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论清政府对胡光墉破产清算...华商股份、行用补水案为中心_牛澎涛.pdf

析论清政府对胡光墉破产清算案的审理 以华商股份、行用补水案为中心牛澎涛 陈先松摘 要胡光墉破产清算案，系探讨晚清官商关系的典型案例。最初清政府是在阜康商号倒闭时对胡光墉的官亏索赔，后发展到对西征借款华商股份案以及行用补水银案的清算。其中，华商股份案并无确实证据，行用补水案数年前已经左宗棠奏销结案，却在胡光墉破产危机中被户部强行清算索偿。这成为胡光墉最终破产的重要原因。在此过程中，胡光墉借助左宗棠等地方督抚势力，一度有所抗争，这种政治资源是胡光墉在晚清商界迅速崛起的重要背景。但左宗棠等人的一再转圜，并未扭转户部借助强权严厉清算胡光墉的结局。由此证明，权力大于商业规则的经商环境，并不能给商人利益带来稳定而切实的保障。关键词 胡光墉；左宗棠；户部清查；华商股份；行用水脚银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作者简介 牛澎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陈先松，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胡光墉，字雪岩，安徽绩溪人，早年依靠清政府扶持并经办西征借款而成为晚清最著名的官商之一，却于光绪九年（）阜康票号倒闭案中，面临清政府的严厉财务清算。这成为胡光墉最终破产的重要因素。胡光墉破产清算案，在政商界轰动一时，系探讨晚清官商关系的典型案例。关于胡光墉破产清算案，吴烨舟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在该案的两个重要问题 乾泰公司的华商股份以及第六次西征借款的行用补水上，吴文对前者几无涉及，对后者系以地方督抚左宗棠、曾国荃咨户部文为依据，作文本内容的静态分析，缺少胡光墉、清中央政府、地方督抚在破产清算案中的动态博弈过程展现。本文拟在吴文的基础上，结合学界未曾留意的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衙门档及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档案等，重点阐述户部清查华商股份、行用补水的来龙去脉，以更好地观察晚清官商在宦海利益链条和人脉关系中的情态。一 胡光墉破产清算案的演变历程胡光墉破产清算案，最初源于阜康票号倒闭而面临的官款索赔，本文称之为官亏案。阜康票号由胡光墉投资经营，并于京沪等地开设分号。按制，私人票号不得经营官款业务，但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该制逐渐松弛并为清政府所默许。阜康票号运营官款业务，一方面是协解官款，如光绪八年（），胡通裕（阜康下属浙海关银号）曾循案汇兑浙海关应解南洋海防经费。而吴烨舟：胡光墉破产案中的西征借款“旧账”清查，近代史研究 年第 期。参见陈先松：年官饷运送方式析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年第 期。德馨折（光绪九年二月初一日），军机处录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后文所引军机处录副，除注明者外，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不再一一注明藏所。这部分协解款项，在规定解拨时间之前，多存放于票号。另一方面是接受官款的存储生息，如同治十一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将制钱 万串存于胡光墉处，岁以 厘起息。光绪九年，国内金融市场投机行为方兴未艾。十一月初，因沪上金融危机导致挤兑风波，巨号阜康骤然倒闭，震惊中外。申报北华捷报均对“浙省第一巨号”的破产加以公开报道。京官李慈铭、翁同龢及旅沪粤商徐润等，在私人日记等中对此亦有关注，总税务司赫德（）感慨：“中国人大败，胡光墉（汇丰银行的老朋友）在中国各地的买卖都失败了！”阜康破产后，官款索赔成为清政府关注的焦点。都察院左都御史延煦以“阜康之为害不止一方”，“其情之重百倍于关闭钱铺”为由，建议将胡光墉革职并清缴所欠各款。与此同时，顺天府尹毕道远、周家楣认为尽管阜康商号闭歇，但其经手公款及各处存款甚多，亟应严切究追。在京官弹劾下，十一月初七日，清政府令毕道远提讯阜康号伙汪惟贤，将（阜康）公私各款逐一清理。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谕两江总督左宗棠“饬提该员（胡光墉），严行追究，将亏欠各处公私等款赶紧逐一清理”。由此，左宗棠替代毕道远，成为查办阜康票号官亏案的主要官员。国内已刊左宗棠文献未见胡氏破产案的详细记载。与此相关，吴烨舟论文对官亏案的清理数据等亦鲜有提及。根据各方文献特别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衙门档案统计，胡光墉亏欠各类官款银 两，钱 万千文。其中，解部饷银共 两，具体包括江海关还部垫银 两、闽海关汇解京饷银 两、浙海关汇解第二批京饷银 两、福建省汇解边防经费银 两、两江总督汇解江海关第六批京饷 两及添拨京饷银 两、扣留补水应解部银 两。各省公款项共银 两、钱 万千文，具体包括顺天府公项银 两、直隶练饷钱 万千文、天津税饷筹防赈捐等款 两、浙省塘工义渡各善举等款 两、闽海关税银 两、福建司道府库及各局公款银 两、浙江纲盐局款银 两、浙海关税银 万两、两江办军火银 万两又垫发京阜康小票银 万两、江苏上海道署公款银 两又充公银 万两等。按制，官员亏欠帑项，由该督抚将其人田房什物入官变抵。左宗棠虽因西征借款等洋务事宜，与胡光墉私交甚密，但因阜康票号官亏案牵涉事大，并未对其偏袒。左宗棠将胡光墉提至南京，交给藩司梁肇煌提讯。光绪十年（）正月，梁肇煌禀知左宗棠，建议将胡光墉“典当作抵，均属有著，私款亦将产业店铺衣饰作抵”。后者随后上奏“阜康号商已革江西候补道胡光墉，商号闭歇，亏欠部款及江苏公款，业经封产备抵”，譬如直隶练饷钱 万千文可以“公义、余庆、裕丰三典”作抵、浙省塘工义渡各善举等款 两可以“太成典作抵”，两江办军火银 万两可以“公顺典及史林见国家图书馆编户部奏稿第 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年版，第 页。参见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申报年 月 日，第 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 年版，第 页；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 卷，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梁文生校注徐愚斋自叙年谱，江西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三册，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延煦折（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 册，第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 册，第 页。户部片（光绪十年七月九日），总理衙门档，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后文所引总理衙门档，皆藏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不再一一注明藏所。此制始于乾隆二十八年（）。详见昆冈等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户部追究亏空”，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第 页。国家图书馆编户部奏稿第 册，第 页。清德宗实录“光绪十年正月七日”条，中华书局 年影印本，第 册，第 页。各处典屋”作抵等。案发至此，仅围绕阜康官亏展开。然此前谕旨，还饬令浙抚刘秉璋等“密速查明商人胡光墉原籍资财以备抵偿亏短公款”。光绪十年初，刘秉璋肯定官亏案已将胡光墉各典当具抵，无需再扣，却提及胡光墉可能存在的一笔隐形资产，即乾泰公司的华商股份。在此前后，陕督谭钟麟因西征借款偿还问题，追问总署及户部“胡光墉现交卸局差以后，应还洋款应如何办理”。在咨文中，谭钟麟不仅提到“左宗棠奏借华洋商款均系胡光墉经手，此中有无胡光墉股分（份）无从查照”，还涉及西征借款的行用水脚问题。据谭钟麟称，光绪七年（）所借 万两洋款，先后由胡光墉开报 两，内含水脚银 两、行用银 万两及存于洋商梅博阁（）处补水银 两。刘秉璋密查奏报以及谭钟麟咨文，引起户部警觉。户部认为“所借四百万除前还一百六十余万外，由沪解鄂仅二百三十余万，何须水脚三万余两”，“借用洋款安有行用”，“短平低水，何省所解，应由何省补足，胡何以逆知各省以后解款定系低色，每万必补水百两，预扣银五万六千之多且每次短平均由湖北粮台索还，何以补水必先存款于梅博阁处”。户部认定胡光墉在西征借款过程中存在严重经济问题，要求胡光墉在官亏清偿案之外，还要索还西征借款中“不当得利”，并将前项已给或寄存于梅博阁处的水脚、行用、补水银等 两，“咨明浙江巡抚部院就近追缴”。另外，户部怀疑乾泰公司的华商股份，亦是胡光墉的隐形资产，要求“胡有无股份在内，由上海道密查”。至此，胡光墉破产清算案，从最初的阜康官亏案，发展至户部清算胡光墉历史经济问题的华商股份案、行用水脚银案。二 华商股份案辨析华商股份，系胡光墉所设乾泰公司的商人股份。华商按股凑款，借拨于政府，事后可凭股份及相应债票，前往浙海等关兑换官方还款。乾泰公司华商股份源于西征借款。光绪四年（）三月初，因西征存饷将罄，左宗棠上奏筹借商款，具体事宜由胡光墉按其“楚弓楚得”之意运作。其时，华商庄号存银较少，且踟躇观望，未肯出借。为“集众商凑资待借”，胡光墉按照“泰西章程”设立乾泰公司，以集股方式筹借 万两。其中，华商认股 万两，另汇丰洋行在只需“海关印票督抚加盖印章即可”的条件下，认股 万两。该笔商款月利一分二厘五毫，由浙海、粤海、江海、闽海、江汉五关出票，督抚加印，六个月为一期，计六年十二期本息还清。前文谭钟麟所谓“华洋商款”，即指此华商和汇丰银行共认乾泰公司商款 万两，内涉及的华商股份，即指华商认股筹借的 万两。前文述及，户部接到谭钟麟咨文后，要求上海道密查华商股份问题。总署亦称“银款出入，向系户部专管之事”，并请户部“自行知照南洋大臣”查办。上海道邵友濂与胡光墉私交甚少。据异辞录载，沪市破败前，邵氏曾扣留本应缴还华商股份析论清政府对胡光墉破产清算案的审理左宗棠折，军机处录副，档号，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 册，第 页。梅博阁，上海租界地区房地产商人，年起任上海租界工部局副董事，年起到 年任工部局总董。总理衙门咨文（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总理衙门档，。左宗棠全集第 册，岳麓书社 年版，第 页。左宗棠全集第 册，第 页。左宗棠全集第 册，第 页。胡光墉函（光绪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总理衙门档，。梅启照函（光绪四年七月初三日），总理衙门档，。左宗棠全集第 册，第 页。总理衙门片（光绪十年二月四日），总理衙门档，。的西征协饷，并导致胡光墉资金链断裂。但邵友濂密查华商股份案时，并无胡光墉涉案实证，遂与南洋大臣左宗棠一起，对胡光墉多有辩护。华商股份案的焦点，在于华商股份是否为胡光墉的隐形资产。对此，邵友濂予以否认，答称“前扣华股，系就上海市面及宁波、福建各处庄号凑集，胡光墉实无股份在内”。左宗棠进一步说明“华商股内实有洋行伙友附股”，肯定胡光墉“并无股份”。华商股份案查办目的，系将浙海等关拨还华商借款的份额，视为胡光墉私产的一部分，以充抵官亏。对此，邵友濂认为还款以债票为据，而华商曾向汇丰借银，将与华商股份相对应的债票抵押给后者，“有票即可抵（关税）银”，如置债票不顾，收管华商债票的汇丰洋行“必请该管公使向总理衙门哓渎”，由此说明江海关仍应“权宜暂为照付”华商借款。左宗棠在肯定胡光墉“并无股份”的前提下，强调“难以众商之银扣抵”。左宗棠认为胡光墉所亏公项已有典可抵，而浙海等关拨还华商借款的数额仅 万余两，“为数不多，即使扣抵，亦此盈彼绌”，或将胡光墉“已抵公款之典抽回抵给华商，辗转纷纭，易滋轇轕”，或默认华商以债票“抵偿关税，于事无补”。据此，左宗棠一面咨文户部，一面“咨各省关毋庸扣抵”。以时任尚书阎敬铭主导的户部，对胡光墉案的清查颇为严苛。阎敬铭其人，为官清廉耿介，处事铁面无私，朝中官员多慑其清正声名。清查胡案伊始，阎敬铭即对胡氏印象极差，认定其“出身市侩，积惯架空罔利，无所忌惮”，对左宗棠、邵友濂的查办回复以及各省关未扣留华商股份相应还款的处理办法，并不满意。光绪十年闰五月，户部痛斥各省关“接到部文漠不关心，置国帑于不顾”，认为其“故意延宕求私债之速偿，或将奸商禀词搪塞，并不批斥其非，或与奸商亲昵往来，竭力代为开脱”，并对左宗棠、邵友濂的回复加以辩驳。胡光墉是否拥有华商股份，以及应否将浙海等关欠付的华商借款 万余两充抵官亏，户部强调左宗棠等人的回复与西征借款原案不符。查光绪四年原案，胡光墉筹集借款，先有华商集股 万两，后有汇丰附股 万两，“原文并未有华商股内实有洋行伙友附股字样”。户部质疑“借款界限本亟分明，胡（光墉）何以东牵西扯以华商股内实有洋行伙友附股为说”。事实上，户部对胡光墉道德品质早有定论，认为“胡首赞息借之谋，暗侵国帑巧设诈骗之局”，“前督左（宗棠）迭次借商款，都是胡（光墉）一人贪图罔利，百计盘剥，耗损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