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敦煌佛教的隆盛与曲子词的流播及词调的衍生_李博昊.pdf

年 月第 卷第 期 唐 都 学 刊 .【汉唐研究】唐五代敦煌佛教的隆盛与曲子词的流播及词调的衍生李博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文学院，广东 珠海）摘 要：唐五代时期敦煌佛教昌隆，寺学随之逐步兴盛，曲子词遂常被寺中学郎抄写于同佛教有关的写卷之上。这些曲子词常会在佛教活动的表演中歌唱，以吸引民众前来进而宣传教义，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词调的衍生。衍生的词调及其创作常被用来弘扬佛法，有时亦会演变为新的词调，对词体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词体的发生发展与佛教的繁荣有着潜在关联，从敦煌寺学的繁荣及佛教活动乐舞表演的炽盛等角度切入，审视曲子词的流播及词调的发生发展问题，或可更清晰地观见词产生之初的形态，深化对词体演进历程的认知。关键词：唐五代；敦煌；佛教；曲子词；流播；词调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作者简介：李博昊，女，吉林榆树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汉代凿空西域，各国文化遂经敦煌纷沓而至长安，佛教或亦经敦煌进入中国，纵然何时传入仍难确定，但悬泉浮屠简中“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及“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或表明汉代的敦煌已有佛教的印记。西晋太康时期，高僧竺法护经敦煌至长安弘扬佛法，于白马寺讲授须真天子经，后在长安建寺译经，竺法护是中国佛教史上大规模译经之人，翻译过正法华经光赞般若等重要经典，其寺称敦煌寺，其人则被尊称为“敦煌菩萨”。此后，敦煌佛教不断发展，隋唐五代时期亦然。安史乱前，敦煌为唐廷控制，佛教隆盛。安史乱后的敦煌虽为吐蕃统治，但佛教仍旧发达，且形成了兼具汉地、吐蕃及西域三地特质的敦煌特色佛教体系。至归义军时期，河西僧团弘扬佛法，佛教在敦煌依然获得了发展。唐五代时期也是敦煌曲子词勃兴的时期，敦煌较为繁荣的寺学及盛大的佛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曲子词的流播及词调的生成。一、敦煌佛教的发展敦煌佛教的发展在佛窟中即可窥见。佛窟的开凿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唐武周圣历元年（）李怀让李君莫高窟佛龛碑载：“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崄，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又记“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自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实神秀之幽岩，灵奇之净域也”“自前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龛”。翟家碑言敦煌“长岩万仞，开圣洞之千龛；呀豁澄泉，引青龙而吐润”“奇谋卿将，应圣代而生贤；龙象高僧，继法王之化迹”。碑文乃河西部僧统翟法荣修建第 窟的功德记，约撰写于咸通八年（）后不久，此中即可观见敦煌佛教的兴盛。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唐廷调动了河陇地区的大批军队加以反击，河西的军事防御能力随之降低，长期与唐王朝对抗的吐蕃趁虚而入，先后占领了陇右、河西等地区。凉州、甘州、肃州相继陷落，沙州敦煌危在旦夕。此时的敦煌内无厚积、外无奥援，经过数年艰难对抗，终究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于贞元二年（）降于吐蕃。新唐书吐蕃传载其时敦煌“粮械皆竭”，遂“登城而呼曰：苟毋徙佗境，请以城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相比于凉州、甘州等地的迅速沦陷，沙州的坚守似乎与众不同。张延清认为吐蕃之所以制定对沙州“围而不攻”的政策，甚至和平占领沙州，与沙州当时的宗教地位及吐蕃的兴佛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世纪的沙州佛教盛行，当地人自称敦煌是“善国神乡”，佛寺的兴建、佛像的雕造、佛经的传抄、佛事活动的繁盛，加之高僧不断弘扬佛法，使得沙州的佛教信徒日益增多，呈向荣之态势。而佛教也是吐蕃社会信仰的重心，其时吐蕃的首领墀松德赞文治武功，他认为吐蕃之所以兴旺发达，与佛教的影响密切相关，故而其修建桑耶寺，请高僧弘法，不断确立佛教在吐蕃的社会地位，使之成为吐蕃主要的社会信仰。他自身亦与松赞干布一样，被视为吐蕃的“法王”。志在兴佛的墀松德赞自不愿与佛教兴盛的敦煌兵戎相见，是以十余年围城而不攻，敦煌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和平投降。自此，敦煌地区陷入了吐蕃统治时期达百年之久。佛教在敦煌本就有着一定的地位，吐蕃又格外崇佛，是以吐蕃统治时期佛教在敦煌仍有所发展。唐宣宗大中二年（），张议潮推翻了吐蕃在河陇地区的统治并奉土归唐，唐廷极为欣喜，在张氏使者进京报捷后于敦煌置归义军，以张议潮为首任节度使。咸通八年（），张议潮入朝觐见唐懿宗，后留居长安。唐亡后，如旧五代史及新五代史所记，“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五代后梁开平（）中，张议潮之孙张承奉自称白衣天子，建立西汉金山国，敦煌为其国都。金山国的成立为敦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张文彻的龙泉神剑歌，讴歌了西汉金山国的建立。、又载“三楚渔人臣张永进上”的白雀歌，可视为金山国的开国史，词序言：“承白雀之瑞，膺周文之德”“辄课白雀歌一首。每句之中偕以霜雪洁白为词”。敦煌以“白衣”“白雀”为瑞，与唐家旧谶在瓜沙一带的保存与流行相关，也可能受到佛教净土思想信仰的影响。敦煌对佛教发达的长安十分向往，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沙州开元寺建成之时，唐玄宗曾向敦煌颁赐大藏经，但此经后来遗失，沙州遂再次向唐廷求经，敦煌文书、记载了沙州向长安乞经之事，此事或发生于 年张议潮光复敦煌后不久。、中，也有从长安传入敦煌的佛教文献；敦煌另有奉唐帝敕造的官寺 所，还曾仿长安名刹法门寺，将已有寺院更名为法门寺，、，都有敦煌法门寺的称谓。此皆说明敦煌对于佛教的重视。二、寺学的繁荣与曲子词的传抄伴随着佛教在敦煌的繁荣，寺学亦逐步发展。寺学是敦煌官学和私学教育的重要补充，敦煌净土寺、莲台寺等均有寺学。吐蕃统治时期，因为学校教育体系的残损，寺学更趋兴盛。至张议潮的归义军政权统治时期，敦煌寺学依旧发达，有“学生张议潮写”的字样，或表明张议潮有寺学的经历。曹氏归义军仍重寺学。后唐同光三年（），曹议金将子曹元深等送至敦煌三界寺学习。所抄孝经后的题记可为证。某僧统谢太保状稿还展示出归义军之太保将其子送寺院学习的情态。此“太保”或亦为曹议金，结合 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文末题记及日本杏雨屋 号背面题记“净土寺学郎曹延禄”，或可知曹家曹元忠、曹延禄均曾于寺院受学。寺学教学的内容之一是文学，此与唐代重视文教的背景关系密切。唐代科考中的诗赋取士，使诗歌的学习受到了重视。诗歌本身亦是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可作为民众读书识字的教材，故而学习诗歌成参见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西汉金山国的建立时间学界仍有争议，冯培红对之有较为详细的梳理，参见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甘肃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言“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足见文人诗被教授之一斑。在敦煌，寺学中的诗歌教学同样既包括古诗文经典，亦涉及时代文人的诗篇。王重民、刘铭恕、黄永武等都曾将敦煌遗书中的某些写卷拟名为某种专集或选集，张锡厚更是专书讨论了这些唐集性质的写卷和相应刻本诗文集的源流关系，他们认为这些写卷本身即为书籍或至少是根据通行“书籍”抄写的。徐俊在谈及、拼合卷与 的高度一致现象时也说：“它们的存在，说明敦煌地区确实流传有某些通行的诗歌选集。”、缀合卷抄录了五代人蔡省风编纂的瑶池新咏。此书是专门选录女性诗篇的总集，新唐书艺文志以下，多种公私书目都有著录，在当时流播广泛，传至敦煌，广为抄录。与瑶池新咏不同的是，其时敦煌教育涉及的很多诗篇，目前仅见于敦煌写卷，如 有阙题诗 首，诸家皆拟为“宫词残卷”，但均未见于全唐诗。北梦琐言卷 言韦庄曾作秦妇吟，但各种传世典籍中皆未见秦妇吟，直至 世纪初，才在敦煌石室中出现，陆续发现的写本有十个，、等皆有所抄，足见该诗在敦煌的广泛流传。在学习诗歌的过程中，寺中学郎常将歌辞抄于佛教典籍、儒家经典、童蒙读物、文人诗歌和佛事应用文献，、即有珠英集残卷。秦妇吟这篇被俞平伯赞为“不仅超出浣花集中所有的诗，在三唐歌行中亦为不二之作”的诗歌，也大多抄自在寺院学校学习的敦煌学郎之手，或是学生学习的范本。不仅如此，如饶宗颐曾指出的那样，敦煌曲子词很多也都保存于佛窟，如 之菩萨蛮酒泉子抄于龙兴寺，一些抄手也确知出于寺院，僧法琳、净土寺僧愿宗、僧索佑住皆然。净土寺薛安俊、报恩寺马幸元，亦是寺中学郎、书手。天成四年（）写五台山苏幕遮之孙冰，戊申年抄望江南之令狐幸深，亦是僧徒弟子，。还抄有沙门贯休的赞念法华经僧二首，原题为“禅月大师赞念法华经僧”，诗后是两首赞词：“长松下，深窗里，历历清音韵宫徵。短偈长行主客分，不使闲声挂牙齿。”“外人闻，耸双耳，香风袭鼻寒毛起。只见天花落座前，空中必定有神鬼。”、所抄之云谣集杂曲子，也非单独成卷，而是同许多与佛寺相关的内容在同一写卷。潘重规指出伦敦本 由纸的接缝可以看出是另纸起抄标题“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抄凤归云等十八首后，止于倾杯乐，尚余空白数行，或是抄云谣集的人写至倾杯乐时，发现后面只余空白纸数行，不但不够抄完全卷，连倾杯乐一首的位置也不够，因此辍笔不书。又另取一卷即巴黎卷 重抄，抄完凤归云二首后，想起纸幅不够抄写全集三十首，因此又接续伦敦卷，从倾杯乐抄起，一直抄到三十首完毕。和 正反两面都抄写了诸多文字，不仅有云谣集中的作品，亦有涉及宗教等其他方面的内容。正面首尾皆残，抄励忠节抄卷第一、第二（斯坦因劫经录拟名）；背面抄：二月八日文，患难月文，维摩押座文，鹿儿赞文（斯坦因劫经录拟名），印沙佛文，燃灯文，为亡人追福文（斯坦因劫经录拟名），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中的 首，从卷末起倒抄有庆杨文第一赞功德文第二庆经文愿文患文第四难月文亡文亡父母文等，皆为首题。正面抄录：中和四年（）安国寺上座比丘尼体圆等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后有悟真判语；光启二年（）安国寺上座胜净等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为唐僖宗时期安国寺的一些收支账目，属于经济文书。背面抄：临圹文开经文入宅文转经文，释子文苑，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中的 首。观 及 所抄内容，或可推知云谣集杂曲子与敦煌的寺院有着密切的联系。三、佛教活动与曲子词的传唱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为了引起百姓的关注，在举办重大活动时，常会伴随一些歌舞杂戏等表演。洛阳伽蓝记描绘了诸多北魏洛阳的寺会情形。长秋寺在四月四日“行像”之时，会有“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如此景象引得民众纷纷驻足观看，“像停之处，观者如堵”。景乐寺大斋之时，“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忭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士女观者，目乱睛迷”。景明寺则“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宗圣寺的“妙伎杂乐”，吸引“城东士女多来此寺观看”。佛教的诸多活动都会举行乐舞及戏剧表演，此是吸引民众前来听讲佛法的重要手段，佛寺有时还成为官民游乐之所。北魏洛阳的宝光寺，“至于良辰美日，休沐告归，征友命朋，来游此寺，云车接轸，羽盖成阴，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以为兴适。”太平广记又载唐天宝后，剑南节度使张某在中元日，“令郭下诸寺，盛其陈列，以纵士女游观”，另记“唐宝应中，越州观察使皇甫政妻陆氏，有姿容而无子息”，赴寺院祷告后有孕而产子，遂“构堂三间，穷极华丽。政大设斋，富商来集，政又择日，率军吏州民，大陈伎乐”。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还记载了寒食节期间，龙兴寺设乐，沙州官民齐聚龙兴寺赏月的情形。韩愈华山女言“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描绘了佛教宣扬教义时的热闹场面。“撞钟吹螺”使得听者如云，表明其时或有音乐表演。乐府杂录记著名歌者康昆仑曾与一女子当街赛艺，其后乃知技高一筹的女子实为庄严寺僧善本。寺僧善乐，或与佛事活动中的音乐展演有关。敦煌佛窟作功德时，也会表演柘枝舞、花舞等，敦煌文书 维摩诘经讲经文有“紫云楼上排丝竹，白玉庭前舞柘枝”，节度押衙知画行都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