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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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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源流
理论
分析
罗飞宁
2023 年第 2 期(总第 75 期)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No.2,2023Total No.75我国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逻辑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罗飞宁(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青年探索编辑部,广东广州510635)摘要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我国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逻辑进行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功能的异化,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频发和现行学术评价的困境形成了问题源流;针对学术期刊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实践,专家学者对学术期刊改革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汇聚成政策源流;社会舆论下的公众情绪、政治领袖对科技强国和文化强国建设的关注与重视以及顶层设计下全面深化改革构成了学术期刊改革的政治源流。三条源流汇聚产生耦合效应,政策之窗随之打开,学术期刊改革政策议程得以设置出台。建议从重视并明晰存在问题,找准学术期刊改革的方向;多方吸纳政策建言,建立良性的学术评价政策机制;不断提高政治觉悟,优化学术期刊改革路径等方面作为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关键词 多源流理论;政策议程;学术期刊;学术评价;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G237.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 0292(2023)02 0152 07 收稿日期 2022 12 17 基金项目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编辑学立项项目“青年研究类期刊集群化发展研究”(FY2021084);广东省高校学报研究会重点项目“媒体融合背景下学术期刊传播力提升研究”(20220211)作者简介 罗飞宁,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副编审,研究方向:编辑学理论。学术期刊具有承担学术交流、评价学术成果、促进学科建设、培养学术新人的职能。学术期刊作为学术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价值判断,对学风学人建设等具有导向作用。我国出台的关于学术评价的相关政策是由政府制定的评判学术研究成果价值的系列政策文件,是学术评价的行动依据和准则1(P80 88)。近年来,针对学术评价的弊端以及学术期刊在学术评价中的作用,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2018 年 5 月 28 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2。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3。2020 年 2 月,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2021 年 5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科技部印发 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的通知。规范性文件的出台给学术期刊和科研机构的改革与策略调整指明了方向,对规范统筹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发展,构建科学、规范、高效、诚信的科研评价体系发挥了指挥棒和风向标的作用,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在学术期刊和科学研究规范化管理道路上的探索迈出了关键一步。关于学术评价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作为学术评价的入口与起点,学术期刊改革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基于此,本文从公共政策过程的视角,以多源流理论为分析框架,探究学术期刊改革是如何进入政策者的视野,政府议程又是如何建立,公共政策的内在机理在当中起到怎样的功效,以期对我国完善学术评价政策体系有所借鉴与启示。一、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多源流理论(The Multiple Streams Theory)是由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者约翰W金登在借鉴科恩(Cohen)、马奇(March)和奥尔森(Ols-251en)垃圾桶模型(Garbage Can Model)基础上提出的。金登认为,某一问题是否进入议事日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强调偶然因素在政策议程创建中的作用4。这种有别于传统理性决策的分析框架在众多公共政策议程创建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多源流理论框架将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因素概括为:问题、政策、政治三种不同维度的源流,问题源流是指标、焦点事件及某种社会或政策问题的反馈;政策源流是政策共同体就某个社会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政治源流是由民众意见、执政党的价值取向等因素构成。通常情况下三大源流彼此独立,当三大源流演变成熟时则触发“政策之窗”开启,三大源流发生交汇,促使政府决策者将公众关注的问题提上政策议程。其中,政策之窗的开启具有偶然性,它取决于问题出现的节点和延续时间,政策制定者对问题的重视、公众的关注程度以及备选方案的可行性。自多源流理论被引入我国公共政策领域以来,已广泛应用于国内教育、创业、校园欺凌等当下流行的公共政策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学术期刊改革政策的出台为整治学界乱象、开启科研体系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关于学术期刊改革相关政策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对评价体系改革的探析5 6、媒体融合视角下学术期刊的变革7 8,鲜有从纯政策设置的视角对学术期刊改革政策进行研究。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为学术期刊改革等相关政策议程的建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一方面其系统性、动态性的分析框架契合当今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开放化和多元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全景式地揭示出该政策制定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及影响。二、我国学术期刊改革政策议程设置的多源流分析学术评价是以学术标准为尺度对学术活动效果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与交流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学术价值也是评价学术期刊的重要指标。随着学术期刊行业的不断发展,科研团体不断壮大,我国涌现出众多学术期刊评价机构与指标。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以定量化为特征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质疑不断,学术期刊的评价方式也在不断调整,以更好的适应科研发展需求。(一)问题源流:学术生态的失衡在金登看来,偶然性事件是社会问题登上政策议程的重要因素。社会问题之所以能够引起决策制定者的重视,并纳入政策议程,是由指标、焦点事件以及现行机制中的反馈信息引起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注意造成的,最终社会问题才得以转化为政策议题。1 重要指标:学术期刊功能的异化在我国,核心论文发表的数量是应聘教职和申报科研项目的重要指标。根据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统计,中国发表的 SCI 论文数量已经连续 10 年居于世界第二位,与第一位的美国旗鼓相当9。当前众多高校和科研管理部门将学术产量与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捆绑,甚至与职称、职务晋升制度挂钩,导致科研人员为了科研而科研,追求数量的同时牺牲了质量,造成科研人员学术活力与创造力的逐渐丧失,甚至“内卷”,滋生了功利主义思想,严重干扰学术研究的纯粹氛围,学术期刊丧失了学术交流和学者分享平台的功能。2006 年 自然杂志上一篇题为 现金行赏,发表奖励的文章中说,“中国科学院对发表在 自然杂志上的文章给出 25 万元人民币的现金奖励,中国农业大学类似的奖励高达 30 万元人民币以上”10(P68 80)。学界对 SCI 期刊论文的崇拜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创新与发展的阻碍力量,学术评价指标的量化和单一化导致学术期刊的作用和价值异化。2018 年 11月 14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的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提出“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11。2020 年 2 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 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系列文件的出台给学术评价方式的变革与策略的调整指明了方向,也给学术期刊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众所周知,学术期刊的功能是学术功能,包含了学术传播和学术评价两方面12(P61 67)。学术论文借助学术期刊这个平台传播给学界同行,并接受学界同行的价值判断。倘若学术期刊的学术交流功能出现了异化,违背了向社会传播具有创新性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的初心与使命,学术期刊的社会价值与影响力必将受到打击。2 焦点事件: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频发焦点事件可以加强人们对某个问题的感知,使人们关注某类社会问题。而且,同类焦点事件的不断发生,会使人们意识到某个问题的普遍存在。20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科研人员学术不端事件就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科研人员花大量的精力把论文发表在国外“顶级期刊”上,每年用于论文发表的费用达数十亿人民币13。就在中国学术界把国际期刊与论文数量作为评价标杆时,中国学者论文遭遇国际学术出版集团撤稿的新闻更是层出不穷。3512015 年,英国出版社 BMC 宣布撤回 43 篇涉嫌造假的学术论文。据悉其中许多论文作者来自中国高校,包括中国医科大学、四川大学和山东大学等知名院校14。2017 年,全球最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德国 Springer 出版社对旗下期刊 Tumor Biology中的 107 篇中国医学学术论文进行集中撤稿15。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学术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屡创佳绩,成绩喜人,但学界内部学术腐败、学术不端问题却时有发生,学术丑闻屡屡被外媒曝光,撤稿论文数量大有随发表数量提高而“水涨船高”之势。2020 年,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期刊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批量撤稿了 30 余篇文章,而其中大部分文章的作者都来自中国16。2020 年初,7 年前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 冰川冻土的论文 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引起轩然大波。同年,有网友爆出,刊物 银行家长期刊登时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王松奇自己的书法和儿子王青石的文章。随着这一系列事件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学术期刊存在的问题在舆论中持续发酵,成为改革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助推力。3 反馈信息:现行学术评价的困境反馈信息是指通过对现行政策的运行状况与评估情况,掌握该问题的发展趋势,并将社会问题反馈至行政机关上升为政策问题。学术评价的过程是对研究成果的价值判断。由于这种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对既有的投入进行总结和对将来的投入进行论证,从而直接关系到学术利益,因此我国对于学术评价的投入和重视程度逐年提高,学术评价体系也从无逐步发展完善。由于过分看重量化指标,现行学术评价日益显现的弊端逐渐引起国家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王学典指出,“学术界长期存在 SCI 崇拜。撤掉 SCI指挥棒之后,整个学术评价需要重新定位,这关乎着未来中国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的方向,关乎着中国在未来科技舞台上以怎样的姿态参与竞争”17。学术期刊之于学术评价而言是起点是平台,研究成果通过论文发表在学术刊物上,接受学术共同体的的批评、赞赏、修正和补充,是学界同仁之间分享、学习的平台,而不是要对学者进行划分。目前“以刊评文”的现象就是学术评价异化的体现。近年来,以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中科合创科技成果评价中心等高校或者民间专业评价机构成立的学术评价和期刊评价机构对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现状及问题进行各种评价,发布各类型调查报告。然而这些机构所构建的评价标准未能跳出西方学术评价体系的框架,很大程度地参照西方学术管理的思路和理念,在注重与西方接轨的道路上存在着一系列问题,直接影响到学术主体定位与发展,不利于我国洞悉各学科前沿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加速了改革政策议程通道的打开。(二)政策源流:完善我国学术期刊改革的建议当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现象层出不穷时,部分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针对这些问题发起政策建议讨论,这些方案在各种思想观念互动与碰撞的过程中,最终形成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价值观念具有可接受性和符合当前政治环境的政策备选方案,并进入议程设置环节。学术期刊改革的政策源流主要来自针对学术界的广泛政策实践和专家学者长期的学术探索。1 针对学术期刊改革的政策实践我国一直探索学术期刊改革的政策实践。就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