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传播》cpcst@126.com332022中国科技传播论坛作者简介：郭佳楠，亚洲理工学院发展与可持续性系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学生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20世纪末，科学与非科学、政策制定者与公众之间的边界设置与沟通交流成为科学社会学中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无论是从行动还是效果而言，以往针对科学传播模式的变革更多是从传播内容、方式和可访问性的角度展开研究。然而，在当前后真理的政治与媒体环境中，公众对科学事业的不信任和对科学知识的误解越来越少地源于沟通技能，而更多地源于误导性与偏见性信息的广泛传播，错误的沟通技能已经不再是科学传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1引言在当今支离破碎、两极分化的后真理媒体环境中，公众对政府以及其他社会机构的信任逐渐下降。不断出现的有争议的科学议题，昭示了科学不确定性的存在，也引发了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近来，一项关于公众对美国13个政府机构的信任调查研究显示，公众对其中11个政府部门的信任逐渐下降，只有对军队的信任有所上升。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科学的信任一直相当稳定，但截止到2016年，只有21%的美国成年人“非常有信心”地认为科学家会在许多问题上为公众的最佳利益行事，而在其他问题上——气候变化、转基因食品、疫苗——科学家与公众的观点则大相径庭[1]。自2012年以来，各种网络终端的科学信息、新闻信息快速传播，往往真假难辨，甚至反转新闻时常发生，使受众处于信息变异与信息异化下的被信息迷惑和左右之中，情绪宣泄重于事实真伪的后真理科学传播接受行为在这种状态下也成为一种显著现象。美国国家科学院(NAS)举办了一系列科学传播学（ScienceofScienceCommunication）的座谈会，旨在探索使科学家能够更有效地与公众沟通的策略和实践。尽管这些座谈会的目的很明确，即不断提高科学家与公众沟通的技巧和能力，但事实上，在当今后真理的政治与媒体环境中，沟通技能的缺陷已经不再是科学传播的核心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即使科学家总是能够更好地与公众进行沟通，但不少学者质疑，公众对科学事业的不信任以及对其产生的知识的误解越来越与沟通技能无关，而是更多地与媒体中容易获得的误导性与偏见性信息有关，这些信息往往是由具有不可告人动机的行动者故意提供的。总之，后真理时代下的媒体与政治环境在过去3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从“后真理”这个对传统科学传播研究产生颠覆效应的概念入手，通过对西方党派冲突与矛盾、党派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