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全球生产网络与劳动报酬份额变动_刘维林.pdf

新发展格局下全球生产网络与劳动报酬份额变动刘维林 内容提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生产网络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框架，将 的劳动报酬份额双因素分解模型扩展为产业内部分配、中间品替代、价值链协作和最终需求结构的四因素模型，进而延伸到多国情景考察了国内和国际生产网络与最终需求构成的多重循环路径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机理，并利用跨区域投入产出和结构分解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全球层面，中间品替代效应总体上大于价值链分工带来的就业创造，导致了劳动报酬份额的持续下降。而中国的中间品替代与价值链协作的叠加效应在整个考察期内始终为正。纯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分工的深化均促进了劳动报酬份额的提升，且金融危机后国内价值链协作的贡献愈加突出，同时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缓解了外需下降的抑制作用，表明国内生产网络和需求结构所构成的国内大循环正推动中国形成独特的要素收入分配演化路径。关键词：劳动报酬份额 全球生产网络 双循环 价值链分工 刘维林，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南开大学数字经济交叉科学中心，邮政编码：，电子信箱：。本研究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课题（）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一、引 言 年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背景下，党中央面对国际国内的新矛盾和新挑战，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作出的重大调整完善，是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刘鹤，）。在过去 多年的时间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全球资源要素和生产方式的国际大循环，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将产品生产过程细分为不同的工序和模块，形成了以中间品贸易、跨国投资、国际分包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生产网络。但自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逐渐成为颇具争议的议题，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这 年中，相伴随的是劳动报酬在（）中所占的份额出现全球性下降（，；，），因此一部分政策制定者将本国收入结构的失衡归因于产业国际分包活动（）和跨国投资，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促使生产制造回流本国，从而达到改善本国收入分配格局的目的。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抬头，贸易摩擦和投资保护政策愈演愈烈，全球价值链也面临收缩和重组。对于中国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凭借劳动力禀赋优势加入国际循环，市场和需求“两头在外”，利用旺盛的外部需求拉动了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黄群慧和倪红福，）。然而，参与国际大循环在推动中国产能、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迅速积累，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引发了产业国内附加值偏低、要素收入结构失衡、工资收入占 的比刘维林：新发展格局下全球生产网络与劳动报酬份额变动例持续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劳动要素的分工收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能得到根本改善。究其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的经济运行对外需的依存度较高，国内的产业体系相对薄弱，“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一度占据中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这种生产上依附于国际价值链、需求上依赖于对外出口的循环模式传导到分配环节，可能是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不断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刘维林，）。历经改革开放 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的生产体系和内需市场逐渐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长为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在为新发展格局下的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打下良好基础的同时，也将有助于分配格局的改善。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政策制度等任务，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做出了完善分配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部署。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客观认识国内和国际循环与要素报酬份额之间的联动关系？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国内价值链与国际价值链的演进对劳动报酬份额分别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和完整的产业链条两大内循环关键优势来推动劳动报酬份额的提升？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加速构建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关于劳动报酬份额变动规律的争论由来已久，从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贫困化”论断（，），到要素分配份额长期保持不变的“卡尔多事实”（，），以及贸易开放有利于劳动充裕国家劳动收入增加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都曾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关于这些传统理论的预测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印证，存在激烈的争论，尤其自 世纪 年代开始劳动份额的全球性下降，引发国内外经济学家就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宏观和微观成因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从宏观因素来看，代表性的解释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要素的部门转移（李稻葵等，；罗长远和张军，）、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要素替代（王林辉和袁礼，；沈春苗和郑江淮，）、人工智能的劳动替代或增强效应（，）以及贸易开放和国际投资对劳资分配关系的影响等（，；，）。还有一些学者侧重于微观因素的考察，如外包活动（，）、市场份额结构（，）等。上述研究虽然从微观和产业内部层面为考察要素收入分配的结构变动提供了多种分析视角，但当延伸到宏观层面时，大多需要进一步纳入产业间结构因素的作用，而生产网络与需求结构就成为重要影响变量。因此，对于宏观劳动报酬份额的考察除了产业内部的要素分配关系之外，还应关注生产过程的中间品循环流动、产业间的价值链分工以及最终需求结构变迁等经济循环中多重结构因素的共同作用。这种分析框架可以追溯到（）的开创性研究，他认为劳动报酬份额由产业内部分配效应和结构变动效应共同决定，提出了双因素分解模型并测算了二者的贡献。在这一框架基础上，（）讨论了不同要素密集度的部门结构变化与劳动报酬占比总量稳定性的关系。白重恩和钱震杰（）指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转型而非资本对劳动的侵占。罗长远和张军（）采用 的结构分解法（，）指出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可能导致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先下降再上升。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是导致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重要因素，当三次产业之间的增加值比例发生变化时，只要三次产业的劳动报酬份额存在差异，宏观劳动报酬份额也会随之变化。然而，基于增加值比例的结构分析模型虽然能够在统计特征上描 年第 期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生存工资”理论，认为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按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获得工资，剩余部分变成利润被资本所得。因此推论出工资占产出的比重将随着人均产出的增加而逐步下降。述产业结构与劳动报酬份额之间的关联，为宏观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提供一定的解释，但在产品生产结构日益复杂和产业链分工不断深化的趋势下，部门间的比例变动仍不足以揭示经济循环中因产业间频繁的中间品交换和最终需求结构升级所造成的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演变。因此，一部分学者尝试从投入产出理论出发，将产业结构进一步按照产业关联与最终需求结构加以分解。例如，孙文杰（）将最终需求结构和技术效率纳入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二者对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贡献。郭凯明和王钰冰（）从要素供给和最终需求结构两个角度分别考察了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理论机制和影响因素，认为消费品、投资品和净出口产品的生产要素密集程度所代表的最终需求结构是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重要推动力，但并未涉及国内和国际中间品使用结构的影响。胡秋阳（）将产业结构因素扩展为最终需求产品结构效应和价值链结构效应并测算出各因素在 年间对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贡献，该研究的量化分析框架为本文的分解模型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与胡秋阳（）的主要差别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该研究直接采用了投入产出的实证分析框架，本文则将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因素与机理建立在一般均衡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另一方面是该文核算框架中未涉及国内与国际价值链关联以及国内与国外最终需求的循环路径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而上述方面正是文本的考察重点。王林辉和袁礼（）将有偏技术进步纳入 的两因素分解框架中，构建了劳动报酬份额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测算，不同于该研究主要偏重于供给侧的技术进步视角来构建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基于要素供给、生产网络到需求结构的一般均衡框架分析劳动报酬的变动。综合以上研究进展可以看出，很多学者都对全球化与劳动报酬变动的关系给予较高的关注，但这方面文献更多是从产业内部的劳资关系角度入手分析二者的关联，对于国际大循环中迅速增长的中间品贸易以及内需与外需各自作用的讨论较少。而在关于结构因素的分析中，大部分文献是基于单国投入产出模型将国内的产业结构纳入 分解模型，难以对国际大循环中跨越国界的产业关联、贸易联系与最终需求的影响进行测度。近年来关于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核算的研究表明，在金融危机以前，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大多数国家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呈下降趋势（王直等，；，），这种国际间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很可能抑制了国内劳动报酬的增加。刘维林（）进一步利用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考察了国内劳动增加值占比的变化趋势，认为中间品贸易扩大所体现的出口国外增加值占比上升是以国内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为代价的，中间品投入对劳动报酬构成了一种“挤压效应”。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将中间品进口直接在总产出中进行抵减，会低估总产出和高估中间消耗系数，从而造成测算结果的偏误，更加凸显出利用跨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解的必要性。此外，上述研究多基于投入产出关联开展实证考察，对于其背后的各方代理人的市场供需行为、均衡条件等内在作用机理的讨论较少。随着近年来生产网络研究的日益深入，关于产业间的分工结构如何传递生产率冲击和要素配置扭曲等问题的研究取得很多新的进展（，），（）通过一般均衡理论模型证明，在生产网络中，利用中间品使用结构计算得到的产业网络出度会对产业初始要素的投入扭曲形成放大效应，从而改变宏观的要素收入分配，这种生产网络传导机理的探讨为研究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微观来源及其传导结构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本文认为，在生产分散化、贸易自由化和消费国际化的今天，对于分配问题的研究还需要立足于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的视角，将生产网络研究的最新进展和跨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相结合来分析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机理。从学理性角度考察经济循环可以追溯到魁奈的经济表，关于社会刘维林：新发展格局下全球生产网络与劳动报酬份额变动总产品的流通和再生产的剖析，以及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四大环节的经济循环概括。（）基于经济表的思想在循环流动的经济中用投入产出网络来描述经济系统中个体要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分析框架为定量考察经济循环提供了理论基础。近期关于经济循环的研究则更多地结合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框架对国内和国际循环进行划分和测度，如江小涓和孟丽君（）提出如果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内外循环分别对应于内需和外需，并且结合跨国投入产出中的价值链贸易相关指标对内外循环所体现的特征和趋势做了定性和定量的多角度讨论。黄群慧和倪红福（）认为经济循环前提是供需对接：一方面从需求端的国内外需求率与供给端的国内外供给率考察了中国经济循环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基于国内和国际最终品生产视角提出了 的国内国际循环分解模型，为量化解析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方法依据，但文中未对生产环节与最终需求环节的国内国际交叉影响加以识别和讨论。陈全润等（）则主要利用国内和国外最终需求拉动的增加值比重对国内国际循环加以区分。本文与上述文献的主要差别除了分解对象为劳动报酬占比以外，还同时考虑了生产和最终需求两个环节的国内和国际循环构成，即从生产环节中的国内和国际价值链分工，以及最终需求环节中的内需和外需结构所组成的多重循环路径来构建宏观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分析框架。本文的创新及贡献在于：第一，基于生产网络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多部门中间品投入产出结构和最终需求结构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考察了产业内部的劳动报酬占比与生产网络的结构性因素影响宏观劳动报酬份额的内在机理，将劳动报酬份额分解为产业内部分配、中间品替代、价值链协作和最终需求结构四方面交互作用的结果，深化了劳动报酬份额变化机制的理论研究。第二，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