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卷第1期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44No.12023年1月JournalofJishouUniversity(SocialSciences)Jan.2023经济学DOI:10.13438/j.cnki.jdxb.2023.01.008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影响效应*乔彬,代沛鑫(太原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太原030027)摘要:平台经济的出现使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了依托于社区化、模块化生产的无边界性的虚拟集聚,产业分工也呈现出与工业经济完全迥异的模式。基于此,使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推演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内在机理,以及数字经济通过放大区域比较优势影响专业化分工进而赋能产业共聚的作用机制。以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样本,采用广义空间面板自回归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产业共聚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产业共聚,专业化分工是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主要传导途径;(2)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于产业协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且数字经济对二三产业的空间共聚促进作用更强,更有利于一体化发展。研究贡献在于进一步丰富了数字经济与产业共聚的相关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思路。关键词:产业共聚;数字经济;专业化分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GS2SLSAR中图分类号:F062.9文章编号:10074074(2023)01006513基金项目:山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40574701420180420253/01)作者简介:乔彬,女,博士,太原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自身要素成本和政策优势,日渐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但基于此形成的外源性产业集群主要是跨国公司全球分工网络在地理空间延伸的产物[1],其产生和发展并不必然是基于当地根植性所产生的网络分工关联的驱动,并且升级速度越快,越有可能削弱当前产业链存在的产业关联机制,从而丧失集群动态提升的长期机会[2]。与此同时,许多内源性产业集群虽然通过集聚有效降低了分工协作成本,但地理距离约束了集群的组织扩散能力,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导致区域产业集群同构化严重,存在简单扎堆的“大杂烩”或者产业“孤岛”问题[3]。可见,无论是外源性还是内源性产业集群,均暴露出明显的供给碎片化问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欧美“去中国化”政策加剧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这对产业融合互动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阶段,随着国内外市场一体化变革的深入,产业边界日益模糊,产业空间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