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新乡贤文化培育的逻辑理路_胥美娟.pdf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新乡贤文化培育的逻辑理路胥美娟（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摘要 新乡贤文化不仅关乎当今乡村社会的文化建设，也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精神保障。新乡贤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和涵育的瑰宝，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进行培育具有一定的历史逻辑；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乡村社会出现重要转型，新乡贤文化面临新的挑战，也是其培育的现实逻辑；新乡贤文化发展出了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为其培育提供了理论逻辑；同时新乡贤文化的培育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从实践中不断凝练而来，有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进行培育的实践逻辑。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新乡贤文化；培育；逻辑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作者简介 胥美娟（），女，山东惠民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收稿日期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年）中提出：“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深入挖掘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乡村振兴战略尤为重视对于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乡贤文化是农耕文化中的特色文化和优秀文化，具有“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诚信友善”等价值内涵，曾在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和合作社制度的实行，使得乡贤在乡村中的作用逐渐式微甚至退出，乡贤文化也曾一度没落。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盛行，乡贤逐渐再次回归视野。尤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贤文化以新乡贤文化的身份重新“出场”，理清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进行培育的逻辑理路，才能更好地发挥新乡贤文化在创新乡村治理，引领乡风文明，助推乡村经济和振兴乡村文化等方面重要作用，并使其在新时代下重新焕发光彩。新乡贤文化培育的历史逻辑乡贤文化古已有之，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对新乡贤文化进行培育仍然带有厚重的历史意蕴，这也说明了其发展具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乡贤文化的萌芽期 在氏族社会初期，以群居为主的生活方式使得部落成员具有不同的分工，年长者一般担负着照看孩子的责任，他们便开始了最为原始的“教化”。年长者凭借在氏族中的威望与资历，将其丰富的阅历及艰难生存中积累的经验教训，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教给下一代，形成了最初的“文化”积淀，这也是乡贤文化的最初“萌芽”。商朝时期，已有文字记载，在考古的甲骨文中发现了此时的村邑，人数较多的会形成“宗邑”，人数较少的会形成“村邑”，对于“宗邑”或“村邑”中的一些能够带领“邑人”抵御外辱的人就会称之为“邑子”，这也是最早的“乡贤”，用甲骨文将他们的事迹记载并流传下来，为乡贤文化的进一步“萌发”提供了土壤。乡贤文化的发展期 西周时期，出现了“乡”的概念，都城之外，四郊之内为“乡”，每个“乡”都设有乡老，并由地位很高的“公”来担任，同时乡里设饮酒礼，邀请乡贤来参加，饮酒礼中的主要仪式蕴含着了尊贤德、敬长者的乡贤文化，这可以说是乡贤文化的发展时期。战国时期，诸国争霸，为了增强兵源，扩大军赋，秦国时实行了商鞅变法，在这个过程中，以血缘和地域联系的宗族长和乡贤势力被边缘化，并逐渐式微。地方乡贤父老在受到秦政府的残酷打压后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秦末战争中对瓦解秦的统治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西汉时期，一直沿袭秦时期乡贤在基层社会统治的传统，开启了将乡贤父老纳入官府掌控中的历史，高祖二年下诏：“举民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傜戍”。三老成了联系官方和民间的重要纽带，并在乡村社会起着“劝导乡风，助成风化”的重要作用。东汉时期，“乡贤”一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范晔在后汉书中记载：“孔融为北海相，郡人甄士然”。这是有案可查的乡贤祭祀活动的最早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乡贤成为大宗，甚至变成了门阀。隋唐时期，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记载：“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地方的郡志中开始记载乡贤的榜样事迹，赞美他们的榜样精神，乡贤文化在此时达到蓬勃发展安徽农业科学，（）：时期。乡贤文化的鼎盛期 宋、元时期，乡贤文化可以说达到发展的鼎盛时期，乡贤层出不穷。范仲淹、程颢、朱熹等读书人开始具有乡贤意识，游历讲学，教化百姓；吕大钧、李发这样的在乡士绅也凭借个人在乡村中的威望和力量，发挥其乡贤的作用；史浩、孟珙等这样功成名就、告老还乡的人士，都在自己的家乡担负起来了教化百姓、守护一方的重任，乡贤文化在彼时蔚然成风。明、清时期，继续延续宋、元时期的乡贤文化，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致仕还乡制度的实行，告老还乡成为了大小官宦的最后归宿。二是地方绅士不仅担任着缴纳赋税重任，同时还积极担任乡里兴学恤孤、造桥筑路、救灾纾困、定纷止争的职责。三是乡贤祠的大量修建，人们为了能够光耀门楣，争做乡贤的氛围浓厚，乡贤文化一度达到民间和地方都极为重视的程度。清代康熙皇帝登基以后，还颁布了圣谕十六条，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在每月初一和十五进行诵读，以深入人心，并成为行为规范。乡贤文化的衰落期 民国时期，传统士绅“土豪劣绅”化，“兼济天下”的士绅精神已全面衰落，乡贤文化也已衰落，但仍然有一批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有识之士意识到乡村社会的凋敝，企图通过改良的方式，挽救中国的乡村社会。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其目的是塑造新农民，从文化上下功夫，发挥乡贤在传统社会中的伦理精神来培育农民，使其价值有引领、思想有法度、操守有规范。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由于土地改革和合作社制度的盛行，乡贤退出了乡村社会，乡贤文化也曾一度没落。乡贤文化的复苏期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发展，乡村出现了精英大量流失、人心涣散和日益严重的“空心化”等问题，全社会号召“先富带动后富”，有些人意识到乡村社会亟待拯救，一些在外经商、致仕、求学等的人开始反哺乡村，回报桑梓。在新时代，面对乡村社会中经济发展存在瓶颈、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滑坡、基层党组织作用力发挥不足，乡村文化建设缺乏动力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乡村文化振兴的开始，曾在乡村社会中参与基层管理、教化百姓、淳化乡风的乡贤也被重新呼唤，并获得了新的身份 “新乡贤”，乡贤文化也再次被复活，开始以新乡贤文化进行培育，乡贤文化迎来了复苏期。新乡贤文化培育的理论逻辑新乡贤文化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中涵育出来的，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在乡村社会进行继承和传播的过程中，有着其历久弥新的精神内涵和理论逻辑。尊道重贤的礼仪文化观念在古代社会中，非常注重“礼”的文化观念，“礼”不仅是社会成员之间交往的行为规范，更是一种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尤其孔子时期，最为强调“礼”在社会等级间的重要性。乡贤文化本身作为一种“尚贤”的文化，其理论内涵深处也存在着尊道重贤的礼仪文化观念。孔子曾说“在于尊贤而贱不肖”（说苑尊贤），认为一个国家的治理之道在于尊重贤者，选贤举能。荀子也曾提出“所以故尊贤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荀子君子）。荀子也认为只有尊重贤者，让贤者在国家统治中发挥作用，才会使得一个国家长久发展并繁荣，那些不重视贤者的国家早晚会灭亡的。在强调贤者对于国家治理重要作用的同时，儒家也非常重视贤者对于其他社会成员以及民间的教化作用和榜样力量。在孟子尽心上中说：“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强调了贤者能够影响身边人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选拔出孝悌忠信的人，才会带动其他向其学习和模仿，整个社会都向贤者学习了，才会促进健康社会形成。在传统的礼仪之邦，尊道重贤的礼仪文化观念被深刻在了乡贤文化内涵，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为弘扬新时代文明，更加注重尚贤的文化观，为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培育提供了理论基础。修身齐家治村的人生理想 乡贤文化所发生的场域是乡村社会，所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乡贤群体，而何为乡贤？贤者乃以修身齐家治村为理想。受古代士大夫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胸怀意识影响，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意识启发，在乡贤文化中蕴含着乡贤们的共同人生理想。在乡村这个广袤的场域中，仅靠国家的治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国家和民间的一个链接，而乡贤群体就是这个重要的纽带，乡贤们不仅注重自身修为，家族管理，还把治理好自己的乡村为人生目标。传统社会比较注重人生在世有“三立”，即“立言”“立功”“立名”，士大夫们认为能够化民成俗担负起官方与民间链接的重要职责，不仅是管理好家族的治家外延，也是辅助于国君治国的理政作为，更是个人政治理想的实现和个人人生价值的体现。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修身、齐家、治村的人生理想在新乡贤身上仍有延续，且体现得淋漓尽致。新乡贤们以努力提高个人修养，传承优良家风，并助力文明乡风的建设为己任，这不仅是新乡贤们内心所追求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一种荣誉感的驱使，也是他们能利用自己所长建设好美丽家园的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安土重迁的眷恋乡土情结 自古以来，传统的小农经济造就了中华民族重视土地、眷恋故土的品格，似乎人们与土地之间有着一种生命的联系，土地成为了一人生命开始与结束的地方，也即有了“落叶归根”的传统。东汉班固汉书元帝纪：“安土重迁，黎明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人们所在的土地但凡有一丝的生机和希望，就不会搬离。这种安土重迁的乡土情结古已有之，已经被刻到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骨子里，无论何时何地，都保留着一份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在古代社会中，官至高位而告老还乡之人比比皆是，他们内心深处都还保留着对于土地的热爱、故乡的怀恋和终于故里的执念。在现代社会中，城市化进程日益推进，人们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可在追求到物质的繁荣景象时，人们的内心深处缺少了一种踏实感和归属感，因为人们远离了土地，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漂浮在天空中，所以有些在外求学、致仕、经商等人心中还保留着寻根归故的情结，还眷恋着生于 安徽农业科学 年斯、长于斯的土地。这种代代传承的眷恋故土的情结不仅在新乡贤们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是中华儿女代代相传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传承为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培育提供了文化底蕴。泽被桑梓的无私奉献精神 泽被乡里温润桑梓早在传统社会的乡贤文化中就有体现，乡贤们致力为乡村社会的发展奉献力量，他们有的在地方为兴修水利、赈灾救济、修缮城垣等捐赠钱财，或者倡导筹办并参与主管监督，有的在地方为传道讲学、培育人才、教化百姓、淳化乡风等贡献力量。北宋时期，范仲淹晚年创设义庄，为宗族中的贫弱者提供帮助，此后范氏义庄持续八百年，范氏义庄的设置是范氏对宗族地方的回报和普泽；明代邹守益在家乡创设书院，传播阳明学，同时还购置义田，从事善举，推广乡约，教化民众，带动了当地世人行善的风气；清代阎敬铭在山东巡抚告老还乡以后，在老家陕西服务地方，创办义学，修建义仓，赈济灾民。这种泽被桑梓的奉献精神是传统乡贤文化中的瑰宝，能够为乡村的发展贡献力量是乡贤们心中的荣光，也是人们崇尚的精神，在奉献与崇尚中促进了乡贤文化的代代传承。乡贤文化所蕴含的泽被桑梓的奉献精神，一直被作为人们服务故里的内心追求并延续至今，可以说是深嵌在人们心中的精神基因，为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培育提供了最初的基因序列。新乡贤文化培育的现实逻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综合能力提升，农民收入翻番，农村民生显著改善，农村面貌焕然一新。虽然农民基本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但农村社会仍然存在经济发展有瓶颈、基层党组织作用力发挥不足、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有待提高、农村传统文化逐渐凋敝等问题，所以坚持把“三农”问题解决好还是当前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乡村要振兴，文化必振兴。新乡贤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中涵育出来的一种优秀文化，可以将之呼唤，让其发挥在助推乡村经济的振兴、助力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帮助改善农民陈旧观念、创新乡村传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为其培育提出了一定的实践要求。农村经济发展依然有瓶颈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纵向上看，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从横向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