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想象与现代性的新“中国...业“新人”形象的生成与建构_彭文忠.pdf

1022023 年 1 期湖南行政学院学报（双月刊）No.1,2023（总第139期）JOURNAL OF HUNAN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General No.138文史哲收稿日期：2022-09-05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新中国 70 年文学创业叙事研究”（项目编号：XSP22YBC535）；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新世纪以来乡村小说中的创业叙事与中国经验研究”（项目编号：CX20211170）作者简介：彭文忠，女，湖南冷水江人，湖南工商大学数字传媒与人文学院教授，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姚乐旗，男，河南信阳人，湖南工商大学数字传媒与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乡村想象与现代性的新“中国方案”论新世纪乡村创业“新人”形象的生成与建构彭文忠，姚乐旗（湖南工商大学数字传媒与人文学院，湖南长沙410205）摘要：新世纪乡村小说一定程度上沿用 1950-1990 年代乡村创业“新人”形象的人物模式。作家们结合具体时代语境，塑造了“扎根守土的在乡农民”“怀乡恋土的返乡能人”“新世纪基层扶贫干部”三类乡村创业“新人”形象，深刻抵达乡村发展前途与历史症候的内在根源，深入考察了乡村秩序中潜存的焦虑、征兆与冲突，思索并提出了乡村现代化的出路与新“中国方案”。关键词：新世纪；乡村创业；“新人”形象；现代性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23）01-0102-12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1“新人”这一艺象蕴含着“卡里斯马”诉求，是作家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按照生活的可然律原则创造出的一种理想审美形态。“卡里斯马”原是早期基督教语汇，出自新约哥林多后书，意为“神圣的天赋”。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用它指称人的特殊品质，即“禀赋着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2这一概念也被借用到文学领域，学界将具有“卡里斯马”特征的人物形象称为“卡里斯马”式人物或“卡里斯马”典型。中国关于“新人”或“卡里斯马”式人物的自觉讨论可以追溯至晚清时期。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开始了“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现DOI:10.16480/43-1326/c.2023.01.006103代化进程。梁启超于此时提出了“新民”学说，倡导民众应具有公德意识、独立自由和冒险精神等。五四时期，陈独秀提出“新青年”主张，号召青年应是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新人”被赋予集体主义的阶级期待。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号召当时革命根据地的作家们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他还在“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中以一个个英模的先进事迹系统阐述了“新人”的具体内涵。文革时期，文艺界还确立了“新人”的样板形态。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和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深化“新人”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围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命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国文学也在各时期的“新人”理论基础上，贡献了一大批异彩纷呈的“新人”形象。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把“农民”真正作为“历史主体”来描写，始于1930年代的“革命文学”。而把“乡村”与“创业”这一话语紧密联系在一起，则始于柳青的创业史。也就是说，虽然“农民革命”也可以被理解为广义上的“创业”行为，但文学有意识地表现“乡村创业”，还主要指的是乡村生产经营活动范围内的“创业”行为。建国以来，中国乡村小说中各历史阶段的乡村创业“新人”形象无论是在意涵表现还是塑造手段上，都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是作家们在社会主义新纪元里展开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表征与符号载体。一、新世纪农村创业“新人”形象的“原型”回溯以现代性为参照坐标的乡土想象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乡土叙事的主要内容，构建具有现代特征的乡土秩序，塑造兼具现代和传统特质的理想乡土性格，以及整合、重构乡土文化成为百年乡土叙事及其想象的重要内容。31950-1990 年代乡村小说中的乡村创业“新人”形象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乡村发展的期待与想象。而“新人”形象作为一种理想化的书写范式，在这一阶段的文学中也逐渐形成一套完整成熟的人物构建方法论，对新世纪乡村小说中的乡村创业“新人”形象塑造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所以，在深入考察新世纪乡村创业“新人”形象之前，有必要对 1950-1990 年代乡村小说中的乡村创业“新人”形象谱系进行追踪与回溯。（一）农业合作化运动与“人民新人”20 世纪 40 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基本消灭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长期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迫切愿望。但新的土地制度并没有摆脱私有化的小农经济所导致的“循环陷阱”，造成了新的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这显然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相悖。于是，新中国开始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废除土地私有制，将个体农业的生产资料逐步划归为集体所有。这一阶段涌现出了一大批正面展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乡村小说，其经典代表作有赵树理的 三里湾、周立波的 山乡巨变、柳青的 创业史、浩然的 艳阳天 金104光大道等，它们通过“新人”形象的塑造，佐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正义性与合法性。这些舍小家而创集体大业的“新人”形象可以被称为“人民新人”，一是他们都从人民群众中来，这区别于古典文学中的帝王将相、草莽英雄、才子佳人等传统的“卡里斯马”式人物；二是在新中国语境下，“人民”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而言的，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人民新人”体现了“新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绝对信任与坚决拥护，其形象背后也带有明显的国家意志和党派文艺的痕迹。1953 年，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指出：“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是“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4但如何在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塑造和突出“新人”形象，作家们最初并不是十分明晰。赵树理的三里湾中的王金生虽然是推动三里湾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关键人物，但他是低调和内敛的，农民克服自发思想几乎靠的都是“家庭革命”。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沿用土改小说“工作队下乡”的情节模式，主要突出的是下乡工作的邓秀梅这一形象，对“新人”刘雨生的刻画反而不多，使小说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发生的内在逻辑论证略显不足。所以，柳青的创业史中梁生宝才是合作化小说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新人”形象。梁生宝是小说中绝对的中心人物，一方面，他对自我有着极高的道德要求，大公无私，敢为人先，只身一人前往几百里外的郭县买稻种，分稻种时也是让互助组的成员先分，不断团结教育自利的农民入组，带领组员进山割茅竹等；另一方面，他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无条件地听党话，跟党走，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私有制的弊端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对粮食增产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意义。然而，梁生宝这一形象并不是完美的，他在处理父子矛盾、面对改霞和“能人”郭振山时都有稚嫩的地方，甚至显得有些木讷，区别于党的成熟干部杨书记、卢支书等人。所以“入党”便是梁生宝走向成熟的关键“仪式”。但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中的萧长春和高大泉这两个“新人”形象便十分接近于完美。党支部书记萧长春和高大泉不仅品德高尚、有着成熟的政治思想，还十分富有斗争精神。两部小说都把不愿入社的农民塑造成阶级敌人，他们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不配合不再被理解为单纯地受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而是被定义成一种反党行动，只有阶级斗争才能解决。于是，农业合作化道路便成为唯一正确、正义的道路，任何犹豫、质疑和反对都是在破坏党的领导。也因此，艳阳天金光大道中充满着“敌我之辩”的战争话语，萧长春和高大泉这两个“新人”形象也被塑造成“阶级英雄”。而“人民新人”从“成长中的新人”到“完美英雄”的形象转变，也侧面映射了当时文艺政策“左倾”错误的愈发严重。（二）“大包干”与“四化新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成为新的时代主旋律。中国大刀阔斧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农村。“大包干”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新土地制度使农民与集体土地解绑，增强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9 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105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5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完整地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的人才战略目标：“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6而这一时期也涌现一批如张一弓的赵镢头的遗嘱、蒋子龙的燕赵悲歌、张炜的古船等描写农村改革题材小说，其中最能深刻反映农村经济变革和“四化”建设的乡村小说，当属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小说中孙少安这一形象便是新时期社会所呼吁的“四有新人”。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正式吹响后，文学领域也急需塑造一批强有力的人物形象发出时代强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是通过孙少安这一乡村创业“新人”形象来凸显新时期的改革思维和进取意识。与梁生宝不同的是，孙少安虽然也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爱国爱党，但他身上更具有“创业者”的胆识。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他能够大胆地同地委书记田福军交流政府不要对农民种地指手画脚，还秘密组织大队社员签“生死状”，搞土地承包制，尽管这一计划最终胎死腹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双水村推行后，孙少安办起砖厂，成为村里第一个“冒尖户”。但如果我们以“四有新人”的社会期待反观孙少安，可以明显发现他身上存在着一个重要缺陷没文化。然而孙少安的没文化是当时经济社会环境造成的，他成绩优异却因家庭贫困而放弃学业，转供弟弟妹妹上学。路遥将孙少安这一人物设定为“带着伤痕的新人”，更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肯定。（三）“分享艰难”与“新人”形象的祛魅跨入 20 世纪 90 年代，80 年代文学中蓬勃向上的理想主义色调被“躲避崇高”的新文学景观所取代。这一时期，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何申的年前年后、关仁山的大雪无乡 九月还乡和谭文峰的走过乡村等一批被称为“新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乡村小说，直面社会转型期乡村变革的艰难现实，揭露了乡村社会在商品经济浪潮席卷下的困惑、迷茫、痛苦与妥协，也表达了“个人”为“集体”分享艰难的时代号召，塑造了一系列被祛魅化的乡村创业“新人”形象。这一时期乡村小说中的乡村创业“新人”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创集体大业，为乡村经济发展奔走的基层干部，另一类是创个体小业，带领乡民共同致富的乡镇企业家。第一类以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年前年后中的李德林和大雪无乡中的陈凤珍为代表。孔太平想方设法解决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亲自指挥解救受灾群众，但他为了保住乡镇的经济命脉，不得不原谅强奸了自己表妹的企业家洪塔山。李德林忙得常年不着家，为跑小流域项目费尽心机，大年夜还去医院给乡亲们送饺子，但他为了能够回城暗自给领导行贿。陈凤珍一心变革福镇经济，却面临着法院的起诉、企业家潘老五的我行我素和宋书记的刁难，但她坚定带领乡民致富的信念，解决了福镇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这些乡村基层干部或深陷泥潭，或如履薄冰，但他们心系百姓，为一方经济发展殚精竭虑。第二类“新人”形象以九月还乡中的九月和红月亮照常升起中的陶立为代表。九月原在城里做“小姐”，后被公安局逮捕后秘密送回乡下，返乡后的九月用卖身赚的106钱开垦 800 亩荒地，与男朋友双根一起办厂房。大学生陶立认清“北漂”现实，毕业后返乡承包土地，搞绿色农业帮助乡亲们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