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史上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_田恩铭.pdf

年第 期（总第 期）.，.唐代文学史上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田恩铭摘 要 接踵二张，房琯与贺兰进明之争便是盛中唐时期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这里所说的吏治更多指的是政事，准确地说是玄肃之争。从房琯奉诏传位于肃宗开始，玄肃之争便与文学、吏治之争不可分割。贾至 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 一诗可谓此一阶段的“诗史”，虽然纪事简略，却可以呈现房琯等赴肃宗处宣召旧臣的当下之心境。传位之语境及旧臣入新朝将面临何种局面更是思考的中心议题。入朝之后，以房琯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儒集团，集团中重要的成员均是文士或者儒士。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房琯遭逢乱世，置身唐玄宗与唐肃宗之间，难以持平两端。房琯被贬，文儒集团瓦解，陆续贬黜的贾至、杜甫等人则迎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关键词 安史之乱 房琯 文儒集团 文学活动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代胡姓士族与文学研究”（）；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鲜卑族华化与唐代文学演进研究”（）作者简介 田恩铭，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大庆）编号.自从汪篯提出“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话题，杜晓勤、韩晖、李中华、丁放、王早娟等学者均有文章或补论或商榷。实际上，“吏治与文学之争”聚焦的是官员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文学才能究竟在朋党之争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换言之，文学与吏治能否作为划分集团界限的标准似乎值得探讨。“二张”之后，党争未曾消歇。“安史之乱”前后，围绕玄肃之争引发的文学事件依然存在并且与吏治关联密切。一、贾至 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 发微时代大变动之际，总有文学家会写下具有实录性的文学文本，或者在颠沛流离的路上抒情言志。这些文本或如韦庄 秦妇吟 那样被封入密室，一旦挖掘出来便成为历史的面相；或如杜甫“三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当肃宗派出的使者抵达成都，唐玄宗便成为太上皇，房琯、贾至等人奉命前往辅佐新皇帝。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 便是“在路上”的感怀之作。贾至是一位不可忽略的朝中大手笔，也是玄、肃两位皇帝非常重视的写手，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荣耀，而是贾氏家族的荣耀。贾至的父亲贾曾为玄宗写过即位诏书，而他们父子，为同一个皇帝写，一个写的是即位诏书，一个写的是退位声明，尽管这个声明实实在在是被迫的。玄宗的登场和退场分别诉诸贾家父子的笔端，对这位皇帝而言，更多的是穿越半个世纪的荣荣辱辱。辉煌中隐含着无奈，无奈之中卸下重担，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从此玄宗可以乐在蜀中等待收复长安的消息。“安史之乱”前，贾至没有那么重要，仅写些常规的应诏文字。“安史之乱”起，贾至不离不弃地追随玄宗一路奔逃。来来回回的人生之旅往往决定了一个时代的命运，陪皇帝逃到成都，刚刚歇脚，传来肃宗即位的消息。怎么办？乱局难收，玄宗在位的途中即被退位。“安史之乱”前后，贾至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人物，传位的册文出自贾至，担任册礼使判官随从韦见素、房琯等人出蜀传位的也有贾至。据 旧唐书崔涣传，至德元年（）八月，“肃宗灵武即位。八月，与左相韦见素、同平章事房琯、崔圆同赍册赴行在”。贾至的 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 一诗可谓此一阶段的“诗史”，虽然纪事简略，却可以呈现房琯等人赴肃宗处宣召旧臣的当下之心境，传位之语境及旧臣入新朝将面临何种问题更是思考的中心议题。贾至 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 一诗与玄、肃朝政事颇有关联，可藉以探讨贾至与玄肃之际政局的关系。这首诗可谓贾至与三位宰相的对话，韦左相指韦见素，文部房尚书指房琯，门下崔侍郎指崔圆。这是贾至与三人一起奉命出蜀传位途中的思考，更是世变中的心态实录。起句“胡羯乱中夏，銮舆忽南巡。衣冠陷戎寇，狼狈随风尘”，从“安史之乱”的发生写起，叙唐玄宗逃出长安，直奔四川成都一事。玄宗避蜀的原因很简单，“杨国忠自以身领剑南，闻安禄山反，即令副使崔圆阴具储偫，以备有急投之。至是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至马嵬驿发生哗变，杨国忠被杀。“豳公秉大节，临难不顾身。激昂白刃前，溅血下沾巾”，叙述的是“安史之乱”中韦见素的情状。据 资治通鉴：“韦见素闻乱而出，为乱兵所檛，脑血流地。众曰：勿伤韦相公，救之，得免。”而旧唐书 本传却说是陈玄礼保全了他。“豳公”韦见素虽险些丧命，却又是能够保全的惟一官员。玄宗自长安出奔，除亲属外，仅有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等为数极少的官员。杨、魏均死于非命，韦见素得以保全。韦见素因杨国忠的举荐而拜相，也是杨国忠嘲笑的对象。据 旧唐书杨国忠传 其在家定官员任职之际，“吏部侍郎韦见素、张倚皆衣紫，是日与本曹郎官同咨事，趋走于屏树之间。既退，国忠谓诸妹曰：两员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对大噱”。旧唐书韦见素传：“天子以宰辅或未称职，见此咎征，命杨国忠精求端士，时兵部侍郎吉温方承宠遇，上意用之。国忠以温禄山宾佐，惧其威权，奏寝其事。国忠访于中书舍人窦华、宋昱等，华、昱言见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经事相王府，有旧恩，可之。其年八月，拜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院学士，知门下省事，代陈希烈。见素既为国忠引用，心德之。时禄山与国忠争宠，两相猜嫌，见素亦无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顺，不措一言。”陈玄礼是马嵬驿事变的发动者。杨国忠一死，原定避蜀的选择则面临是否可行的问题。据 资治通鉴 卷二一八：“丁酉，上将发马嵬，朝臣惟韦见素一人，乃以韦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将士皆曰：国忠谋反，其将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请之河、陇，或请之灵武，或请之太原，或言还京师。上意在入蜀，虑违众心，竟不言所向。”后接受韦谔的建议，先到扶风。通鉴 乃据 旧唐书韦见素传，传云：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见素遁走，为乱兵所伤，众呼曰：“勿伤韦相！”识者救之，获免。上闻之，令寿王瑁宣慰，赐药傅疮。魏方进为乱兵所杀。是日，朝士独见素一人。是夜宿马嵬，上命见素子京兆府司录参军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凌晨将发，六军将士曰：“国忠反叛，不可更往蜀川，请之河、陇。”或言灵武、太原，或云还京，议者不一。上意在剑南，虑违士心，无所言。谔曰：“还京须有捍贼之备。今兵马数少，恐非万全，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上询于众，众以为然，乃令皇太子后殿。韦见素、韦谔父子已成为马嵬驿事变后参与决策的重要人物，亦是唐玄宗入蜀的支持者。临行又发生太子李亨因“父老”及李辅国等人谏请而留下“奉宗庙”一事。其实，仅仅有韦见素父子的支持还远远不够，蜀地成都的长官是崔圆，唐玄宗入蜀，崔圆的态度相当重要。据 旧唐书 本传：“圆素怀功名，初闻国难，潜使人探国忠深旨，知有行幸之计，乃增修城池，建置馆宇，储备什器。及乘舆至，殿宇牙帐咸如宿设，玄宗甚嗟赏之，即日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剑南节度，余如故。”崔圆乃是临危拜相的第一人。唐玄宗至扶风后决定入蜀，任崔圆为蜀郡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行至河池郡，崔圆奉表迎驾，玄宗任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圆亦是宰相，也奉命赴凤翔。据 旧唐书 本传：“肃宗即位，玄宗命圆同房琯、韦见素并赴肃宗行在所，玄宗亲制遗爱碑于蜀以宠之。从肃宗还京，以功拜中书令，封赵国公，赐实封五百户。明年，罢知政事，迁太子少师，留守东都。”按照叙述，崔圆与韦见素、房琯、崔涣等人一同赴灵武传册，何以贾至诗作并未提及崔圆？旧唐书 对此记载存在着矛盾之处。崔圆并不是与韦见素、房琯、崔涣、贾至等人同时出发，而是后去的。据 旧唐书李麟传：“至德二年正月，（李麟）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扈从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已赴凤翔，俄而崔圆继去，玄宗以麟宗室子，独留之，行在百司，麟总摄其事。”故而，旧唐书 本传以外叙及赴灵武传位者并未直接提及崔圆，崔圆的身份特殊，与杨国忠关系密切，马嵬驿事变中杨氏兄妹殒命，而唐肃宗对于与之亲近者不会有好感。不过，来日方长，崔圆后来对于房琯的仕宦生涯起了重要作用。韦见素、房琯、崔涣等三人被称“三杰”，均因危难之际扈从玄宗左右，唐玄宗可倚仗的主要是关中士族。马嵬驿事变中得以生还的韦见素便是重要的决策者，正是韦见素父子的支持，唐玄宗才做出入蜀的决策。与房琯等人到灵武“宣传诏命”之后，韦见素并未得到唐肃宗的器重。据 旧唐书韦见素传：“寻命见素与宰臣房琯赍传国宝玉册奉使灵武，宣传诏命，便行册礼。九月，见素等至，册礼毕，从幸彭原郡。肃宗在东宫，素闻房琯名重，故虚怀以待；以见素常附国忠，礼遇稍薄。明年，至凤翔。三月，除 左 仆 射，罢 知 政 事，以 宪 部 尚 书 致仕。”韦见素是扈从入蜀的唯一老臣，亦是乱前之旧相，因与杨国忠的依附关系被肃宗疏远，复因与唐玄宗关系甚为密切，故而收复长安后迎接玄宗自成都归长安是由他负责的。据 旧唐书韦见素传：“十一月，肃宗自右辅还京，诏见素入蜀奉迎太上皇。十二月，上皇至京师，肃宗御楼大赦。见素以奉上皇幸蜀功，加开府仪同三司，食实封三百户。上元中，以足疾上表请致仕，许之。”旧唐书 史臣曰：“禄山狂悖已显，玄宗宠任无疑，见素知国危，陈庙算，直言极谏，而君不从，独正犯难，而人不咎，出生入死，善始令终者鲜矣。时论以见素取容于国忠，无言匡大政。且国忠恃内戚，弄重权，沮林甫奸豪，取其大位，若见素之孤直，岂许取容？盖祸胎已成，政柄久紊，见素入相余年，言不从而难作，虽有周、孔之才，其能匡救者乎！”与 旧唐书 史臣的评论相反，北宋的史家在 新唐书韦见素传“赞”中并没有认为韦见素“孤直”，而是认为杨国忠与韦见素合谋，在杨国忠与安禄山的争宠中站在杨国忠的一方，在玄宗面前告安禄山谋反。史臣们认定“见素能言禄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国忠败王室也，玄宗不悟，仍相之。卒为后帝所薄，然犹完其要领，幸矣”。“尚书抱忠义，历险披荆榛。扈从出剑门，登翼岷江滨。”这四句诗说的是崔涣，其出身于清河崔氏家族，父亲以文学知名。据 旧唐书本传：“涣少以士行闻，博综经籍，尤善谈论，累迁尚书司门员外郎。天宝末，杨国忠出不附己者，涣出为剑州刺史。天宝十五载七月，玄宗幸蜀，涣迎谒于路，抗词忠恳，皆究理体，玄宗嘉之，以为得涣晚。宰臣房琯又荐之，即日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扈从成都府。”资治通鉴 载：“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涣迎谒。上皇与语，悦之，房琯复荐之，即日，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韦见素为左相。”而后，关于唐玄宗的记载便是“肃宗灵武即位。八月，与左相韦见素、同平章事房琯、崔圆同赍册赴行在。时未复京师，举选路绝，诏涣充江淮宣谕选补使，以收遗逸。惑于听受，为下吏所鬻，滥进者非一，以不称职闻。乃罢知政事，除左散骑常侍，兼余杭太守、江东采访防御使。”贾至 明皇令肃宗即位诏 落款为八月十六日，故而，因“灵武使者至蜀”，唐玄宗“命韦见素、房琯、崔涣奉传国宝玉册诣灵武传位”的出发时间亦在此后。崔涣不附杨国忠，按理说应该得到重用，归肃宗后并没有被重用且屡遭贬谪，主要原因不详，或许还是因为在所任职位上没有突出的政绩。唐玄宗奔蜀之际，临危拜相的第二人就是房琯。贾至诗中“时望挹侍郎，公才标缙绅。亭亭昆山玉，皎皎无缁磷。顾惟乏经济，扞牧陪从臣。永愿雪会稽，仗剑清咸秦”，写的正是房琯，为何房琯在崔涣之前就拜相而在诗中落在崔涣的后面呢？这不是轻视房琯，而是浓笔写之。玄宗至普安郡，房琯来谒见。房琯在“安史之乱”前，极有声望，“时论皆谓房琯宜为相”而玄宗未用之。此际，宪部侍郎房琯来了，而玄宗信任的张均、张垍却已经投敌。故而，崔圆之后“以房琯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据 旧唐书：“及房琯以败军左降，崔圆、崔涣等皆罢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贾至 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 一诗所写人、事、语境俱在，将受命之臣子自蜀郡赴灵武之心态和盘托出。历经艰险到达之后，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于役各勤王，驱驰拱紫宸。”贾至 玄宗幸普安郡制 中所发的一纸命令带来的不仅仅是“勤王”，还有永王谋反之事件。乾元二年秋，贾至被贬为岳州司马，与李白相遇，彼此当感慨系之。“岂惟太公望，往昔逢周文。”被贾至提及的重要人物中究竟谁会获得重用，从而在新的起点上开辟一番伟业？从此后的相关事迹来看，韦见素、崔圆与杨国忠来往密切，赴灵武后“恩礼稍薄”自是难免；崔涣既无缙绅称誉之声望，亦无肃宗臣属之支持，不会有大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