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程度、收入阶层与生育意愿研究_李长安.pdf

第卷第期教 育 经 济 评 论 ，年月 受教育程度、收入阶层与生育意愿研究李长安，杨智姣，范小海 摘要 文章基于 年和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呈现差异性，在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会降低生育意愿，对生育意愿具有抑制效应，但在高收入阶层中没有呈现显著影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上述结论。从“教育成本”“教育文化”和“教育阶层”三方面考察教育对不同收入阶层作用机制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的机制不同。对中等收入阶层而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受到“教育成本”“教育文化”和“教育阶层”三方面的共同影响；而在低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主要是“教育文化”机制在发挥作用。因此在政策制定时，应重点关注中低收入阶层群体的生育意愿，防止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关键词 受教育程度；收入阶层；生育意愿；工具变量法一、引言人口资源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资源，与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维持在 以下，显著低 于 的 生 育“更 替 水 平”，年 第 七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数 据 与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我国户均人口减少 ，这意味着我国居民生育意愿下降，人口红利的优势正逐渐消失。年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收稿日期 基金 项 目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重 大 项 目“实 现 更 加 充 分、更 高 质 量 就 业 研 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作者简介李长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电子邮箱地址：；杨智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电子邮箱地址：；范小海，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电子邮箱地址：。DOI:10.19512/ki.issn2096-2088.2023.02.004第期受教育程度、收入阶层与生育意愿研究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发布，正式实施三孩生育政策，说明人口问题是我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从宏观层面上说，当前我国正处于生育转型和社会变化相对较快的时期，生育率已经由政策性低生育转向内生性低生育阶段（穆光宗，），生育率的下降更多地取决于外部社会环境和社会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化。从微观层面上说，与其他的微观家庭经济行为相同，生育作为一个家庭基于利益权衡的经济决策，会受到所处的收入水平和社会阶层的影响。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及包容性生育支持体系构建需求的提出，生育政策的调整在为人们带来更多生育选择空间的同时，被压抑的生育率的阶层差异也可能得到释放。因此，收入阶层视角下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在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中，受教育程度作为一种可积累的人力资本，一直受 到 关 注。过 去 十 几 年 间，我 国 人 口 的 受 教 育 程 度 得 到 较 大 提 升。“七普”数据 显示，年 劳动 年 龄 人 口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为 年，与 年“六普”相比，每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人上升为 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 人上升为 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人下降为 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 人下降为 人。收入阶层在教育作用于生育率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三者间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研究收入阶层视角下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在客观上作为分析教育对生育意愿影响的一种补充，有助于丰富生育意愿及其影响机制相关研究的解释框架，增强社会分层流动理论的解释力，同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低生育率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增进对低生育陷阱自我强化机制的探讨，为生育服务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参考。本文使用 年和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旨在回答以下问题：一是各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否呈现差异？二是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是否因所处收入阶层的不同具有差异化路径？据此，本文结合生育相关理论，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回归实证检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是否存在差异，并验证西方关于生育意愿和经济社会地位变迁的理论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以便系统厘清在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背景下影响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变化的决定因素及其传导机制。现有文献在分析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时，多将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较少涉及不同收入阶层的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没有关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在不同收入阶层中的差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年异，从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拓展空间。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在研究内容上，现有文献关于受教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内在机制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多集中于“教育成本”与“教育文化”两方面，其背后对应的是在微观个体特征层面对生育行为的成本效益和生育价值观的探讨，但对“教育阶层”这一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较为少见，这也反映出从宏观社会结构变动及社会阶层差异视角洞悉生育行为的研究不足。（）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内生性对受教育程度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影响，导致实证结果会有向上或向下的偏误，因此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来控制内生性对实证结果的影响，能够有效地克服估计偏差，更好地分析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机制（一）文献回顾关于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对受教育程度与居民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不 少 学 者 认 为 受 教 育 程 度 的 提 高 致 使 生 育 意 愿 下 降（，），女性受教育水平会通过提高劳动收入、增强个人事业发展偏好和推迟初婚年龄进而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王一帆等，）。（）利用 年启动的韩国高等教育改革进行实验设计，发现拥有大学学位会降低 个百分点的分娩可能性和 个百分点的分娩总数。受过教育的女性会对时间的数量质量和机会成本进行权衡，更倾向通过现代避孕措施控制家庭规模，从而导致总生育率下降（，）。也有学者持有相反的观点，认为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张樨樨等，），原因在于教育提高了夫妻的工作收入，放松了家庭的预算约束，生育孩子数量因而不会下降，教育程度与生育率之间并非呈现负相关关系（，）。还有研究表明教育对生育意愿并非只有单一的抑制或促进作用，两者并非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张晓青，）。在父母受教育水平和能力提高的初期，生育孩子数量较多，随着父母的学历和能力继续提升，会导致生育意愿下降，在学历和能力的最高阶段，生育数量又会再出现上升趋势，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之间呈现倒 形关系（，）。关于收入阶层与生育率。不少学者认为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同生育意愿均呈负相关关系（，）。（）通过研究 年第期受教育程度、收入阶层与生育意愿研究 在英国出生的一组女性样本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在决定生育率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伴关系地位和就业地位会间接导致无子女人数大幅增加。，（）使用欧洲和北美五个当地人口的纵向微观数据，研究结果支持上层人群会先于其他群体降低生育率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家庭收入对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条件越好，生育意愿 越 强 烈。陈蓉（）以上海为例，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法，整合 年以来三十年间围绕上海进行的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发现高收入群体生育意愿相对较强。，（）通过研究美国家庭结构中的阶层分化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妇女在经济条件较差的情况下确实不太可能结婚，显著降低了她们的生育率。但也有学者认为收入与生育意愿呈非线性关系。生育率与家庭收入并不总是呈反向关系，而是收入到了一定水平以后，生育率水平又会随之上升，即“收入生育率”曲线基本呈扁平形曲线形态，中等收入群体是生育率最低的人群（李子联，），阶层向上流动会增加生育意愿（徐巧玲，）。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关于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收入阶层与生育意愿两两之间作用关系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就受教育程度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还没有统一的结论。因此探究不同收入阶层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差异和作用机制，对于我们实现人口转型，释放教育红利具有重要意义。（二）理论机制分析首先，基于经济学视角。生育是理性经济人的一种决策行为，孩子是以家庭为单位决定是否“购买”的一种商品，势必要受到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的衡量，收入阶层生育行为差异性的背后反映的经济学理论是对孩子价值的评估差异。孩子作为一种“正常消费品”，其成本主要体现在养育成本和机会成本两方面。就养育成本而言，家庭收入提高能够放宽家庭预算约束，降低家庭风险预期，收入效应能够激励生育，增加孩子数量。但贝克尔的数量质量替代模型认为，随着“预算限制”的扩张，人们想要更多数量孩子的同时，对孩子的质量要求也更高了，这种替代效应会提高每个孩子的“价格”，即养育成本，从而抑制生育意愿，减少生育行为。生育率与家庭收入的关系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中哪种效应占主导作用，当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时，生育率会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当收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时，生育率会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王天宇等，）。因此养育成本对不同收入阶层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养育成本约束的仅仅是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而无法适用于富裕群体，富裕群体从孩子的经济和实用价值转移到心理和情感价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年值方面，孩子的质量数量替代关系在收入最顶层的富裕阶层不成立（张新洁，）。另一种成本为机会成本，受教育程度的增加提高了个人工作参与率，根据收入闲暇替代理论，当收入增加时，闲暇的机会成本变高，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可能会降低居民生育意愿。这种收入闲暇替代关系会在不同收入阶层呈现差异性，按经济学的逻辑解释为，高收入阶层意味着个人单位时间的影子价格高，生养孩子属于时间密集型活动，机会成本的增加会降低孩子带来的效用预期，因此会选择少生孩子。而低收入阶层闲暇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生育数量相对较高（郭凯明等，）。其次，基于社会学视角。法国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阿森杜蒙特（）的“社会毛细管”理论认为，阶层流动会影响生育率，社会中个体具有不断向上发展的需求与渴望，因而会牺牲生育机会将其资源更多地用于地位提升，出生率的下降是“社会毛细管”效应的体现。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是居民实现阶层流动最重要的人力资本，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相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越有动机为维护现有收入阶层或实现阶层的向上跨越，从而进行地位消费，即消费者为了表征、维护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消费地位商品，并以此向自己或周围的重要他人宣示自己所属或所向往的社会阶层的行为（，）。这导致花在地位消费上的支出增长速度超过收入增长速度，地位消费对生育的挤压不但没有随收入增长而减轻，反而可能会越来越重，从而产生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机制，形成低生育率陷阱（陈卫民等，）。但地位消费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如果个人的实际经济状况好于所认同的阶层的平均水平，地位商品消费的压力较小；反之，则压力较大，为了优先满足地位商品消费，只能压缩甚至放弃其他方面的支出，包括生育，进而抑制了生育意愿。最后，基于生育文化视角。除了社会结构、经济因素以外，内嵌于生育政策背后的生育文化和价值规范也是导致中国陷入低生育陷阱的重要因素。而生育价值观的转变与受教育水平息息相关，教育会通过多种路径塑造生育意愿。一方面女性通过缩小在工作领域和教育领域与男性的机会不平等会改善性别之间的不对称性（，）。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这种经济能力的增加往往转化为家庭中讨价还价能力的提升，从而改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女性在家庭性别分工中追求两性平等，更注重个人价值实现，使得女性在更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推迟个体结婚时间并降低生育意愿。另一方面，随着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人们的生育观念和养老观念正逐步发生改变，“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和“母以子贵”等传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