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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龙龙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年第 期 总第 期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抑制地方政府规模膨胀吗 基于政府治理能力视角的实证研究段龙龙,何 虎(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摘 要:基于政府治理能力视角,考察了 年到 年数字经济发展与我国地方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规模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膨胀的“”型关联,政府治理能力在数字经济影响地方政府规模变动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和负向调节作用,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可与数字化协同大幅抑制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我国数字经济影响地方政府规模变动存在三个明显的门限值,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扩大政府规模的上升区间,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数字经济有效缩小地方政府规模的下降区间;()我国省际地方政府规模变动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想要持续推进高效精简的服务型政府建设,除有效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之外,还需与分权改革、高水平开放及城镇化进程相适配。关键词:数字经济;地方政府规模;政府治理能力;面板数据文章编号:();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截至 年末,我国数字经济总规模达到.万亿元,约占当年 比重.,成为全球继美国之后的第二数字经济大国。作为一项新兴技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作为依托的数字经济催生了大量产业新业态和实践新场景,也对全国提高政府的数字经济监管和数字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当前,我国数字经济领域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各种数字产品、数字服务的普及速度远远快于数字政务建设和政府数字治理转型速度,导致各级政府部门在数字经济监管及数字治理领域的短板较为突出。为此探索建立与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方式,坚持发展和监管两手抓便成了“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改革方向。从实践中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政府职能调整和政府能力变革具有明显的“双刃剑”作用,一方面数字产业的出现对传统政府职能产生冲击,扩大政府监管边界,呼唤更强的政府治理能力,刺激政府扩张;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又可赋能政府数字化转型,有效推进传统治理模式变革,通过小而高效智慧化的政府再造,大幅提升政府面向数字时代的协同治理能力。从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目标来看,明显将重点聚焦到了后一方面,但在现实中究竟是否取得了积极成效,学术界和决策层都未给予及时关注。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视角切入,从理论逻辑和实证检验两个维度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一方面旨在澄清数字经济发展的政府规模变动之谜,从理论层面给出严谨解释;另一方面则实证检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政府职能调整及治理绩效,有助于决策层正确认识新发展阶段我国数字经济的进展及数字治理的掣肘因素,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依据及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四川省软科学项目“双循环视角下四川新经济企业高质量发展转型路径研究”();四川大学 创新研究项目“新发展格局视域下我国更高质量就业指标评价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作者简介:段龙龙(),男,陕西西安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何虎(),男,重庆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数字经济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年第 期 总第 期为进一步强化政府数字监管和数字治理,更好更快地推进高效精简政府转型提供参考。一、文献回顾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政府规模,总结国内外代表性文献,代表性观点主要涉及如下几点:一是认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抑制政府规模膨胀。其核心观点在于将数字经济视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市场技术力量,能够进一步放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功能。,如有学者强调:数字经济催生的数字技术能让公共部门获得更高生产力和效率,从而增加政府部门运作的透明度、公平性,提供高质量、低成本、迅速精准的公共服务。由于政府的数字赋能被认为是促进善治的驱动力,因此可改善公共组织分散化特征,并通过替代部分传统政府雇员劳动模式缩小政府规模。类似地,在国内研究中,学者们也发现政府数字化技术普及后能够提升行政、服务与监管绩效增强治理绩效,且这一作用存在持续性。由于政府对于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可以增强政府决策过程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和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因此有助于政府治理体系中多中心协同治理局面的实现,从而可大量节约政府的运转开支,抑制政府运行费用扩张。二是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会促进政府规模扩张。其核心论点是强调新产业新组织的诞生加大了政府对数字相关产业治理的公共性负担,从而形成新的公共部门设置需求扩大雇工招募计划。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外部性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市场运行不得不需要更广泛的政府监督,导致政府支出规模和人员规模的膨胀。同时公共部门面临太多数字产业中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的处置,并且必须关注数字监管的资金不足和安全等问题,加之政府雇员多缺乏数字劳动技能,因此被迫采用“层层加码”的方式培训专门人才,搭建各类集约化平台,导致政府规模膨胀。,三是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与政府规模间关系不明确。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要重视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中介作用,指出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才是导致政府规模的关键控制因素。国外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下政府规模是否变动来自政府对数字化技术的推广和吸纳能力,现有流程和信息系统转换的复杂度是政府是否快速接收并实施数字转型的主要障碍因素。当前多数国家政府的数字化运用已停滞不前,这是因为政府管理者缺乏用集成的企业系统取代传统系统孤岛的必要技术和素养。由于技术扩散能力的差异以及国家间数字技术普及能力之差异,加之制度设计不完善,很多政府担心数字化引发数据信息安全风险而未能迅速跟进实施政府数字化治理变革。跨国研究表明,只有当政府治理能力很强时,数字经济的成果运用才能有效缩小政府支出的规模;而当政府治理能力较低时,政府的数字化技术运用和数字治理变革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政府职能“错位”和“停滞”问题。总的来看,国外较为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政府规模的传导过程和微观机制研究,但对于数字经济发展对政府规模影响的相关实证性研究尚未出现。这为探讨数字政府治理转型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提供了重要契机。二、研究设计(一)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因变量:地方政府规模测度理论界对政府规模的测度,主要包括财政供养人员和政府财政支出两个维度。财政供养人员主要是指公共管理部门(含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及政府派出的相关社会福利机构)的相关政府雇工,在中国情景下包括正规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人员或参公人员。考虑到我国当前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用人机制改革的实践状况,为数据的严谨性计,我们在本文中考察的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不包括事业单位人员仅涵盖各类政府机关人员,并根据属地常住人口数进行处理,统一换算为万人财政供养人员数指标进行地方政府规模的替代。,另外在财政预决算支出占 的比重这一指标的选择上,考虑到我国当前财税管理制度“收支两条线”以及中国式财政分权分财力而非分财权的独特体制属性,我们选择代表政府实际财力规模的政府财政决算支出占 比重()作为测度指标。.核心自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年第 期 总第 期数字经济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将数字经济按照产品的数字化属性和活动的交易方式划分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电子商务以及 构筑物三大类。在国内,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中将数字经济归纳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数字化治理的“四化”框架。年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将数字经济的范畴首次明确界定为数字要素市场、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服务及数字化治理五大类,基本涵盖了新时代 技术快速发展情境下数字经济发展的所有门类,因此,我们遵照国家的相关分类标准构建出数字经济发展测度五维准测层体系。在具体的指标选择上,使用多指标综合测度是当前的主流趋势。在该领域,张勋等和刘军等做了开创性贡献,本文在赵涛等的数字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之上,进一步纳入反映产业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及政策出台的前瞻性指标,构建出本文所需的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综合评价体系(见表)。表 我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多指标评价体系及分层赋权准则层 权重指标层 权重准则层 权重指标层 权重数据要素市场发育(.)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据中心数量(.)数据交易所数量(.)集成电路产量(万块)(.)企业拥有网站数(个)(.)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等价值)(千瓦小时 万元)(.)微型电子计算机产量(万台)(.)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个)(.)期末使用计算机数(台)(.)千人拥有公用电话数(部)(.)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个)(.)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人员全时当量(人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经费(万元)(.)一产数字化企业数量(家)(.)二产数字化企业数量(家)(.)三产数字化企业数量(家)(.)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信计软业城镇就业人员工资额(亿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万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法人数(个)()数字产业化(.)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治理()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万元)(.)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万元)(.)电话普及率(包括移动电话)(部 百人)(.)软件业务出口(万美元)(.)软件产品收入(万元)(.)数字化支持企业数量(家)(.)超算中心数量(家)(.)数字科技企业研发投入(万元)(.)数字科技企业劳动投入(万人)(.)数字科技企业资本投入(万元)(.)专利申请数量(个)(.)数字科技企业资产总计(亿元)(.)数字科技企业利润总额(亿元)(.)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上网人数(万人)(.)域名数(个)(.)网站数(个)(.)光缆线路长度(公里)()地址数(块)()数字经济政策数(个)()从表 中可看到,数字经济指标层使用了 个具体指标进行测量,由于二级指标数量多,需要选择合适的指标合成方法来确定所需的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这里,笔者根据组合 权重评价法逐一计算每一项指标层指标权重,并根据指标层指标赋权结果汇总计算目标层指标和准则层指标的权重,最终加权合成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重要自变量:政府治理能力的测度当前,世界经济论坛的公共机构评价()和世界银行的政府治理指数()成为国际可比较的政府治理能力测度体系。其主要包括五个层次的内容:政府公开与责任、政治稳定性、政府效能与监管质量、法治制度建设、腐败控制。在国内,学者们根据国际通行政府治理指标体系并结合中国制度运行的特点进行了优化调整,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能力评价指标。总的来看,一是使用单一指标测度法,如用腐败案件立案查处、公职人员人均行政管理费用等代替政府治理能力。二是使用复合指标法。,由于政府治理能力是多视角概念,因此使用多指标方法实施测度。我们综合政府治理指数及国内先进评价方法,形成 类一级指标、个二级指标所形成的政府治理能力指数()。在具体的政府治理能力指数测算中,笔者使用目前较为前沿的熵权 评价法逐一计算每一项指标层指标权重(见表),最终合成省域政府治理能力指数()。数字经济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年第 期 总第 期表 政府治理能力指数的多指标评价体系构建及赋权准则层 权重指标层 权重指标属性数据来源.行政效能(.).政府清廉与公平正义(.).营商环境政策支持(.).公共产品供给(.)政策规章制度公开透明度(.)与政府打交道占工作时间比例(.)审批手续便利度(.)政商采购合同延续性(.)行政执法公正性(.)对不同企业平等性(.)地方保护力度(.)政府干预程度(.)官员廉洁守法性(.)司法公正和效率(.)经营者财产和人身安全保障力度(.)知识产权、技术和品牌保护力度(.)技术人员可获得性(.)管理人员可获得性(.)熟练工人可获得性(.)维护市场法治力度(.)电水气供应条件(.)铁路公路运输条件(.)其他基础设施条件(.)正向负向正向正向正向正向负向负向正向正向正向正向正向正向正向正向正向正向正向中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