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胡人都市生活研究——以...出水的胡人舞筵图像文物为例_毛洋洋.pdf

年 月第 卷第 期 唐 都 学 刊 .【汉唐研究】唐代胡人都市生活研究 以唐朝陆海丝路出土出水的胡人舞筵图像文物为例毛洋洋，吴 铁，朱利民（西安工程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新媒体艺术学院，西安；西安市社会科学院，西安）摘 要：唐代胡人都市生活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意志的城市呈现，舞筵是唐代胡人跳舞专用毡毯，胡人舞筵孑存于唐代陆上丝路石窟壁画、墓葬壁画、碑石图案和海上丝路沉船瓷器纹饰中，是唐代胡人都市生活样态的缩影。长安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大都会，广州、扬州、洛阳、敦煌等之所以成为国际性城市，不仅与唐朝政府经营陆海丝绸之路密切相关，而且依靠胡汉融合、胡汉并存产生的文化力量和文明智慧，仰仗由多元文化构成、由共同意志凝聚、由共同生活方式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唐朝治理系统下，种族演化、部族归化、移民濡化得以完成，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夯实了根基，从而使人类文明的体验活动开始具有世界意义。关键词：唐代；陆海丝绸之路；胡人；都市生活；舞筵图像文物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胡人都市生活研究”（）成果作者简介：毛洋洋，女，辽宁沈阳人，西安工程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艺术考古研究；吴铁，男，陕西西安人，西安工程大学新媒体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艺术考古研究；朱利民，男，陕西西安人，西安市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隋唐考古、汉唐文明研究。任半塘在唐戏弄中指出：“所谓舞筵应是舞台之茵毡，遂竟称舞筵矣。要不止此一幕、一茵而已，余当类推。”因条件所限，中敏先生的学术观点、研究成果之主观性因素难免。随着唐代陆海丝路考古发掘的深入，遗存在唐代洞窟壁画、墓葬壁画、瓷器纹饰和碑石图案中的唐代胡人舞筵图像相继面世，由此揭示出唐代胡人都市生活远比人们所已知的要丰富、广泛、复杂得多。一、唐代胡人舞筵图像是研究唐代胡人都市生活的考古遗存希腊人、罗马人首创用人物、动植物图像记载历史，波斯人、拜占庭人继承弘扬并创立了“图像史学”。外来文明很快被巧于吸收又善于发挥自身艺术特长的唐人接受、改造，成为唐朝胡汉民族用来记载历史、讲述文明、交流文化的艺术载体。换言之，唐代陆上丝路沿线出土的胡人舞筵碑石图案、胡人舞筵石窟墓葬壁画和海上丝路沉船出水的胡人舞筵纹饰瓷器，为研究唐代胡人都市生活提供了实物证据。（一）舞筵壁画内容反映唐代胡人都市活动根据陕西富平县朱家道村唐墓出土墓志记载，墓主李固，字道坚，李渊之重孙，先后任七州刺史和宗正卿等职务。井增利、王小蒙针对李固墓壁画撰文指出：“李固墓道东壁乐舞壁画中有七位坐部伎，他们依据所持乐器大小，参差盘坐于长方形毡毯之上。女坐部伎面部丰腴，嘴唇圆润，神情自然，头戴黑色长脚幞头，上身穿着颜色各异的团领长袍，足蹬乌皮靴或平头履，聚精会神地演奏管弦乐和打击乐。女歌舞伎头梳矮髻，身着大袖襦裙，曲腰舒袖，在方形毡毯上翩翩起舞。”吴铁、朱利民认为用垂索、联珠纹编织而成的圆形毡毯，是由波斯进献的长毛绣舞筵或大毛绣舞筵，李固墓道东壁乐舞壁画舞伎脚下圆形毡毯产地是西亚、东南欧，唐人把壁画中舞伎脚下的毡毯统称为“舞筵”。根据唐朝宰相韩休夫妇合葬墓发掘报告，在墓葬甬道、墓室四壁发现壁画 幅。墓室东壁一幅中有舞筵图像，整幅壁画共绘有 人。北部女乐伎队由五位女性和一位男性组成，从北向南第一人为直立女乐伎，第二、三、四女乐伎以半弧形盘腿端坐在长方形舞筵上。舞筵中心用黑彩散点点缀装饰四瓣花形，边缘内圈用黑彩描双线组成的长条形襕，内嵌装饰联珠纹，四边沿用黑彩描成流苏纹。弹奏箜篌者身穿条纹长裙，双腿盘坐于舞筵之上；男女舞伎分别站在椭圆形、圆形舞筵上起舞。舞筵内圈用联珠纹装饰，中圈用宽花瓣形襕缘装饰，襕边用淡黄彩晕染，外圈用联珠纹装饰。七位胡汉乐伎跪坐在长方形舞筵上，纹饰、颜色与女乐伎队相同。长方形毡毯中间用黑色五瓣花点缀，内圈内嵌联珠纹，中圈为流苏纹宽带，外圈用联珠纹点缀。韩休夫妇合葬墓壁画中的毡毯为波斯锦舞筵，由罽宾进贡唐朝。敦煌莫高窟第 窟南壁“阿弥陀经变之乐舞图”绘制于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壁画正中两位舞伎舞于圆形舞筵之上，八位持不同乐器的乐伎依次坐毡毯上伴奏；两男两女舞伎站在小圆舞筵上对舞，壁画两侧各有 个、个乐伎坐方形毡毯伴奏，图中圆形毡毯是由波斯进献的五彩氍毹舞筵。中唐榆林窟经变画中舞伎脚下圆形毡毯、方形毡毯和方形之上内复置方形毡毯是毛锦绣舞筵。沙、瓜两州地处商旅要冲，丝绸纺织物、毡毯擀织物品种、花色琳琅满目。莫高窟、榆林窟壁画描绘的舞筵，多由昭武九姓、波斯乐舞伎随身携带。（二）舞筵纹饰瓷器与舞筵图案碑石记录唐人都市生活海上丝路出水的瓷器舞筵纹饰与陆上丝路出土碑石舞筵图案是大唐王朝与“异域化外”文化交流、文明往来的珍贵遗存，也是唐人日常生活用具孑存。葛承雍认为图像研究与看图说话有着本质区别，舞筵之于唐朝，起着“远方殊俗，重译而朝，泽及方外”的作用；舞筵之于今天，不但凸显美轮美奂的唐代艺术，而且继续发挥着记事、记史的功能。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唐墓出土了一方墓志，两合石门。何姓墓主墓门正中刻有完整的胡人舞伎浮雕。左门扇上男舞伎侧身回首，左脚站立圆形毡毯上，右腿后屈，左手微微上举，右臂屈至头顶；右门扇上男舞伎右脚立圆形毡毯上，左腿前伸，双臂上屈，至头顶上方合拢。两位男性舞伎虬髯卷发、深目高鼻、宽肩细腰、体魄健壮，上身着圆领紧身窄袖衫，下身着紧腿裙，足蹬长筒皮靴，分别站在圆形毡毯上，双人对舞，锦带翻飞飘曳。两位男性胡人舞伎脚下的小圆毡毯是毛锦舞筵，这种舞筵产地是中亚、西亚地区。根据大唐西市墓志博物馆馆藏唐故处士王君夫人郜氏墓志铭记载，开元二十三年（），墓主王玄德（）与夫人郜氏（）合葬于今天陕西大荔县附近。该墓志四侧线刻画简洁流畅，乐舞图中的唐装女子、唐装须髯男子站在方形毡毯上蹁跹对舞。左侧方形毡毯上坐着八名女乐伎执琵琶、箜篌、筝等乐器伴奏，右侧八名戴幞头的男乐伎手持筚篥、笙、竖笛坐在方形毡毯上伴奏，其中两名满脸须髯者是胡人乐伎。在远离京畿道的偏远乡村，一个普通家庭成员墓志刻有胡人舞筵图案，至少说明：第一，开元时期，海外诸国进献频繁、丝路贸易递增，唐朝都市内需旺盛，唐人观赏胡人歌舞伎表演已经司空见惯。第二，男女舞伎在同一舞筵对舞与唐墓壁画中乐舞伎舞于各自舞筵不同，说明胡人舞伎是久居都市的兴业胡或再生胡。因为“胡貌汉魂”毕竟是唐朝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同时也表明开元时期胡人乐舞表演日趋本土化、市场化。第三，胡人舞伎使用的舞筵是用单一连珠纹装饰的，是唐代染织署毡坊使仿制的“波斯锦”。西安碑林博物馆馆藏半截石碑图案有两舞伎站立于莲花状舞筵上对舞。同一类型的胡人舞筵图像已出现在温州、扬州、南京市博物馆馆藏唐长沙窑烧制的胡人舞筵纹饰执壶中（图），胡人舞筵石刻图案、纹饰在海上与陆上、南方与北方交相辉映。图 唐长沙窑出土胡人舞筵纹饰执壶根据陕西省彬州市底店乡前家嘴村冯晖墓出土的彩绘浮雕胡旋舞图，李鸿宾认为“灵武节度使，又称灵州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朔方军节度使，治灵武（今宁夏吴忠西），其初建于唐开元九年（）月，是唐代北御突厥、回纥，西防羌戎，拱卫京畿之重镇”；周伟洲认为“唐末藩镇割据，灵州为原灵武列校韩逊所据，逊自称朔方节度使”。杨忠敏、阎可行提出“乐舞伎服饰、舞蹈风格已从唐代向宋代过渡”的观点，认为冯晖墓彩绘浮雕胡旋舞图中“舞者之舞是巫舞”，“冯晖墓甬道东、西壁两队舞图像可能即反映曲破时，歌、舞、乐齐作之景象”，戴花冠之男女舞伎应是流行于宋代“队舞”中的“花心”；罗丰与杨、阎二人观点不同，认为“冯晖作为后周重臣熟知凶礼习俗，不宜用巫舞殉葬”。笔者认为，冯晖曾任朔方军节度掌书记朝议郎试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其墓出土彩绘砖雕是符合唐朝礼制的。在冯晖墓出土的彩绘浮雕中，名男女歌舞伎脚下的舞筵是毛锦绣毡毯，产地康国。舞筵款式演变成大圆形毡毯内铺小方形，正好说明胡人舞筵在唐末五代时期历经了衰变、断裂，呈现隐退、消失的趋势。综上，舞筵是唐代胡人跳舞专用毡毯，舞筵称谓是由胡人舞伎脚下圆形、椭圆和方形毡毯材料、花色、纹饰和产地决定的，与唐代胡人所表演杂戏名称、内容及扮相毫无瓜葛。二、唐代胡人舞筵图像文明属性、文化寓意解析对文物文明属性、文化寓意解析离不开文献解读。用文献资料解读唐代胡人舞筵图像，不仅要厘清进献舞筵的国家、地区、民族和事件、人物、时间等，而且要分析唐代胡人舞筵材料构成与生产工艺。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巴托尔德讲，唐人非常熟悉绢、绫、罗、纱、绸、锦等丝织物，但对于獭褐、兔褐、驼褐、毡、毯等毛织品的认识是从胡人进献贡物开始的。世纪，东、西突厥斯坦的羊毛、毛织品开始输入唐朝。（一）舞筵是舶来品薛爱华（，旧译爱德华谢弗）认为除了毛毯和地毯之外，唐朝人对于毛织品是很熟悉的。小地毯和绒毯在当时似乎还没有输入唐朝。册府元龟记载海外诸国进贡方物始于唐高祖武德元年（），止于懿宗咸通（），以唐玄宗先天元年（）、开元（）、天宝（）最甚。杜阳杂编记载：“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有二龙，鳞鬣爪角悉备。明霞锦，云练水香麻为之也。五色相间，而美丽于中华之锦。更有女王国，贡龙油绫、鱼油绫，纹彩尤异，皆入水不濡湿。”旧唐书西戎传记载：“波斯自开元十年至天宝六载，凡十遣使来朝，并献方物九年四月，献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开元初，康国献璧、舞筵、狮子、胡旋女子”，“开元十五年，史国献舞女”，“开元、天宝间，波斯遣使者十辈献火毛绣舞筵”。唐玄宗天宝十载（）九月二日，唐朝政府明令：“五品已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蓄丝竹，以展欢娱，行乐盛时，时覃及中外。”唐朝海外诸国输入舞筵及其材料的时间、品种详见表。表 海外诸国舞筵进献贡物表 时间进献国家进献物品资料来源贞观四年（）昆仑白氍旧唐书贞观四年（）陀洹国白氍朝霞布旧唐书永徽元年（）新罗织锦旧唐书永徽三年（）新罗金总布册府元龟开元元年（）日本国白龟元年调布旧唐书开元四年（）大食金线织袍册府元龟开元五年（）康国毛棉册府元龟开元六年（）米国、康国拓壁舞筵、越诺册府元龟开元十一年（）新罗朝霞、鱼牙册府元龟开元十五年（）史国舞伎新唐书开元十八年（）波斯瑞丧册府元龟开元二十二年（）日本国美浓施、水织施册府元龟开元二十二年（）新罗布册府元龟开元二十二年（）东安国拂秣新唐书开元天宝间波斯火毛舞筵新唐书天宝四载（）罽宾国波斯锦、舞筵册府元龟天宝五载（）狮子国细毛氍册府元龟天宝五载（）石、史、米、罽宾国绣舞筵、氍氈册府元龟天宝七载（）林邑花氍册府元龟天宝七载（）新罗总布、鱼牙、朝霞唐会要天宝八载（）林邑鲜白氍册府元龟天宝九载（）林邑白氍、花氍册府元龟天宝九载（）波斯大毛绣、长毛绣舞筵册府元龟大历 年（）新罗鱼牙、朝霞册府元龟贞元十八年（）骠国白氍朝霞、乐舞伎旧唐书开成三年（）日本国绢册府元龟公元 世纪初，萨珊波斯已经掌握了丝绸制造技术。在南朝梁普通元年（），嚈哒帝国进贡波斯锦。考古发现，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 号墓出土的“高昌章和十三年（）孝姿随葬衣物疏”中有“波斯锦十张”记载；号墓出土的“高昌延寿十年（）元儿随葬衣物疏”中有“波斯锦面衣一具，波斯锦被褥一具”的记载。夏鼐认为吐鲁番阿斯塔那墓 号唐墓（）、号唐墓（）出土具有萨珊波斯风格的猪头文锦、立鸟纹锦、联珠鹿纹锦。“这些织锦的花纹图案自成一组，与汉锦、唐锦截然不同。它们的织法采用斜纹的重组织，经纬线的密度较疏朗。”（二）舞筵是消费品大唐王朝长期致力于与陆海丝路沿线国家、地区友好往来，毡毯、毡毯生产原料、毡毯染色编织工艺经由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辗转输入唐朝。从唐代诗文与小说叙事中亦可窥一见全：李商隐在柳曾逐东风拂舞筵诗中写道：“曾逐东风拂舞筵，乐游春苑断肠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杜甫在城西陂泛舟中云：“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白居易在青毡帐二十韵中云：“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记载，独孤授、李君房、张良器、韦执中、冯宿和王起赞美胡人舞筵。以上所列举的唐代诗文对胡人舞筵之描写，充分说明享用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