人文论辩 20194等。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数字人文繁荣背后的一些负面影响，如对数字人文研究中“功利化追求热点”5的质疑、“算法依赖和工具化约”的抵 制6、数字人文本体论的反思7等，批判的维度也从工具实用主义向意识形态领域转向8，数字人文批判热甚至形成了一个“批判数字人文研究”（Critical DH Studies）的小小领域9。数字人文批判与反思所关联的潜在对象与对话者，要么是传统的人文研究过程，要么是传统的人文研究方法，抑或是人文研究根植的传统文化背景，这些批判与反思表明数字人文还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兴研究领域，学界业界对数字人文的认识或者认知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尚有诸多需要探索的未知空间。数字人文研究者来自不同学科，研究视角不同、研究兴趣各异、研究方法存在偏好、学术文化差异等导致了数字人文认识的分歧与论争不断。本文试图基于数字人文与其潜在对话者比较的视角，从数字人文的概念、研究主体、研究范式、技术工具 4 个层面梳理这些争议，以求在争议的探讨中构建共 识。1概念论争：数字人文伞状界定的困 境数字人文的概念、内涵与外延、研究范畴、学科特质一直处于不断争论和探索中10。国内外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界定，构建了“方法说”“领域说”“活动说”“实践说”11等不同概念语境，以至于后续的研究者发现无论哪种定义都难以涵盖数字人文的内涵和外延，因而提出放弃对其进行准确定义和严格的界限划分，以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接纳这个新生事物，形成了数字人文的“伞状”或者“大帐篷”（Big Tent）概念12。戈尔德将大帐篷概念更进一步延展为交易区和会议场所，更加强调现有传统和实现“大”数字人文所需的交叉工作247。“伞状”界定的思路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同，因为这样就不必纠结于边界的问题，可以集中精力于具体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然而，开放之后泥沙俱下，不乏一些蹭“数字人文”热点的“伪数字人文”研究，一些学者对此表示了担忧，出现了“什么是数字人文”“什么不是数字人文”以及“什么是好的数字人文”13的学术论争，力求为数字人文正名，数字人文开放的定义受到了质疑和挑 战。新术语一经问世，对其争议本是常态。事实上，“定义无所谓对与错，但在指引研究对象特定方面的关注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14。如果不限定研究的具体对象，不区分关注的不同视角，数字人文概念的争议就不会消失。解决争议的一种可行路径是我们不一定要去界定什么是数字人文，什么不是数字人文，而是要在同样的研究对象、具体的应用场景以及统一的逻辑语境下评价某一项研究的价值以及与数字人文的关系。例如，档案馆和图书馆同为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机构，档案学视角下的数字人文与图书馆学视角下的数字人文不尽相同。档案学视角下的数字人文除了将档案馆作为数字人文基础设施以及服务机构以外，还关注如何将数字人文的理念与技术应用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关注数字人文背景下数字记忆的理论建构，这些新开辟的研究领域均是数字人文发展过程中伞状概念的副产品；而图书馆学者除了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研究以外，近年来还利用图书馆开发的数字人文平台涉猎相关人文研究。档案学和图书馆学视角下数字人文研究边界的拓展表明了数字人文伞状概念界定的优势。“数字人文的价值仍然需要在各自学科的框架内得到体现”15。随着技术的更新与新文科改革的推进，数字人文这样一个与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跨学科概念也将随之不断迭代与更 新。2 主体衍化：数字人文研究群体的角色冲突与角色建构数字人文研究主体是指参与数字人文研究的群体，包括人文学者、技术人员、图情档领域研究者等。近年来，关于数字人文研究主体尤其是对数字人文视角下中国人文学者的研究逐渐增多，如肖鹏1618、唐江浩19、赵雪芹20、朱思苑21、董舞艺22、练靖雯23等对数字人100数字人文图书馆杂志（2023年第2期 总第382期）Library Journal（Vol.42 No.2）文时代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动机、意愿、数字学术能力以及研究行为等方面作了深刻的反思，达成了一些共识，本文在此基础上，从分歧的视角探讨数字人文研究主体的角色冲突与建 构。2.1 数字人文研究群体的角色错位与共情由新技术带来的工作变迁也在改变着社会中不同群体间的关系24。数字人文研究群体在数字技术嵌入的背景下，其角色关系也随之变 化。首先，国内图情档学科与人文学科学者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角色有错位之虞。一方面，在数字人文研究中，图情档学科的角色定位是为人文学者提供优质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是数字人文研究的辅助者；人文学者的主要角色则是利用数字基础设施进行人文研究，是数字人文研究的主力军。但根据 CNKI 2020年的数据，国内迄今发表的近 700 篇以“数字人文”为主题的论文，其中来自图书情报档案领域的文章超过 60%25，辅助者的研究成果超过了主力军，数量上的错位不言而喻。另一方面，人文学者在数字人文发展初期的很多研究也是基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而非数字基础设施应用。在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中，诸如建设本学科领域数字人文数据库平台等方面的比例较高，如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与应用中心教育部基地规划重大项目大多是关于数据库、语料库、资料库建设以及文献数字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内容26。人文学者在数字基础设施应用方面有所欠缺，其影响因素多元，学界将其归纳为“人文学者数字学术需求的复杂性和数字人文生态不完善”17“人文学者的数据素养与数据技术无法得到满足”27等，因而导致人文学者缺乏数字人文研究的主观能动性22；而人文学者热衷本学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某些学科数字基础设施的专业性较强，本学科学者更为熟悉相关专业内容。随着人文学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文学者数据素养和数据能力不断提高，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研究将会逐渐回归到人文研究本 身。其次，技术人员与人文学者之间角色共情度不高。很多数字人文研究需要技术人员与人文学者合作，虽然不乏合作成功的案例，但合作并不都是愉快的。有的人文学者认为，数字人文中的数据就是用计算机跑一跑就会出来，重要的是人文学者对数据的诠释28；反之，从技术人员的角度看，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研究仅仅在原有人文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一点技术元素，难以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