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３年第２期（总第２９８期）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ＦＯＲＵＭＮｏ.２，２０２３ＴｏｔａｌＮｏ.２９８■■■■■■■■■■■■■■■■■■■■■■■■■■■■■■■■■■■■■■■■■■■■■■唐代文学史上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田恩铭［摘要］接踵二张，房琯与贺兰进明之争便是盛中唐时期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这里所说的吏治更多指的是政事，准确地说是玄肃之争。从房琯奉诏传位于肃宗开始，玄肃之争便与文学、吏治之争不可分割。贾至《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一诗可谓此一阶段的“诗史”，虽然纪事简略，却可以呈现房琯等赴肃宗处宣召旧臣的当下之心境。传位之语境及旧臣入新朝将面临何种局面更是思考的中心议题。入朝之后，以房琯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儒集团，集团中重要的成员均是文士或者儒士。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房琯遭逢乱世，置身唐玄宗与唐肃宗之间，难以持平两端。房琯被贬，文儒集团瓦解，陆续贬黜的贾至、杜甫等人则迎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关键词］安史之乱房琯文儒集团文学活动［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代胡姓士族与文学研究”（１４ＢＺＷ０４７）；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鲜卑族华化与唐代文学演进研究”（２１ＺＷＢ１７６）［作者简介］田恩铭，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大庆１６３３１９）［ＤＯＩ编号］１０.１３７６１／ｊ.ｃｎｋｉ.ｃｎ２３－１０７３／ｃ.２０２３.０２.０１０自从汪篯提出“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话题，杜晓勤、韩晖、李中华、丁放、王早娟等学者均有文章或补论或商榷。实际上，“吏治与文学之争”聚焦的是官员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文学才能究竟在朋党之争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换言之，文学与吏治能否作为划分集团界限的标准似乎值得探讨。“二张”之后，党争未曾消歇。“安史之乱”前后，围绕玄肃之争引发的文学事件依然存在并且与吏治关联密切。一、贾至《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发微时代大变动之际，总有文学家会写下具有实录性的文学文本，或者在颠沛流离的路上抒情言志。这些文本或如韦庄《秦妇吟》那样被封入密室，一旦挖掘出来便成为历史的面相；或如杜甫“三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当肃宗派出的使者抵达成都，唐玄宗便成为太上皇，房琯、贾至等人奉命前往辅佐新皇帝。《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便是“在路上”的感怀之作。贾至是一位不可忽略的朝中大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