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三题_杨焄.pdf

1 第39卷 第6期 Vol.39 No.6 2022年12月 Dec.，2022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三题杨 焄a，b（复旦大学 a.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b.中文系，上海 200433）前人评议陶渊明的创作，每每异口同声地称其“文体省净，殆无长语”（钟嵘诗品 中品）1336，“直写己怀，自然成文”（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六）2，尤为关注其平易素朴的风貌。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也往往与此相仿，总觉得他的诗文简率清浅，仿佛脱口即成，无待细察深究。可即使是五柳先生传这样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稍事寻绎推敲，仍能发现其中尚存疑问之处，有待进一步钩沉发覆。一 “自况”就是“自传”吗？关于陶渊明的生平，迄今所能见到的完整记载，始见于南朝齐梁间沈约所撰的宋书 隐逸传。在简单介绍传主的基本情况后，沈约立即指出陶氏“尝著 五柳先生传 以自况”32286，接着近乎全文迻录了整篇传记，并称“时人谓之实录”32287。此后梁昭明太子萧统陶渊明传、唐令狐德棻等晋书 隐逸传、唐李延寿南史 隐逸传等不约而同都承袭了这个意见，将五柳先生传视为传主“自况”的“实录”。考虑到沈约纂修宋书大抵依傍晋宋时期徐爰所撰旧史，距离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更为接近，则类似的看法想必很早就已流播于世。这些早期传记文献，也在无意中引导后人将五柳先生径直视为陶渊明本人。唐代白居易在诗中悬揣陶渊明的日常起居，提到“归来五柳下，还以酒养真”（效陶潜体诗其十二）4，就将传文中的“宅边有五柳树”“性嗜酒”等檃栝进诗中。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叔侄更是认为陶氏在晋宋易代以后“耻不复仕，号五柳先生”，凭空无据地将这个别号强加给他，并断言“此传乃自述其生平之行也”（古文观止 卷七）5。这种通过层累叠加而形成的阐释，很容易让后世读者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摘要：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并非个人自传，而是效法前代逸民传、高士传的拟作，其形象糅合了前代诸多逸民、高士的特质，在此基础上又经过想象虚构而成。“五柳先生”的名号源自柳下惠，陶渊明在涉笔成趣的同时，也藉此对柳下惠示以致敬。晋宋以来逐渐出现推崇学问、注重博览的学术新风尚，陶渊明在文中标举“好读书，不求甚解”，既有顺应时势的一面，也有特立独行的另一面，由此可知他更注重强调阅读和写作所具有的怡情悦性的功能。关键词：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自传；柳下惠；不求甚解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22）06-0001-06收稿日期：2022-06-18作者简介：杨 焄（1976），男，上海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引文格式：杨焄.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三题 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2，39（6）：1-6.DOI：10.16217/ki.szxbsk.2022.06.001陶渊明研究 2 第39卷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前人对此已有论说，详见于溯：互文的历史：重读五柳先生传 ，载程章灿主编：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凤凰出版社 2012 年出版，第 222235 页。可是沿波讨源，早期诸多史家纷纷标举的“自况”，是否能够不经过任何检讨，就轻率地等同于“自传”呢？“况”，古人或训作“譬况”（尔雅 释言“矧，况也”郭璞注）6，或释为“比也”（荀子 非十二子“成名况乎诸侯”杨倞注）796，因而所谓“自况”，意即“自譬”或“自比”。毋庸赘言，只有在双方不完全相同的前提下，才存在相互比较、比拟的可能。五柳先生传开篇就直言“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8444，而史家们却一一缕述过陶渊明的姓字、籍贯和家世背景，如果再将本篇当作“自传”，岂不是节外生枝、前后抵牾，反而让读者茫然无所适从了吗？从陶渊明本人的立场来看，如果所撰确实是自传，更不必如此故弄玄虚。这样不符常情的笔法，恰恰说明绝不能将这篇传记与个人自传相提并论。五柳先生传中看似荒唐无稽的开篇，在魏晋以来逐渐兴起的各类逸民传、高士传里其实屡见不鲜，如皇甫谧高士传说“长沮、桀溺者，不知何许人也”9，嵇康圣贤高士传赞称“荷蓧老人，不知何许人也”10978，阮籍大人先生传谓“大人先生者盖老人也，不知姓字”11。这些隐逸之士志在远离世俗，当然不需要籍贯、姓字等人际交流的基本信息。陶渊明对历代逸民、高士倾慕备至，在咏贫士七首 扇上画赞等诗文里还着力题咏过他们的生平轶事，对此类人物传记的惯用笔法自然熟稔在胸。所以五柳先生传只是效法这种特定的叙述模式，而在内容上另予想象虚构的一篇拟作罢了。当然，五柳先生传中讲述传主“好读书”“常著文章自娱”，又表彰他“闲靖少言，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8444凡此种种，确实和陶渊明留给后人的印象高度吻合，很容易令人在研读时联想到他的实际情况。但这些不吝溢美之词的称颂若是出自本人自传，就不免带有自我标榜，甚至吹嘘炫耀的意味，与陶渊明自然真率、诚朴坦荡的处世方式显然南辕北辙，和萧统拿来作为反面参照的“自衒媒者，士女之丑行”（陶渊明集序）12倒是不谋而合。清人张廷玉便觉得这些赞誉“大有痕迹，恐天怀旷逸者，不为此等语也”，以致怀疑这篇传记是“后人代作，非先生手笔也”（澄怀园语卷一）。13如果摆脱“自传”说先入为主的误导，将五柳先生传置于逸民传、高士传的撰著谱系中重新加以审视，这个使人顿生疑虑的问题其实也就迎刃而解了。传中不少细节其实都渊源有自，如“箪瓢屡空，晏如也”即源于“一箪食，一瓢饮”却“不改其乐”（论语 雍也）1459的孔门高弟颜回；“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则与“家素贫，耆酒”（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下）153585的汉代大儒扬雄有关。由此不难推想，尽管创作时也会融入些许个人经验，但五柳先生绝不是陶渊明本人，而是糅合了前代诸多逸民、高士的特质，再经过想象发挥而形成的合体。二 “五柳”的名号从何而来？陶渊明称自己笔下虚构的人物为“五柳先生”，其命名方式似乎相当随意“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8444，仿佛信手拈来，别无深意可求，其间是否也暗藏玄机呢？在弃官归隐后，陶渊明与颜延之多有过从，彼此相知甚契。陶渊明去世后不久，颜延之就撰有陶徵士诔，追忆其生平遭际，表彰其嘉言懿行，在文末还意味深长地提到“黔娄既没，展禽亦逝”8556，将亡友比作黔娄、展禽这两位前贤。黔娄是春秋时鲁国人，隐逸不仕，3 2022年第6期清贫自守。陶渊明在咏贫士七首其四中曾称赞道：“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8336五柳先生传的篇末赞语也特意提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8444可见陶渊明对其狷介自持、固穷不苟的操守深有共鸣。颜延之将两人等量齐观，可谓深悉好友平生志节的知言之论。另一位展禽，又名柳下惠，同样是春秋时鲁国人，曾任鲁国士师，专掌刑狱。早期文献中围绕展禽生平行迹的记载，大抵与政事相关，与躬耕园田的陶渊明似乎并无关联。然而仔细覆按之后，可知诔文所述实有指涉，与五柳先生的名号更有着深切的关联，并不是无关宏旨的闲笔。论语 微子篇中列过一份包括柳下惠在内的“逸民”名单，又征引了孔子所作的品第比较：“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14197柳下惠等人的言行举止尽管合乎法度，而且能事先考虑周详，但与不食周粟且态度决绝的伯夷、叔齐兄弟相较，依然免不了采用自轻自贱的方式来委曲求全。孟子 公孙丑上 对伯夷和柳下惠两人的高下轩轾也有过类似的评判：前者是“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1683，大有嫉恶如仇、兀傲不羁的气势；后者则是“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1684在遭遇摧折困顿时虽然毫无怨愤忧愁，可总有几分虚与委蛇的无奈和窘迫。对绝大部分人而言，伯夷、叔齐的孤高耿介固然值得尊崇敬仰，但却显得陈义过高而难以步趋效仿，而柳下惠的隐忍妥协，倘若能平情论之而不求全责备，倒是很容易令后人产生某种了解之同情。心高气傲的魏晋名士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就推许柳下惠为“达人”，对其“安乎卑位”的处境很能理解，坦言“吾岂敢短之哉”。10389从陶渊明的遭遇来看，对此或许更能感同身受。宋书本传历数陶氏的仕宦经历起家州祭酒、复为镇军建威将军、为彭泽令等；另根据后人考证，他还一度在东晋权臣桓玄手下充任僚佐。在仕隐出处之际究竟应该如何抉择，他其实并未当机立断，而是迟疑不决，有过多次摇摆反复。因此沈约在叙述完他这段持续约十年之久的经历后，也颇有微词，忍不住指摘道：“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32287而这倒是和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的尴尬处境非常相似。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十八中有云：“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8261相传鲁国国君在准备讨伐齐国前，曾向柳下惠征求意见。柳下惠回家后忧心忡忡地说：“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而至我哉？”（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152523他为此深感愧疚自责。陶诗前两句所用典故就与此事相关，尽管稍显深曲而不够显豁。而在后两句诗中，陶渊明依然推许他为“仁者”，想必是他也曾经历过类似的苟且，所以设身处地，很能体谅其左支右绌的不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柳下惠”这个名号得来的缘由，据汉代学者许慎 淮南子注 云：“展禽之家树柳，行惠德，因号柳下惠。”17就是因为他在家门口栽种柳树而又施行惠德，所以旁人才给他取了这么个别号。另一位汉代学者高诱在淮南鸿烈解 说林训中也提到展禽，“家有大柳树，惠德，因号柳下惠”18，与许慎所言恰好可以相互印证。展禽居于柳树之下的形象，对后世的追慕者也具有偶像示范的效应。对柳下惠深表同情的嵇康，“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世说新语 简傲刘孝标注引文士传）19412。陶渊明在诗中屡屡言及柳树，如“榆柳荫后檐”（归园田居五首其一）877、“梅柳夹门植”（蜡日）8286、“密密堂前柳”（拟古九首其一）8289等，可知其田园生活也和柳树有着不解之缘。前人评说柳下惠，称其“安于贫贱，浑迹而人不知也”（荀子 大略杨倞注）7513，“约货去怨，轻财不匮”（孔子家语 弟子行）20，与五柳先生的形象极为契合；而五柳先杨 焄：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三题 4 第39卷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生的名号来历，更是与柳下惠如出一辙。显而易见，在为五柳先生命名时，陶渊明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柳下惠这位先贤，在涉笔成趣的同时，也藉此来向他示以致敬。三 “不求甚解”当作何解？陶渊明说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前人或认为其中隐含着对汉代经学流于支离繁琐的批评。现代学者大多受此启发，如袁行霈认为“此与汉儒章句之学大异其趣，而符合魏晋玄学家之风气”21，龚斌强调“魏晋玄学主得意忘言，以致读书不求甚解，重其意会”8446，都沿袭此说而再作引申阐发。不过自东汉末年起学术风气就已逐渐发生变化，“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22。到了陶渊明所处的晋宋之交，昔日煊赫鼎盛的汉代经学早已委顿不堪，是否还需要郑重其事地予以影射讥评，着实不免令人产生疑问；而“不求甚解”的主旨是否又与魏晋玄学一脉相承，也同样有必要再作斟酌考较。与其上溯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演进过程，藉以揣摩寻绎“不求甚解”的言外之意，倒不如留意一下晋宋以来所出现的推崇学问、注重博览的新风尚。清代学者赵翼有一个启人深思的发现，他敏锐地觉察到“学士”这个称谓“晋、宋以后，增置渐多”（陔余丛考卷二十六“学士”条）23。在称谓衍变的背后，反映的无疑是观念的更新和风气的迁转。循名责实，与汉魏以来常见的多以名节风仪相标榜的“名士”群体（如“正始名士”“竹林名士”等）相较，自晋宋以后逐渐勃兴的“学士”群体无疑更注重学术文化的传承，毫无疑问与他们日常勤于读书治学息息相关。魏晋名士崇尚玄学，雅好清谈，意在辨析名理，注重辞旨清简，因此只需要专注于从“三玄”即老子 庄子和周易中引申出来的话题，并不要求博览群籍。当时享有盛誉的玄学家们莫不如此，如王弼“少而察惠，十余岁便好庄、老，通辩能言”（世说新语 文学刘孝标注引王弼别传）19106，何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三国志卷九曹爽传）24，郭象“好老 庄，能清言”（晋书卷五十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