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者的坚守——略论王彬彬的批评写作_陈舒劼.pdf

突围者的坚守略论王彬彬的批评写作陈舒劼评论【王彬彬评论小辑】138一如果将学术的发展理解为知识与思想的持续交融和冲突，那么王彬彬三十余年的研究成果显然呈现了学术发展过程中较为激烈的一面。至少是从 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发表开始，许多同行或外行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王彬彬的批评标签化了。无论是击节赞赏还是不以为然，王彬彬批评的锋芒成为不同反应的共识。虽说没有思想的冲突就没有学术的发展，虽说蔡元培对胡适的包容和支持成为学术冲突事例中的一段佳话，虽说对批评的鼓励倡导始终不绝于耳，但众多评论王彬彬的文章都注意到，这条与人驳难的批评之路已然遭遇多方面的压力。“毋庸讳言，文坛上对王彬彬这样有锋芒的批评家是有颇多议论的像王彬彬这样的批评文章似乎就不能登学术的大雅之堂，尤其是以文化批判的 骂的姿态出现，更使得一些自诩为学院派精英和贵族的学者 不自在而侧目。于是，私下里就议论纷纷，似乎王彬彬有损 学者 之形象。”(1)“文坛和学界对王彬彬的态度大可玩味。其直言谠论直接刺中许多人要害，间接令许多人怫然不悦，私底下群议汹汹，但公之于众却难得一见。似乎都商量好了，只当他是空气，敬鬼神而远之。”(2)这静默、侧目与疏远，既是对直言批评的某种冷处理，又在客观上使本该在交锋中得以深入的讨论，其焦点往往偏移到了批评者的发言姿态上。经过这层转折，批评的学理探讨更被批评的动机揣摩所置换，批评者也被进一步标签化。如是循环往复后，富有攻击性的批评家的形象似乎终与王彬彬如影随形。当然，这种对王彬彬的批评的简化、俗化与情绪化认知，不足为道。一旦陷入对批评者言说的主观意图的深疑，这种疑邻盗斧的心理机制就排除了交流与说理的可能。理解王彬彬批评的方式，需要在具体个案的基础上，重新回到他批评写作的历史场域，分析他的批评如何与其所处的时代文化精神发生互动。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王彬彬的批评写作将与对其的流俗化理解拉开距离。王彬彬被视为富有攻击性的批评写作，在被历史化还原之后，更像是某种悲壮的精神突围。“突围”意在强调批评与时代所携带的文化病症的紧张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中双方力量和位置的不平等。如果能联想到鲁迅、联想到魏晋风度，就不难理解犀利的批评往往是打破“铁屋子”式的精神突围的需求。“所以，王彬彬的批评宁愿选择激烈与偏颇，也不愿选择温和与平庸。”(3)在王彬彬的批评中，文风激烈是个人的选择，也是显影时代文化病症的需求。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王彬彬的批评文字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对之前的历史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又是一次意味深长的转折的开始。中国逐步进入世界市场的竞争，文化交流和知识生产的国际化趋势上升，互联网技术深刻介入社会生活，市场经济开始有力地重构文学场域。人文知识分子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超出了他们所熟悉的论域。“人文精神大讨论”骤然兴起表明人文知识分子感觉到某些共同问题的压迫性，而它的不了了之也象征着认同困惑难以阻拦的漫延。一些知识分子发现，20 世纪 90 年代思想讨论的热度渐趋下降，而学术表达的学科意识和规范化日趋提升。可在面对时代课题和公共议题之时，“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近似某种回避甚至自欺。大量的新现象新问题在提出挑战，历史的积弊还尚未清理，学术研究和生活现实都在迅速地问题化。强调研究的聚焦和规范是学科建设的必然，但跨学科讨论的勇气和基于价值立场的批评更需珍视。包括批评在内的文学研究，虽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化场域转型过程中明显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或社会学引人注目，但作为与个人或日常生活有着特殊关联的学科，批评不应该放弃对人性人心的执着关注，不应该放弃自己与时代价值选择、与其他文化话语间的对话责任，应该更积极而敏锐地介入现实的文化精神生产。认识王彬彬批评甚至是写作的意义，正应当在这层意义上展开，从发表于 1989 年的 余华的疯言疯语 到 1994年的 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再到近期在 收获 的“尘海挹滴”和 钟山 的“荒林拾叶”上开设的专栏，这些文字都需作如是理解。此时读者已然发觉，王彬彬的批评文字早已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实现了批评的跨界。这139自然也可以理解成，精神的突围在多个方向上打响。二跨界批评并非对文学研究专业性的反动。如果意识到所谓的学科边界不过是特定条件下的人为区隔，所谓的“学术性”就不能被闭门造车式地理解，真正重要的始终是问题本身。王彬彬直言：“我认为，一个从事专业性工作的人，完全没有专业意识，是肯定不成的，但专业意识过于强烈，也是不好的。”(4)2013 年回顾自己的研究经历时，王彬彬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身份之间并不吻合：“我的所谓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但博士毕业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对我就一直是副业。二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把主要时间精力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大量的时间花在写与文学没有多少关系的杂文、随笔上。最近十来年，主要时间精力则用于读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方面的书和写这方面的文章。虽然这类文章不算 学术成果，但却乐此不疲。”(5)乐趣预示着坚持，到今天，他在历史领域中的研究已经可以具体化为几次主题的转换，从中共党史、现代史中的国民党、义和团运动再到北洋时期的人与事。(6)跨界研究携带着不同领域的知识关联，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角度说，就是方法论上的“史诗互证”，也可以理解为是重回并深化马恩现实主义理论精神的批评实践。有评论指出，“王彬彬所操持者可谓老旧，是马克思主义式的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7)三十余年来，这“老旧”始终坚持对真问题的捕捉与深入，突破诸多秉持流行概念却又浮光掠影的批评操作。以历史的辩证思维践行批评，体现了王彬彬批评实践的方法论自觉与勇气。方法论的“老旧”不意味着方法论的简陋或失效。实际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对文化批评提出高要求，持守者必须意识到并处理好以当代视角进入历史现场时面临的复杂性，以辩证的态度分析批评对象“何以如此”，而非将批评对象置于某一学术概念的机械解剖或牵强附会中。要实践这种历史辩证思维，又必须拥有自觉且持续的理论反思能力，清醒地意识到批评者自身的时代局限以及所接触到的历史资料的有效性，这或是王彬彬分外重视历史与文学互动的缘由。“在中国现代，由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空前紧密，政治对文学的作用也就表现得空前明显。但是，在中国现代，不仅是政治作用于文学，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历史。换言之，不仅是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文学，文学也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历史。所以，将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是有着充分的依据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当我们面对的某个文学问题与某种历史现象密切相关时，我们切勿轻易地借助和依赖关于此种历史现象的现存看法，而应该用自己的眼光去分析和研究这种历史现象。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8)从 良知的限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何其芳文学道路批判 林道静、刘世吾、江玫与露沙当代文学对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叙述 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 等到对中共党史、现代史中的国民党、义和团运动和北洋时期的人与事研究，无论是在文学之内还是跨出文学的界标，王彬彬的批评写作都贯穿着自觉的历史意识与信念。回到历史具体语境的批评方法论，意味着回到具体的社会关系场域和知识关联结构之中理解文本或现象，消解理论对文本单向度的强势压迫。某个概念在批评领域的流行，可能是异域学术热点话题的西风东渐，也可能是同时段的一些本土文学作品较为明显的共同特征的反映。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许多起于异域的概念先后在批评中流行一时，这种流行反映出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在改革开放中融入世界体系的大进程，但这些概念的中国化、本土化、问题化却可能并不充分。对批评而言，无论是焦点话题的辐射还是文本共性的把握，都需要对概念抽象的合理性和概念介入文本的有效性保持清醒。概念的抽象往往是发现与遮蔽的一体两面：“它在凸现了某种特征的同时，也忽视了别的种种意味、意蕴、意义；它在彰显了某一类作品的同时，也埋没了1402022.12其他的种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因此抽象概括“一旦僵化成一种 模式，便构成对文学史的遮蔽和误解，甚至它所遮蔽的东西要远远多于它所凸显的东西，它所误解的东西要远远多于它所正确地把握了的东西。”(9)对抽象的辩证认知使得王彬彬的批评始终保持着对“大概念”或“大词”的谨慎。对海外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批评，是王彬彬历史辩证批评的方法论的鲜明体现，他对海外中国学者如顾彬、王德威、唐小兵、刘禾、李陀等人的研究不止一次地提出批评。王彬彬认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些学者为中国大陆学者思维的更新和眼界的开拓不无意义，但往往是清醒与迷误共存、新见与偏见交错。(10)在这种“新解读”与“再解读”的影响下，许多现当代文学的文本或现象沦为西方现代理论的操练场，理论的粗暴渐成风潮。“这些 海外中国学者把西方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兴起的各种文化理论，诸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这些人 再解读 的，往往是所谓的 红色经典。而所谓 红色经典，是以意义简单、明确为突出特征的。但这些人，却能用西方现代理论把本来意义简单、明确的 红色经典 解释得十分复杂，本来清浅的池塘，突然变得幽深莫测。这种神奇的 再解读，令一些海内中国学者 兴奋异常、崇拜不已。兴奋、崇拜之余，是急起仿效。”(11)王彬彬对这些海外中国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批评，正是对“兴奋异常、崇拜不已”及其后“急起仿效”的风潮的突破。在王彬彬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西方现代理论的简单移植和方凿圆枘，或脱离、或扭曲、或简化了所论述的文本和现象所处的历史语境，无法避免史料偏误、逻辑偏差和观念偏见。仅在国内的鲁迅研究中，就有强行运用西方现代哲学阐释鲁迅而导致的“玄学化”现象，和源自日本学界的简单、庸俗、粗鄙的“实证研究”。(12)显然，回到历史现场还必须落实到重建有效的知识联系，并在其中揭示对研究对象的新发现。王彬彬的历史写作尤为清晰地体现了他的方法论持守，以及在历史场域的多种因素互动中发现真问题的追求。有评论指出：“他的融合历史和文学的一系列论著所要寻找的是文学和历史之间那些实实在在的关节点，他还要从这些关节点出发，阐发文学和历史如何在这些关节点上互相渗透、水乳交融。这种追求不允许他局限于某些稀见史料的发掘，更不允许他躺在某些时髦理论上进行重复操作，他必须 杂学旁收，尽可能多地读那些似乎与文学和历史的扭结没有直接关系的杂书和闲书，他更要在这些杂书和闲书以及文学作品本身发现那些 历史性细节，帮助他实实在在地在文学和历史之间建立真实而活泼的勾连，所以他很少煞有介事地抖出某些稀见之书、独得之秘，也绝少从引用某个理论话语出发，再来依样画葫芦地推演开去。”(13)。秉持历史辩证思维，以历史与文学的复杂互动冲破流行的学术操作的蒙蔽，这或许是王彬彬的批评文字难以绕过、常读常新的缘由。三王彬彬批评写作的历史辩证意识，必然与许多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常识劈面相迎。许多文本与现象在重返历史语境之后，显示出与既有认知的龃龉，王彬彬的批评无疑破坏了常识的稳定。按照乔纳森 卡勒的观点，这才是“做”理论的应有之义而非照着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等概念的指引跑马圈地。“理论的主要效果是批驳 常识，即对于意义、作品、文学、经验的常识理论常常是常识性观点的好斗的批评家。并且，它总是力图证明那些我们认为理应如此的常识实际上只是一种历史的建构，是一种看来似乎已经很自然的理论，自然到我们甚至不认为它是理论的程度了。”(14)读者不难发现，王彬彬的批评文字“与人驳难”，许多时候就是与不同层次上、不同领域中的“常识”拔河。残雪、余华：“真的恶声”?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 两种不同质地的文化略论“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别 说不清楚的概念 样板戏与所谓“红色经典”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等文章，对瞿秋白、邓拓、柳亚子等人的研究，对金庸、余秋雨、王朔等人的批评，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