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记忆：“自我”的面相及其表征意义_卢永和.pdf

引言记忆是人的一种生理机能和心理意识，亦是文学领域探究的一个重要论题。所谓“文学记忆”，目前学界对它并未有严格的定义，本文姑且用它来指称以文学为媒介的记忆形式及以记忆为主创方式的文学。作为一个模糊多歧的记忆研究概念，文学记忆与历史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等记忆名称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文学记忆的论题围绕“文学”展开，其在本质上属于文学研究范畴；另一方面，文学记忆关涉“记忆”问题，势必与历史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等诸种记忆研究产生交集，或谓从“文学”的特定视角研究记忆问题。由此，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资源，能够为文学记忆研究所征用。文学记忆书写常常采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形式。就其一般意义而言，第一人称叙述之“我”，既有“自我”指涉功能（指向叙述者或作者自身），亦兼具社会表征功能（指向“我”身处的社会）。一个是个体经验形式的“自我”，一个是作为社会表征符号的“自我”，两个面相的“自我”叙述所表征的意义如何融合协调？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将“自我”的内在结构分为“主我”与“客我”两个方面，两者的互动反应及其逻辑机制，有助于理解文学记忆叙述中的“自我”意涵。一、客我：“自我”叙述与社会表征记忆是个体自我对外在环境的意识反应，由此关涉到“自我”的认知与理解问题。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自我”是一个二重体：一个是思考形式的“主我/主体我”（I），一个是作为思考的客体对象的“客我/客体我”（me）。1（P132）詹姆斯主张从人的社会存在理解“自我”意识，认为“自我”意识从根源上来说是产生于“我在”，即自我的社会行动与经验过程。米德继承并推进詹姆斯的“自我”理论，更重视“自我”的两个面相（“主我”与“客我”）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米德在哲学观念上是一个美式实用主义者，关于他在实用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美国符号学文学记忆：“自我”的面相及其表征意义卢永和（肇庆学院文学院，广东 肇庆526061）摘要：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将“自我”分为“主我”与“客我”两个面相，此观点有助于理解文学记忆叙述中的“自我”意涵。从“客我”层面而言，“见证文学”中回忆的“自我”，是社会表征的一个符号；而 忏悔录 中回忆的“自我”，既是一个“主我”（独特的文学典型），亦是一个“客我”（浸染时代精神的社会人）。詹姆斯与伯格森的“自我”意识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两种不同风格的意识流文学。文学中的“自我”回忆，既是指向叙述主体之自身的回忆，亦是指涉自身所属群体的回忆。关键词：文学记忆；自我；主我；客我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48107202301013文章编号：16748107（2023）01010707收稿日期：2022-09-10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项目“记忆诗学的理论谱系与艺术表征研究”（项目编号：GD18XZW14）。作者简介：卢永和（1972-），男，湖南郴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第44卷第1期2023年1月井 冈 山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 44 No 1Jan 2023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家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在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的“导言”中指出：“如果说杜威提供了范围和远见，米德则提供了分析的深度和科学的精确性。”2（P3）美国实用主义思想深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影响，认为人的感知和智识等精神意识，是在人对周围情境反应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孤立的大脑中产生。米德的“自我”理论的核心旨趣，即是探讨心灵（mind）与自我（self）等精神意识如何从人的行动实践中生成。一方面，他强调心灵与自我在本质上是社会情境的产物；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个体在行为过程中会根据自身经验对情境刺激作出选择性回应，亦即意识反应的主体能动性。据此逻辑，完整的“自我”，既包括“主我”，又包括“客我”，两者在个体行为过程中既是分离的，又是统一的，并且相互作用：“主我既召唤客我，又对客我作出响应。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出现在社会经验中的人。”2（P203）“客我”凸显的是“自我”的社会属性。根据米德的解释，“客我是有机体自己采取的一组有组织的他人态度。他人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2（P198-199）所谓“客我”，意味着“自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人，扮演他人的角色，自我的价值观相当于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同时，“客我”概念意味着个体与个体虽是分离的，但这些分离的个体可以聚合为社会整体的某一部分。米德的“客我”理论，有助于解释文学记忆中的“自我”书写问题。“客我”层面的“自我”，是社会角色的代言人，“他的自我的结构性表现或反映了他所属的社会群体的一般行为型式，正如其他属于这一社会群体的每一个体自我的结构性一样。”2（P186）文学中的“自我”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个群体的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此类文学中的“自我”书写，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即是承当“历史的见证”，这种现象常见于各种“见证文学”（literature as testimony）。有学者如此界定“见证文学”：“见证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自传文学。它指的是那些亲身遭受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人，作为幸存者，以自己的经历为内核，写出的日记、回忆录、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诗歌等作品。”3（P1）作为世纪性人道灾难的犹太人大屠杀事件是见证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题材。这些作品讲述幸存者自我亲历的痛苦记忆，但它深层次的意义则是记录人类集体遭遇的悲惨历史。以1955年出版的美国作家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的夜（Night）为例，作者在该作品中回忆自己少年时期进入和走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整个过程，由此为我们呈现纳粹集中营暗无天日的生活惨状。学者徐贲评论夜这部作品时指出：“见证文学不只是事实陈述，而且是事实的文学再现。在见证文学中，客观事实和对事实的主观感知通过象征糅合在一起，对于维赛尔，夜就是起这种关键作用的象征。夜代表的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力，一个充满恐怖和残忍世界。夜的可怕在于统治这个黑暗世界的仇恨、暴力和对人的极度蔑视和轻贱。”4（P218）获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KerteszImre）的自传体小说 无命运的人生，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以一个十四岁犹太少年为叙述视角，讲述他于1944年春送父亲去劳动集中营，其后他自己在上班途中被抓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由此历尽各种艰难曲折，最后于1945年春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一起返回匈牙利。其间，他感受过集中营恶劣的生存条件以及对于生命的绝望，以至于回家后产生严重的心理创伤，带着无法遗忘的的过去，继续他那“无法继续的生活”。小说写道：“在工作场所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个人，还代表着整个犹太人的集体。”5（P20）由此可见，小说第一人称叙述之“我”，亦是犹太人集体身份的表征。正如作者凯尔泰斯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中所言：“我的小说的主人公在集中营里并没有自己的人生，他的时间，他的语言，甚至他这个人，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5（P213）；“我不得不将一个在重压下呻吟的人放到一套极权体系中，这让我的小说语言变成极具暗示性或影射性的工具。”5（P213）无命运的人生藉由自我命运的书写，将笔触延伸至罪恶的极权制度，甚至是整个人类苦难的深渊。荷兰史学家安克施密特（F.R.Ankersmit）认为，在一个历史叙述作品中，存在不同层次的真。首先是“记录特殊事实”的基本层次，其次是“关于现实的一般类型的表现”6（P21）的层次。无命运的人生的自我回忆叙事，具有安克施密特所说的多108层次的“真”。其一是叙写作者独特的困厄遭遇，其二是应合纳粹屠犹的深层叙述逻辑。米德认为，所有他人的态度组织起来，并被自我吸收，便构成“客我”，此时的自我与他人唤起同一种反应，“自我”即是某社会群体的一分子。作为一种特殊的自传文学，各种见证文学中的“自我”回忆，实际是作为一个群体性的“自我”在回忆过去，其中的“自我”是一个承担历史与社会叙事的功能性角色，或者说是以“自我”的视角解释社会整体。从这个层面而言，见证文学中的“自我”展现的是米德所说的“客我”面目，即社会性个体，此时的“我”是社会表征的一个文学符号，“我”在本体上相当于“我们”，如当代以色列的记忆研究学者玛格丽特（Avishai Margalit）所言：“对过去事件赋予情感意义应当是集体道德意识的标志，它要求集体回忆所需要的特殊代表。”7（P14）读者阅读这类见证文学，更多的是认知“我”与他人共存共享的社会历史，而非认知一个个性化的“自我”。各种纳粹屠犹的文学叙述相互关联，彼此呼应，共同建构一个历史叙述整体，共同担当历史的见证。法国学者克洛德穆沙（Claude Mouchard）如此评论见证文学：“我们阅读的第一感觉，常常是有某种东西几乎寓于所有作品中，可同时又使它们彼此分离。或者说，它出自一个作品，进入另一个作品，并且始终缭绕不散。”3（P.50）见证文学具有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说的集体记忆的功能，其中的叙述者之“我”，相当于米德所说的“客我”，而“客我本质上是一社会群体的成员，并因而代表着该群体的价值观。”2（P.243）见证文学的各种不同文本，其价值在于从个人化的视角去共同建构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因为“群体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越多，就越需要有个人的眼光来观察，个人的声音来讲述，才能得到理解和记忆。”3（P94）二、主我：与“客我”的互动及其指涉意义米德认为，个体只有依赖“主我”与“客我”的双向互动，才能在具体行动过程中合理调整自己的行为。如果说“客我”表明自我意识受周围环境的约束，而“主我”则意味着“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2（P198），即表现为“自我”的主体能动性。“客我”对他人的反应受规约，但“主我”对他人的反应则是相对自由的，因为经验个体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在“主我”与“客我”双向互动的意识反应过程中，需要调动自我储存的人生经验，故需要对过去的回忆：“主我以记忆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经验里。”2（P223）个体将过去与现在相关联而意识到自身，所以记忆是“主我”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记忆中，主我不断地出现在经验中。我们能够直接回忆起片刻前的经验，然后我们便依靠记忆意象回想起其余经验。因此在记忆中，主我便作为一秒钟、一分钟或一天之前的自我的代言人而存在。”2（P198）米德分析了“主我”获得经验的意识活动过程，在他看来，经验是通过个体自我的记忆与过去连通，“我们的过去与我们同在，以变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变化产生于我们的经验并在某种意义上被保持在经验里。人类动物的特有智力是来自过去的复杂控制手段。”2（P132）这就是说，“过去”作为记忆意象，存在于个体的当下经验中，并影响到“主我”对外在环境的反应。换一个角度而言，“主我”在对外界情境的反应过程中，由于携带记忆所储存的经验，故能突破“客我”情境囿限而建构独特的意识与认知模式，由此呈现为一种自由与主观的个体态度。总体而言，由于记忆因素的积极介入，两个面相的“自我”（“主我”与“客我”）在个体意识活动过程中进行反复的对话与互动，并由此建构双性的“自我”。双性“自我”的指涉意义，在文学记忆叙述中得到充分展现，我们试以“忏悔录”的写作为例作简要分析。古 罗 马 基 督 教 思 想 家 奥 古 斯 丁（SaintAurelius Augustinus）的忏悔录（Confessiones）被公认为西方第一部自传体文学经典。“忏悔”（Confessiones）一词的古拉丁文原为“承认、认罪”之意，其后在基督教文学中演变为对神恩的颂扬。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写道：“我愿向你忏悔我的耻辱，为了你的光荣。我求你，请容许我用现在的记忆回想我过去错误的曲折过程，我向你献上欢乐之祭。”8（P54）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通过回卢永和：文学记忆：“自我”的面相及其表征意义109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