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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墓葬壁画中的歌舞戏指挥“竹竿子”考_张利亚.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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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 墓葬 壁画 中的 歌舞 指挥 竹竿 张利亚
唐宋墓葬壁画中的歌舞戏指挥“竹竿子”考张利亚(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西安 710065)【内容提要】“竹竿子”是唐宋时期乐舞队的指挥,对中国古代舞蹈史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文章结合新近出土文献,提出在唐代甚至隋代可能已出现乐舞队的指挥“竹竿子”;其传自西域龟兹地区,是东西方艺术交流的见证;唐代参军戏中的参军和苍鹘的插科打诨,极有可能是龟兹歌舞队传至中原为歌舞戏的演变;宋代“竹竿子”也被称为“参军色”,随着宫廷乐舞传至民间社会。“竹竿子”作为歌舞队的导引指挥,不仅负责勾念致语口号,也参与杂剧演出,对中国歌舞剧的定型和成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键词】“竹竿子”;参军戏;参军色;致语;口号【中图分类号】J7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018(2022)06-0037-07Song and Dance Conductor with a“Bamboo Pole”on TombMural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ZHANG Li-ya(School of Humanities,Xi an Shiyou University,Xi an 710065,China)Abstract: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the conductor with a“bamboo pole”appeared in the song dance drama,which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cient dance history In recent years,a large number of unearthed documentshave promoted the study of this issue Based on the new relics,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may have been a conductor in the song dance team in the Tang dynasty or even earlier Sui dynasty It originated from Qiuci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and was awitness to the artistic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comic roles of“Canjun”and“Canghu”who gagged in theburlesque were probably an evolution of the song dance team from Qiuci to Central China In the Song dynasty,the conductor wasalso known as the“Canjun”actor Afterwards,the court music spread to folk people,the conductor was not only the guiding conductorof the song dance team,responsible for reciting slogans,but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performance of Zaju,who has had an importantinfluence on the stereotype and maturity of Chinese song and dance dramaKey words:the conductor with a bamboo pole;Canjun;Canjun actor;speech;slogan【收稿日期】2022 07 26【作者简介】张利亚(1972),女,博士,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敦煌学、西北出土文献。【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古籍项目“陕西出土胡人墓志辑考”(项目编号 2018GJ01)阶段性成果。东京梦华录 称手持竹竿子口念致语口号的人为“参军色”。参见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 660 页。鄮峰真隐漫录 称其为“竹竿子”。参见史浩撰,俞信芳点校:史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779 页。相关研究见景李虎:“竹竿子”“参军色”考论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1 期,第 66 70 页;翁敏华:“竹竿子”考 ,扬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第 5 期,第 59 64 页;麻国钧:竹竿子再考 ,中华戏曲 2002 年第 2 期,第 1 16 页;黄竹三:“参军色”与“致语”考 ,文艺研究 2000 年第 2 期,第 58 67 页。唐宋时期乐舞队表演的指挥,手持一竹竿,走在乐舞队最前面,在隆重盛大的节日宴飨中,口念“述德美及中外蹈咏之情”的“致语”和类似诗歌的韵文“口号”,负责引导乐舞队的出场和表演,宋人称之为“参军色”或“竹竿子”。“竹竿子”对中国古代乐舞的发展、定型有重要影响,受到了相关学者的关注。“竹竿子”的出现73隐含着中国古代队舞发展成熟的历史细节,探讨此问题有助于加深认识古代队舞孕育繁衍的复杂过程,厘清歌舞戏传播中的问题。新近出土的韩休墓、冯晖墓、李茂贞墓、王处直墓等为研究“竹竿子”指挥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以出土墓葬中的“竹竿子”图像为中心,结合历史文献对“竹竿子”及其致语口号的相关问题进行辨析。一、“竹竿子”的出现与来源“竹竿子”形象集中出现于唐至北宋中原地区的墓葬中,如陕西省西安市郭庄出土唐开元二十八年(740)韩休墓(见图 1)1,河北省曲阳县出土五代后梁龙德三年(923)王处直墓 2,陕西省宝鸡市出土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李茂贞夫妇墓 3,陕西省彬县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 年)冯晖墓 4 42 43,河南省温县前东南王村宋墓等 5。10 11 世纪,关中、洛阳和定州地区墓葬中多次出现“竹竿子”及其引导的乐舞队。如冯晖墓在墓室东西甬道尽头分别绘有两个持竿子人物,东壁男性人物头戴硬脚幞头,双手执竿于胸前,竿子向后担于肩头,竿头与额头大致相等,竿上无饰物 4 22。西壁女性人物亦头戴幞头,幞头两脚折起上举,前后各插带叶红花一朵,亦双手执竿于胸前,竿上无饰物,前倾于面前,竿长与额头大致齐平 4 23。二人身后跟持各类乐器的十四人乐舞队(见图2)4 14 15。出土简报确认执竿子二人为“乐队指挥”6。上述出土文献说明,唐末宋初,乐舞队表演已颇具规模,需借助“竹竿子”导引。“竹竿子”引导的乐舞表演在北方藩镇上层社会和中原地区极为盛行。甘肃省嘉峪关出土的河西魏晋墓葬墓、酒泉西沟村魏晋墓中出土的砖壁画,发现有乐伎表演的 宴乐图,宴乐表现的内容非常简单,乐伎也多为男性。参见张朋川、张宝玺: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年,第 19 20 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 ,文物 1997 年第 7 期,第 32 页。图片见酒泉市博物馆:酒泉文物荟萃,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年,第 102 103 页。图中墓主端坐榻上,注目观赏绘于过道门的南上侧一支跪坐演奏的乐伎表演;领首为一弹奏秦筝男乐师,其后分别是弹奏琵琶、筚篥、腰鼓的三女乐伎;南侧下部画两个赤足腾空倒翻斤斗杂技表演者,中间有一舞女迴旋而舞,另一舞女双手应拍击掌,且歌且舞。图片说明详见张朋川:酒泉丁家闸古墓壁画艺术 ,文物 1979 年第 6 期,第 18 页。乐舞队指挥手持竹竿是判断其身份的重要依据。乐舞队最前方的指挥为何持竹竿这一问题,黎国韬提出指挥的“竹竿子”源于旌旗,判定“竹竿子则远源于古代舞师所持的大旌旗(旌夏)。”7 笔者认为,目前发现的汉代墓葬中未明显见到有导引指挥乐舞的人物图像,且乐队指挥和舞师身份并不一样。“竹竿子”是乐队中相对独立的专门负责指挥导引的人物,不同于舞师参与表演的身份。河西走廊发现有大量两晋十六国时期画像砖乐舞图,所绘图 1西安郭庄唐代韩休墓室东壁乐舞图乐舞伎人数非常少,未形成大规模,没有出现指挥。如甘肃省酒泉丁家闸五号十六国墓葬中,绘于前室西壁的“燕居行乐图”,是酒泉地区出土魏晋画像砖中场面较宏大的乐舞图,并没有明确出现乐队指挥的形象。北魏的乐队表演更加丰富完善,乐伎人数已具规模。山西省大同石家寨出土北魏延兴四年(474)至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墓主之“石棺床”及雕刻石座,石棺床浅浮雕中有 11 个演奏不同乐器的乐伎和 1 个舞者,最左侧出现“左侧身,右回首状,下肢左腿弯曲下蹲脚着地,右腿弯曲膝着地下跪,半跪姿。上身左臂左侧置右膝上,手掌向前,右手臂弯曲,大拇指与手掌四指分开置口边,嘴张开呈喊话状”的形象。王恒提出这是乐队的“喊话指挥”,以口号的方式指挥乐队8。这说明北魏时已出现专门的乐队指挥。此时指挥手中并没有持任何物体,而是以“喊话”的方式指挥乐队。1973 年陕西省三原县出土唐代贞观五年(631)淮安靖王李寿墓,墓室石椁内壁阴刻有仕女图 二幅9。孙机分析侍女皆为立像,排成上下三列。第一幅每列 6 人,共 18 人。第二幅每列 6 至 7 人,共20 人。提出第一幅侍女所持 17 种器物分为:乐舞、游艺、燕息三类用具,第 11 人手持有明显竹节的竹竿子,认为这是乐舞指挥“竹竿子”(见图 3)10。本文认为李寿墓持长竿的侍女出现在持物的仕女图 中,与石椁 乐舞图 中众乐舞伎不在同一画面,83位置也不在乐舞队的前面。其竹竿一头及地,一头至侍女额头,长度比冯晖墓中“竹竿子”要长很多,过长的竹竿不便于指挥。冯晖等墓中“竹竿子”(不论男女)多头戴幞头著男装,与李寿墓中完全著女装的侍女不同。李寿墓中持长竹竿侍女,从所站位置和装扮还不能完全判断其身份为乐队指挥。周伟洲则认为近年西安市长安区出土的唐开元二十八年左右韩休墓出现“竹竿子”。墓中所绘壁画乐舞图 前“一头戴黑幞头、着束带圆领长衫、登乌靴、右手执一竹竿、左手前伸的伎人”。是目前所见关中墓葬壁画中最早的乐舞队指挥“竹竿子”11 77(见图1)。周文的发现将“竹竿子”指挥的出现从晚唐五代提前到盛唐时期。现藏于陕西省铜川市药王山博物馆隋代开皇四年(584)的张柒奏乐图造像碑“左侧刻有一组 8 人组成的乐队”,走在最前面头顶有华丽伞盖的为供养人,其身后隐约可见有琵琶、竖箜篌、笙、排箫、笛等乐伎,琵琶伎前一人手执一长竿 12。根据此人所站位置和长竿,极可能为乐队指挥“竹竿子”。造像碑上刻“齐州山茌县民都维那张柒于隋开皇四年率邑众数十人造像记”,若张柒造像碑确为开皇四年所造,则隋代已出现“竹竿子”指挥。图 2冯晖墓甬道东、西壁线描乐舞图中原地区“竹竿子”指挥的出现大约在公元 6世纪末,此时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流频繁。张柒造像碑上手持竹竿子者后跟琵琶、竖箜篌、笙、排箫、笛等乐伎,韩休墓、冯晖、王处直墓乐舞图更是典型的胡乐舞,可以判定“竹竿子”频繁出现于西域的胡乐舞队中。1903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昭怙厘西大寺出土7 世纪舍利盒,盒身绘有 乐舞图13。霍旭图 3李寿石椁内壁线刻 仕女图初根据舞者头戴各式面具、乐队气势威武雄壮判断其为龟兹特有的浑脱、大面类驱傩乐舞苏幕遮。乐舞图中绘有 21 位乐舞伎14 241。霍文认为画面从手持舞旌者和身后斜插舞旌者开始,为乐舞队最前方领队,后面跟随众人14 243 244。笔者认为此乐舞图所绘内容并非“苏幕遮”,极可能是龟兹地区类似于“参军戏”的诙谐大面类歌舞,乐舞队的领队是图中两位持竿者而非舞旌者。此图绘于圆柱状盒侧,画面的起止并不明确,需要仔细辨析。从人物构图关系看,二位舞旌者身后跟随的仅仅是舞队,是舞队前的舞师。正如隋书音乐志 载宫廷文武二舞有“执纛”者,此图中两位持旌者应是舞队最前方的“执纛”者,而非领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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