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教材建设十年：历史境遇、实践逻辑与发展路向_单新涛.pdf

第 卷第 期 年 月北 京 教 育 学 院 学 报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部编本教材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适应性研究”（）作者简介：单新涛，玉溪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教材研究。：统编教材建设十年：历史境遇、实践逻辑与发展路向单新涛（玉溪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云南 玉溪）摘 要：我国新一轮统编教材建设已走过十年的发展历程，新时代重启教材统编是强化意识形态教育、支撑素养导向课程改革、走出教材多样化实施误区的历史诉求，统编教材意涵中的统一编写、审定、出版、使用蕴含着统编教材建设的实践逻辑。以此观之，十年统编教材建设实践成效卓著，同时也亟待理性审视时代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明晰发展路向：一是补齐适应性短板，探寻增强统编教材适应性的应对方略；二是基于结构与行动的二重性，平衡统编教材的统一要求与二次开发；三是面向素养导向的统编教材，实现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的教学转化。关键词：统编教材；统编教材建设；核心素养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统编教材，也称部编教材通用教材，指在一个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指导下，由国家和政府统一组织编写和审定、全国统一出版和使用的教材。”我国教材统编工作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基业初创期”、世纪 年代“自主探索期”、改革开放后“迎头赶上期”之后，进入“复兴提质期”。年 月，在教育部的领导下，三科统编教材（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自此算起，我国新一轮统编教材建设已走过十年的发展历程。十年来，我国统编教材建设在探索中不断走向成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不断面临着时代发展所带来的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当前教材建设逐渐迈入深水区的背景下，本研究拟探寻十年统编教材建设的内在逻辑，理性审视其所面临的挑战，并对未来统编教材建设的发展路向进行阐析。一、新时代统编教材的历史境遇 重启统编教材的工作是特定历史境遇中社会、教育、课程、教材等因素多向互动的结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变革和教育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教材选用过程中发现新问题，国家对教材建设作出新部署，构成了新时代统编教材的历史逻辑。（一）因应强化意识形态教育的诉求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实践并非价值无涉的操作行为，而是具有价值负载和目标指向的系统行动。“由于教育实践涉及要达致某一理想的目标状态，因而它要依赖于一种较大的价值观母体来确认它所运行的方向并为之辩护。”在艾斯纳（）看来，这个“价值观母体”即意识形态，它指导并规约学校课程以实现其所重视的目标。意识形态传递的基本场所是学校，具体依托是课程和教材。教材是社会意识形态体系的一部分，它不仅关系立德树人和文化传承，也关乎国家意志和国家安全，是解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载体。统编教材是教材国定制的产物，较之于审定制所形成的多样化教材，统编教材因其“国定”性质而对传递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葆有天然优势。我国统编教材历史悠久，历代统编教材都十分重视教材内容选择的价值性，对传播主流意识 第 期 单新涛：统编教材建设十年：历史境遇、实践逻辑与发展路向形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我国育人育才工作成效斐然。然而，伴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加，一些不良思想趁机涌入并侵蚀着青少年。这也导致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面临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市场逐利的挑战，国家人才培养面临敌对势力渗透争夺的威胁，对新时代育人育才工作提出了严峻考验，也凸显了强化意识形态教育的紧迫性。因应这一现实需要，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三科教材实行统编成为必然，统编教材建设因此有了坚实的社会根基。统编教材传递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具体通过教材编者对教材内容的筛选准入、加工编排两个环节加以实现。前者主要基于教材的政治属性，使教材承载和弘扬某些意识形态话语；后者主要从教材的教学属性出发，探究这些意识形态话语“宜教适学”、便于学生内化和认同的编排方式。（二）源于素养导向课程改革的驱动教材是联结课程、人才培养以及更大范围社会需求的纽带，教材变革嵌入这多重情境之中，与课程、教育和社会的变革同频共振，形成连锁式变革。近代以来，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科学主义的兴盛及其在教育中的渗透，知识一直是学校课程的焦点，这也使得课程和教材都以知识为本位，进而形成了知识中心的教学。当下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从根本上触发了人才培养及学校课程从知识本位转向素养导向。世纪以来，信息社会的迅猛发展对人才素养提出了新需求，为满足这一需求，各国际组织和国家普遍加大对 世纪人才标准的研制力度，启动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目标体系研究，并以此为导向对课程方案进行顶层设计。秉持这一国际共识，我国也开启了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课程教材改革旅程。一是精心研制并于 年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二是于 年凝练形成了普通高中各学科核心素养以指导和规范普通高中教材编写、教学与评价。三是义务教育阶段统编三科教材建设体现素养导向。在此需澄清的一点是，义务教育统编的三科教材于 年启动研发，年起投入使用，这显然早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年）和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核心素养发布的时间（年），但这并不意味着义务教育统编教材与素养的理念绝缘。以语文为例，“统编本小学与初中语文教材编写时，高中语文新课标尚未颁布，但有关语文核心素养的理念已在学术界讨论，一定程度上，新教材是采纳了语文核心素养这一理念的。”由此可见，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统编三科教材建设均以培育学生素养为基本遵循。诚然，素养并非专为教材而生，但在新的历史际遇中，素养逻辑已深深嵌入统编教材之中，成为统编教材的底色，甚至对统编教材的研制起到支配作用。遮蔽了素养，就难以体认新一轮统编教材在研制理念、编排体例等方面“新”在何处，也难以看到它区别于以往统编教材的独特之处。（三）寻求超越教材多样化格局的进路教材多样化是 世纪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教材领域的一项重要方针，它与审定制这一教材制度设计相适应，旨在通过研发并使用多样性、特色性的教材以提高教材对不同区域、学校和学生差异的适应性，同时通过引入竞争机制以促进教材事业的繁荣和教材质量的提高。回顾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的教材发展史，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国家统编教材为主和十年动乱期间各地自编教材的乱局之后，我国教材建设逐步进入统一与多样微妙博弈的阶段，中央与地方均衡教材权力，并初步形成了在统一要求下的教材多样化格局。进入 世纪后，伴随着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课程民主化进程及教材审定制的推进，教材多样化持续勃兴。通过推进教材多样化，建立中小学教材市场竞争制度，为教材建设注入了活力，多样化的教材有助于满足我国各区域的差异性需求。但与此同时，在教材多样化运行程序的复杂性、对教材多样化的认知偏误和市场逐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教材多样化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滋生出一些乱象。一是深受教材运行“潜规则”支配，部分教材在选用环节出现不良倾向，如利益驱动导致教材选用的市场化、价值规约导致教材选用的结构化、地方保护主义导致教材选用的形式化、文凭至上思潮下教材选用的功利化。二是认知偏误和对教材市场占有的不当追逐将教材多样化异化为教材“多本化”，后者以追求教材的品北 京 教 育 学 院 学 报 年种和数量为鹄的，它所带来的只是“教材市场”的表面繁荣，却偏离了教材多样化的本真追求。三是由教材多本化衍生出大量版本、品种的教材，这在教材运行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导致一段时期以来，一些意识形态较强的学科（如历史、道德与法治 思想政治、语文等）甚至出现某些版本教材的内容与国家要求不符、观点与国家提倡的主流观点有较大出入的问题。为此，新时期亟待寻求超越教材多样化的进路，强调教材建设的“社会政治”过程维度，将教材建设提升至国家事权的高度加以认识，彰显其公共性和公信力。二、新时代统编教材建设的实践逻辑 统编教材建设实践指向统编教材的建设过程及其支持保障系统，贯穿教材从规划研发到投入使用的完整生命周期。统编教材是由国家统一组织编写、审定、全国统一出版和使用的教材。由这一界定出发，统一编写、审定、出版、使用蕴含着统编教材建设的实践逻辑及其理据。（一）统一编写凸显教材建设的公共性教材文本是由“生产者”创编形成的，教材及其编者都处于特定的社会中。因此，教材创编实际上受到教材编者和社会文化的双重影响。前者表现为教材编者的政治立场、理论素养、专业学识、个性品格，后者体现为特定社会的时代特征、文化心理、国家意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价值观念。二者相互作用，共同规约教材的价值取向、内容选择与编排方式。当前，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提出以及现代教材治理体系的逐步确立，凸显了教材建设的公共性立场，这就决定了统编教材创编是一种集体行动而非个体行为，教材内容承载公共价值观而非宣扬个人观点。教材创编质量取决于教材编者及其团队，统编教材体现国家水准，编写团队是关键。诚如严复所言：“最浅之教科书法，必得最深其学者为之。”为此，新时代统编教材沿袭新中国成立后历届统编教材的做法，由教育部聘请德高望重、造诣精深、使命感强的学科专家领衔编写，并汇聚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优秀教研员和教师组建编写团队，对新教材进行充分酝酿、精心设计、严谨编排。在统编教材创编过程中，初中历史教材总主编齐世荣教授团队对历史教材中相关史料的出处进行了十分细致严谨的考察，他们往往会为了教材中一词一句的表述反复推敲。道德与法治教材总主编鲁洁先生经常深入中小学听课，了解学情，并通过试教改进教材。从确定教育主题，直至最终完成送审稿，一篇课文成型要经历十二道工序。教材统编的公共性寓于专业多元的编写团队和严谨规范的编写过程之中，为确保教材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统一审定助力形成精品教材品质是教材的生命线，我国当前统编教材建设进入“复兴提质期”，对精品教材的需求更为迫切。教材品质受多重因素掣肘，在编写环节有赖于教材研制团队和编写过程，在审定环节取决于教材审查的制度设计和实施。国定制（统编制）、审定制和自由制是三种不同的教材制度，前两者的区别在于教材编写的主体不同，国定制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编写教材，审定制一般由民间具有教材编写资质的出版机构、教育团体或个人编写，但二者均需对教材进行审查；而在自由制中，教材由民间自由编写、学校自由采用，无须政府部门审定。国定制是否有助于确保教材质量，学界并未达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统编教材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调动各方力量协同攻关，形成强大合力，促进教材质量迈上新水平。历史上，一些统编教材“因为凝聚了全国专业人员的辛勤劳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产物，总体来说质量较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选择统编教材路径有利于传递国家意识形态和树立主流价值观，但单一垄断容易丢失教材竞争活力，难以产出高品质教材。”“实行教科书国定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教科书市场的利益垄断，不利于教科书市场的竞争，长远来看会阻碍教科书质量的提高。”由此可见，国定制本身并不必然带来高品质的教材。基于国定制形成的统编教材质量如何，关键在教材审查的周密性，具体要回答“谁来审”“审什么”“如何审”的问题，也即要确立教材审查的主体、内容与维度、程序与方法。新时代统编三科教材由国家教材委员会及其专家委员会负责审定，审查程序严密、内容周全，具体涵盖思想政治审查、学科审查、专题审查、综合审查、教学适应性审查等，多重审查、严格把关、以审促编确保了教材质 第 期 单新涛：统编教材建设十年：历史境遇、实践逻辑与发展路向量。统编三科教材在 年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中斩获大奖。从教材使用的跟踪反馈情况来看，师生对统编三科教材的整体满意度较高，这也就打消了公众对统编教材因缺乏竞争而难以保证品质的疑虑。（三）统一出版发行保障教材供应教材出版发行解决教材供应问题，它是连接教材研制和教材使用的纽带。统编教材经审定后可正式出版、发行，进而步入课堂供师生使用。做好统编教材建设工作需要有健全的出版发行机制，同时各出版发行部门之间应密切配合、通力合作，这决定着统编教材能否及时和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