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收入差距会促进人口健康...—基于社区追踪数据的新证据_程诚.pdf

年 月第 卷第 期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缩小收入差距会促进人口健康吗？基于社区追踪数据的新证据程 诚 柯希望 齐亚强（.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摘 要“威尔金森假说”认为随着社会整体收入差距的升高，社会凝聚力将下降，而相对剥夺感会增加，进而导致人口健康水平整体下移，但“绝对收入假说”质疑收入不均与健康分化的因果关系，基于跨国比较的研究也提供了争议性的证据。通过在中国情境下检验收入不均与人口健康的关联，做了两点创新。第一，不同于基于国家和省区市、县区层面的收入不均程度测量，聚焦于社区层面的收入均衡状况及其健康后果；第二，基于社区层面的追踪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收入均衡程度与健康表现的因果效应。四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区收入基尼系数与人口健康存在显著关联，随着社区收入基尼系数的下降，社区人口健康状况不断改善。社会比较和社会支持可部分解释这两者的关联。在稳健性检验中，变换收入基尼系数测量方式和更换调查数据后，社区收入均衡程度与人口健康的因果效应依然存在。关键词 人口健康 收入不均 因果效应 影响机制 社会网络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南大学“至善青年学者”支持计划（）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程诚（），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人际关系网络与分层流动。，国内也有译为“总体健康”，因为本文关注的是社区收入均衡程度与社区人口总体健康的关系，为了行文简洁，后文将社区层的人口总体健康状况统一简称为“社区人口健康”。有很多学者将其翻译为“收入不平等”假说。“不平等”一词本身只是一种客观状态的描述，但国内很多学者将其视为不公平、不正义的。为了避免误解，本文使用了“不均”“均衡”等更加中性客观的表述。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实现更加均衡与更加充分的发展越发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在微观层面表现为居民收入的相对均衡，缩小收入差距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改善，其中健康又被视为人类的根本福祉。研究收入均衡与居民健康之间关系是健康社会学与健康经济学的重要学术议题，也是解答“共同富裕”如何助力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现实需要。从国际经验看，随着全球范围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疾病类型的转变（），慢性疾病已成为当代社会居民的主要死因，社会环境因素的健康效应也因此愈发突出。在此背景下，重点关注社会资源分配的整体均衡状况如何影响人口健康（）的学术流派也越来越受重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威尔金森等人开创和发展的“收入不均假说”（）。该假说认为，随着工业生产、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和后物资主义社会的来临，绝对收入对居民健康的边际增益将减小，而收入分配的不均程度本身会对社会成员健康状况造成重大影响；并且这种效应超越了阶层分化的限制，对全体居民的整体健康具有普遍性冲击。这一理论假设也被称为“威尔金森假说”。“威尔金森假说”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检验（回顾性评论参见齐亚强的研究），尽管相关研究成果不少，但也存在很多争论和有待检验的议题。首先，既有研究通常使用国家层面或省区市级数据，其宏观层次过大，一方面可能造成统计数据与居民生活感知出现较大偏差，另一方面可能受DOI:10.13916/ki.issn1671-511x.2023.01.012不同国家或地区制度环境等混淆性因素的影响；其次，多数研究使用截面数据回归分析，难以对不可观测因素加以控制以获得更干净的因果效应；最后，对收入均衡状况影响健康表现的中介机制仍有待深入考察，尤其是有关中国社会情境的考察还非常匮乏，不利于研究由数据发现向现实理解迈进。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使用社区层的追踪数据对收入均衡程度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因果效应进行检验，并考察其中的作用机制。本文将分析单位从国家、省级层次下降到居民可直接接触感知的社区层次，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和检验收入均衡状况影响居民健康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支持机制。此外，基于社区层面追踪数据，有利于更好地考察收入均衡促进健康表现的因果效应，并在厘清数理逻辑的基础上，检验“收入不均假说”的现实作用机制。最后，本文还将关注收入均衡对不同维度健康指标的差异性影响，包括对躯体健康和精神健康表现的分化效应。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有别于目前国内学界主要基于个体特征视角研究居民的属性要素（如阶层、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等）差异对健康分化的影响，社会均衡视角将社会运行的整体分布状况视为区别于个体属性之外的情境性因素，比如最常见的收入不均状况（一般使用基尼系数度量），考察这类反映宏观或中观社会差异的结构要素对社会成员健康状况的影响。在收入不均与人口健康关系的相关研究中，两种竞争性假说的对垒构成了主要的理论景观 “收入不均假说”和“绝对收入假说”（）之间的思想交锋。（一）收入不均还是绝对收入影响居民健康？威尔金森通过国际比较（尤其是 个发达经济体）发现，居民健康（使用居民预期寿命衡量）与国家内收入分布差异高度相关，而与绝对收入状况相关性较弱，也即收入差距大社会的居民健康表现明显要差于收入更趋均衡社会的居民。基于这一发现与后续一系列的研究进展，威尔金森提出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成员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极大满足后，居民的致病原因由物质匮乏逐渐转变为焦虑、生活压力等心理社会因素，收入分布状况也将超越绝对收入水平成为影响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被总结为收入不均假说。威尔金森的理论发现在其他学者的大量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与推进，但也始终伴随着绝对收入论者的质疑与挑战。持该理论观点的学者从统计方法的角度指出，由于个体收入水平及其衍生而来的物质条件对健康状况的促进作用并非线性，而是呈现边际递减的形态，如此一来，即使集合层面的数据显示一个收入分配相对均衡的社会呈现出更良好的整体健康状况，这也完全有可能只是个人层面收入状况和健康具有非线性关系的结果。这种边际递减的效用关系也被称为绝对收入对健康的“凹陷效应”（）。基于这种视角，宣称之前研究中观察到的收入不均和居民健康间的负相关关系，仅仅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生态谬误，其本质还是个体拥有的绝对收入（物质条件）对健康的非线性正相关关系。这种观点因而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其本质是对收入不均与居民健康之间因果效应的可靠性提出挑战。由于收入均衡指标基于特定的空间层次生成，因此在有关“收入不均假说”的研究讨论中，地理区间单位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威尔金森在一篇研究综述里对百余篇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后发现，使用小区间数据（如社区层面的数据）的研究结果往往不支持“收入不均假说”，而大区间研究的数据结果往往相反。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大区间数据对各阶层间社会资源（比如经济收入）占有的失衡有更完整的展示，而使用小区间数据则容易低估社会失衡状况。但是本文认为威氏的研究发现和理论猜想主要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现状，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尽管中国居民收入不均状况长年存在，但正如社会分层学者指出的，中国特殊的制度设计、经济增长第 期缩小收入差距会促进人口健康吗？使用社区等低区间层次数据检验收入不均与健康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仍有部分研究结果支持威尔金森假说。水平、文化传统以及社会模式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公民面对的收入差距所带来的社会失衡感受，社会成员具有较高的收入差距容忍度。以空间层次视角看，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居民收入与资产不平等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区域间发展不均衡，而居民个人的社会交往、社会比较是在一个集合层次相对较低的生活工作社群内进行，因此，使用全国范围的收入基尼系数来估计社会收入不均程度会出现相对个人感知的高估偏移，这对威尔金森假说的心理社会机制提出了挑战。国内学者对中国社会情境下“收入不平等假说”的空间层次差异进行了多重检验，从省区市到县区的数据分析均表明区域内收入均衡状况对居民个体健康存在显著影响。值得一提的是 和 的研究是少见的分析中国社区内收入均衡状况影响居民个体健康的文献。他们通过分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估计了社区层收入不均对居民个体健康的影响，检验了绝对收入水平、相对收入状况、收入不均程度与居民健康表现和健康行为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支持“收入不均假说”。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历年调查中健康指标测量的不一贯性，他们的研究发现主要是基于横截面数据以及收入不均变量滞后回归，对多期追踪数据的信息利用不够充分，其因果效应的稳健性值得进一步考察。目前有关“收入不均假说”的研究多是使用截面数据对收入均衡指标和健康指标进行 或者多层次模型分析，其中潜在的不可观察因素会严重影响因果效应的估计，从而对数据分析的可靠性产生干扰，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值得进一步商榷。例如，有学者发现即便使用完全一致的数据对相同地域内的收入均衡状况与人口健康的关系进行分析，在 回归模型中二者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后，显著性几乎全部消失。基于上述梳理，本文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社区层的收入均衡状况与总体健康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识别二者间更加干净的因果效应。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如下。假设一（收入均衡假设）：在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并控制住绝对收入水平对社区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后，社区的收入均衡程度依然对居民健康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收入均衡程度越高的社区，其居民的总体健康表现越好。（二）收入不均影响健康的中介机制基于“对威尔金森假说”心理社会路径的理解，本文重点关注以下两个机制的影响。第一，社会比较机制。生活在收入不均程度更高社区的居民在社会比较、自我社会地位感知上往往较低，会出现较严重的相对剥夺感，由此产生的压力过大、心情抑郁、长期沮丧等负面情绪会通过心理社会机制对其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尽管低收入群体在社会比较上处于劣势，但是并不意味着高社会地位成员就可以远离收入不均造成的健康冲击。因为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如果社会失衡严重、社会竞争烈度过大，为了避免处于社会比较的劣势地位、规避阶层跌落，每个成员普遍要付出更高的工作投入，承受更大的生活压力，遭受更严重的健康损耗。社会失衡带来的这种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消极影响，被称为收入不均的“溢出效应”（）。第二，社会融合机制。缩小收入差距可以拉近居民相互间的心理距离，促进社会信任，扩大社会交往，有利于社会融合，提升社会团结。而社会交往、社会整合与社会支持是个人面对生活压力、获取情感陪伴、缓解健康问题的重要途径。收入均衡带来的社会团结效应无疑会促进其成员获取健康资源支持，从而有利于其身心健康。根据以上所述的两个影响机制，本文提出相应研究假设：假设二（社会比较假设）：随着社区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总体感知到的相对社会地位和社会平等程度越高，继而社区居民的总体健康水平越高。假设三（社会融合假设）：随着社区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居民的总体社会交往状况越频繁，继而社区居民的总体健康水平越高。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收入分配的均衡状况对健康的影响还包括社会安全机制（收入差距缩小会缓解社会冲突、舒缓社会暴力行为、促进社会安全，从而有利健康）和新物质主义机制（地区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该地区的公共物品投入，有损健康），但考虑到这两个机制在社区层的影响较小，在本研究中暂不涉及。（三）收入不均影响健康的分化效应有关“收入不均假说”的早期研究主要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倾向于用预期寿命识别人口健康水平，这一指标直接将寿命或者说死亡作为健康问题的最终结果，但是其综合程度过高，难以捕捉到健康状况的渐进变化。随着社会调查的普及，微观调查数据被大量用于学术研究，后续研究大都使用相对更加微观、具象的健康指标。由于社会均衡状况对健康的影响是长时段、积累性的，基于历时性数据的研究发现，五年前的收入均衡状况对五年后的健康水平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也即出现了“延迟效应”。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