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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内生性下降与高质量工业...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讨_石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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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生性 下降 质量 工业 社会主义 工业化 道路 探讨
效率内生性下降与高质量工业化的动力机制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讨石奇,周宁,杨振兵(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南京 210023)收稿日期:2022 08 0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1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004089)作者简介:石奇,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创新经济、产业发展与政策研究;周宁,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产业发展政策研究;杨振兵,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摘要:中国持续推进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带来资本积累增速过快,引发产能利用率低下、产业整体产出低效,造成了工业化效率的衰减。探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效率下降与技术进步偏向性之间的联系,运用贸易竞争指数、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和人均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进出口额和国际份额等指标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十四五”及此后一段时期,我国需要面向工业质量提升推动高质量工业化,资本积累方向应根据高质量产业发展要求进行结构性调整:向具有规模报酬特征、高市场进入壁垒和技术创新窗口大的产业和产品积累。在继续深化工业化的同时,还要抑制因为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而造成的边际成本上升,必须利用“资本技能互补”机制,在要素比价关系的处理上,适当提高技能溢价,以放大技能劳动具有的更高生产率以及对新技术适应性更强的性质,补偿因为深度工业化而产生的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构建深化工业化的内生动力机制。关键词:高质量发展;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劳动力技能结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中图分类号:F062 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 2674(2023)01 084 12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大国,但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相比,中国的工业化目标尚未最终完成,中国在一些尖端技术领域与世界前沿水平有着不容否认的差距,依然处在后发技术赶超进程中。事实上,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都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无论是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的国家还是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都会进行长远的战略判断和准备,因此,必须历史地看待政府在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的作用。当前,中国政府在产业和科技发展的顶层设计、全社会创新资源整合、基础研究投入等方面依然担负着无可替代的责任,需要创造一种建立在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基础之上,能充分发挥国家前瞻、引领作用的新型举国体制,以更加有效地运用政策手段,合力推进产业和技术进步。本文以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总体产出低效与技术进步偏向性之间联系为基础,运用贸易竞争指数、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和人均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进出口额和国际份额等指标,结合高质量产业活动的识别,探讨推进中国高质量工业化的方向和动力机制。48一、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效率内生性下降经过 70 余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实现了对发达国家在工业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全面追赶,中国的工业化与市场化、信息化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呈现出高技术产业引领、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等重要特点,共同推动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现。阿西莫格鲁(Acemoglu)将技术进步分为两个类型:要素增进型与要素偏向型,要素增进型技术进步指的是技术进步能够改变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而要素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则改变要素间的边际替代率。1 同时,阿西莫格鲁指出,如果技术进步更有助于提高某种生产要素(Z)的边际产出,则称该种技术进步为偏向 Z 的技术进步,或者说技术进步偏向 Z。研究显示,中国的技术进步是有偏的。郑东雅和皮建才研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各项经济指标,发现随着资本积累,中国的比较优势从轻工业转移到重工业,重工业比重增加,从而发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2 杨振兵等测算中国 36 个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得出同时期中国工业整体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但是偏向程度逐年下降。3 余东华等指出,中国制造业资本深化程度呈现上升趋势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4 技术进步与要素投入之间的作用并不是单向的,两者呈现出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内在共生特性。5 同时,王林辉和董直庆把技术进步偏向技能型的原因归结为国内将大量资金投资于具有前沿技术的设备之上。6 张莉等通过构建收入份额的决定方程,证实了偏向型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从而导致要素收入向资本倾斜。7 统计数据支持了我国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特征。国家统计局 2000 2019 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资本形成总额整体逐年上升。虽然 2010 年之后资本形成额的增长率有所下降,技术进步速度放缓,然而在 2016 年之后,国内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又再次提高,推动了技术进步再次提速。易信和刘凤良从政府和市场两个维度探讨中国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成因,发现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越大,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程度越大。8 中国是发展型国家,技术进步的方式一开始也主要是引进与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而随着自身的生产力提高,能够引进的先进技术越来越少,我国的技术进步速度也开始放缓,如今技术进步速度再次提高,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中国的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带来资本积累增速过快,引发产能利用率持续低下、产业整体产出低效,造成了工业化效率的衰减。(一)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造成劳动报酬份额呈现下降趋势关于技术进步方向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阿西莫格鲁指出,在劳动资本替代弹性小于 1,资本相对于劳动增长得更快的条件下,当不考虑技术进步时,劳动报酬份额会上升;当资本的增长引起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时,劳动报酬份额会出现下降趋势。傅晓霞和吴利学认为,要素禀赋结构和要素相对效率共同影响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中国技术进步长期依赖引进和模仿国外技术,导致要素效率改进的劳动节约偏向显著,超过资本积累形成的相对需求效应,这是造成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9 黄先海和徐圣将中国制造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部门与资本密集型部门,发现两类部门的技术进步方向大体上偏向资本,使资本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这也是制造部门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10 尽管因为使用数据不同、数据处理方式存在差异等原因,学者们计算出的劳动报酬份额并不统一,但关于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趋势的结论是一致的:自20 世纪90 年代起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趋于下降,一方面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着较高的投资率,资本累积速度较快,使得企业更愿意进行偏向资本的技术选择;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开放使得与发达国家的58效率内生性下降与高质量工业化的动力机制交往变得频繁,大量外资技术的引进,也使得中国技术进步朝着偏向资本的方向前进。资本型技术进步的发展使得我国资本收入份额逐年提升,而劳动收入份额的比重则会下降。(二)持续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致使产业整体产出低效技术进步要素偏向衡量了技术进步的要素结构特征。图1 展示了2001 2016 年中国工业部门生产技术的资本偏向程度,可以发现,这一指数在整个样本区间内始终为正,显示出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技术始终偏向于资本。图 1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技术偏向程度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会造成产业整体的产出低效,其机制如图 2 所示。图 2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产业低效的机制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企业生产过程中过度倚重资本投入,造成资本投入效率低下,导致企业生产存在大量的效率损失和资源浪费。改革开放 40 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驱动,这可以由索罗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大推进理论来解释。但同时,中国各个产业的生产过程过度依赖于资本投入。由于金融市场不够完备,资本在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配置效率均不高,这不仅导致一些行业资本不足而另一些行业资本泛滥的局面,更直接阻碍了产出效率的提高。因此,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企业增加资本投入,大量的资本堆积导致边际产出递减。杨振兵等研究发现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盲目的投资泛滥,而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催化剂”的加速作用。12 产能过剩、供给过剩导致行业利润率下滑,进一步增加企业破产概率和金融风险,企业贷款不良率较大幅度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的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2018 年全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6.5%,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为 70.6%。(三)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叠加成本上升推动效率衰减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各类生产要素价格快速上涨,工业企业的成本不断上升,在缺乏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作为支撑的情况下,迫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进行转型:一是在要素比价转换的情况下用相对廉价的资本替代相对昂贵的劳动力,出现过度的资本深化现象;二是经济绩效较好的企业走上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之路。在这种情况下,价值链升级道路所具有的投入高、风险大、周期长等特点,决定了682023 年第 1 期工业企业的“技术升级”难以在短期内得以迅速实现;三是部分中小型工业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或者维持生存,走上“产业转型”之路,转而投资于收益更高的房地产、金融等服务行业;四是向要素价格低、成本低的国家或地区转移,踏上“走出去”之路。要素价格和成本上升背景下工业企业的上述转型路径,进一步推动了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和成本上升相互叠加的影响下,工业企业的过度资本深化或产业转型,造成“过早去工业化”和“过快去工业化”,对中国而言,不仅偏离了客观事实,还会损害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过早去工业化”和“过快去工业化”表现为工业就业比重和工业增加值比重迅速降低,此时,服务业尤其是传统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往往低于工业部门,低生产率部门对高生产率部门的替代,对生产率提升造成消极影响,使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抑制。产业附加值和劳动生产率通常是衡量产业效率的重要观察点。从产业附加值角度来说,中国工业企业主要从事产品组装、一般零部件制造等增加值较低环节的工作,附加值水平近年来并无明显提高,仍主要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价值链升级进程缓慢;从劳动生产率变化情况来看,容易发现,无论从总体上还是就第二产业来说,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出现明显的放缓趋势:2001 2007 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增幅为 136%,2007 2012 年为 95%,2012 2018 年为 65%;2001 2007 年,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幅为 104.9%,2007 2012 年为 67.9%,2012 2018 年为 62.5%。13 与此同时,目前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相对比较低。二、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将伴随我国深度工业化进程2020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标志性年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从供给质量方面看,中国还没有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我国在产品、企业和产业等各个层面都有待提高,还需要持续推进从基本实现工业化到全面实现工业化的深度工业化进程。为了更直观地描述当前我国工业化进程所处的历史方位,我们可以从工业能力的角度与制造业强国进行一些对比。首先分析制造业国际贸易的情况。近年来,中国各行业进出口份额以及所占国际份额比重显著提升,图 3 及图 4 分别描述了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四个制造业大国的进出口份额。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制造业进口份额占据四个国家总进口额的近40%,并且还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美国制造业进口比重最大,中国是制造业进口的第二大国,日本所占份额不到10%,德国占据不到20%的份额。图 32010 2018 年制造业进口额比较: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注:根据 WTO Statistics Database 数据整理78效率内生性下降与高质量工业化的动力机制图 4 是中国和其他三大制造业强国的出口额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出口份额占据四个国家总出口额的 40%,近年来出口份额逐年上升,是制造业出口第一大国;德国是制造业出口的第二大国,占据近 20%的份额;美国与德国相差不大,占据近 20%的份额;日本占据 10%左右的份额。图 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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