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的儒化与教育发展——以文庙为线索_周大鸣.pdf

青海社会科学丨年第期西南的与教育发展以文庙为线索？周大鸣彭桥杨摘要：文庙是儒家文化的物质空间载体、制度载体与精神载体。它不仅仅与当地的教育事业息 息相关，也体现了中央王朝通过儒学教化人民的治理术。近年 来，文庙学研究逐渐兴起，但现有研究中对西南地区的文庙涉及较少，且多集中于梳理文庙的历史或讨论其文化功能。要将文庙置于具体的区域史与社会史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庙的线索功能。西南地区的文庙串联起了三个 重要面向：中央对边疆的治理，儒学在西南 的传播以及当地移民（包括科举移民）的变迁与发展。三个面向存在内在联系，两 两之间不断互动、相互促进。而这些互动过程都是围绕着 集治边、教化、教育为一体的文庙发生的。关键词：文庙；儒化；儒学传播；西南地区；移民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引言西南？地区位于中央王朝版图 的边缘地带中央王朝 与西南的地方势力之间一直充满了张力。到了明代，尽管改土归 流引发了中央与地方权力阶层的不断冲突，但云南、贵州、广西等西南边地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彻底纳进王朝国家的治理体系。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以文庙为标志的儒学教化政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文庙起源于孔子去世之后的第二年，鲁国 以 曲阜阙里的“故所”作为对圣人的追思场所，带有“家庙”与“私学”的性质。随着儒门的不断壮大和政治与儒家学说的结合，其逐渐褪去“私”与“家”的色彩，被国家所接管。唐代是文庙在全国建立的重要时期，统治者非常重视各地文庙的兴建，在唐太宗时期，确立了文庙“庙学合一”的制度。元朝疆域辽阔，扩大了文庙的营建范围。其中云南的文庙就在元代出现。明清时期则 为文庙最盛时。文庙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宣尼庙”“先圣庙”“文宣王庙”“夫子庙”等多种名称，直至明代，统一改称为“文庙”，地方学校则称“儒学”。周基金项目：贵州省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重大课题“科举移民与儒学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以文庙为主题的研究”（）。作者简介：周大鸣，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桥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 学院博士后。本文所述的西南没有明确的行政边界，而是泛指川、康、滇、黔以及两广 的 少数民族地区和海南岛的区域。对于中原来说，其主要特征是一个位于边缘的他者，是一个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复合概念，其具体的边界可能是流动的。尽管这个广袤区域有着丰富 的多样性，但西南 的人民在历史中一般被中原的文化阶层模糊地归为“蛮”或？（四）夷”。DOI：1014154 j cnki qss 202206013社会学研究洪宇与赵国权总结了文庙最核心的三个特征：其一，是与“武庙”相对的礼制性建筑；其二，必定主祀孔子；其三，借助学校开展教学活动。从学界来说，对文庙与庙学的研究也逐渐兴起。相关研究涵盖文庙、孔庙、学官等等概念，可称其为“文庙学”。在现有的文庙研究中，学者讨论文庙的历史沿革、建筑空间布局、功能以及对当代的意义。但涉及西南地区的文庙研究相对较少，同时，鲜有文献将文庙置于区域史的研究脉络中，系统性地论述文庙与地方社会、与中央王朝的互动关系。基于以上对文庙学的回顾与思考，本文提出 以文庙为线索，结合云南文庙的田野材料与相关文献，探究移民与儒学在西南地区传播与发展的研究路径，并从“边疆治理”“科举与地方教育”“移民与地方社会”三个面向来阐述。一、文庙作为中央对边疆治理象征的线索第一，我们可以从文庙看国家对边疆的治理。文庙是国家权力的一种象征。文庙既是官方建制的祭祀圣人的礼制性场所，又是官办学社所在之所，还是当地的教育官吏办公之处。唐开元十三年（年），唐玄宗“令天 下州县立庙。赐百户洒扫，充春秋飨奠。因广大本庙”。宋庆历年间，宋仁宗采纳范仲淹对教育系统改革的诸条纲领，其一便是“州县立学”？。“庆历兴学”后，在中央王朝内的绝大部分地区，县里一般都有庙学合一的文庙，州府的文庙会更大些。因为由官方承建，大多数文庙的形制与布局具有共性。一是空间组合为“前祀后堂”或“左庙右学”；二是基本格局为“三进标配”；三是由礼仪中轴划分“前导空间”（影壁、泮池与棂星门）与“祭祀空间”（戟门、大成殿等）。这一标准化很好地彰显了文庙的正统性，而这正统性又是由国家赋予的。文庙由此成为国家在地的象征。一方面，文庙是“道统”的制度化，这一制度化需要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与认可；另一方面，统治者也需要取得文化上的合法性，以获得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同尤其是对于非汉族的统治者来说，他们会利用文庙去展现自己的“中原化”，以获得合法性、巩固统治。这一点上，建水文庙大成殿中悬挂的八块清帝匾额就是一个极佳的例证。从清圣祖康熙帝到清德宗光绪帝的八位帝王，在位时期都亲书 匾额颁布给天下学宫？，以彰显虽为满族，皇帝依然是中华道统的继承人，也是帝王利用道统为治统服务的表现。文庙是统治者使用儒学教化人民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儒学大都认为起源于孔子，但孔子也是在周礼及其以前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了传承。中庸就将其归纳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到了汉代，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使得儒学在政治领域独占鳌头，取得了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思想 武器。尤其通过兴建文庙传播儒学，以教化边境的人民，使其“开化”、接受中原的道统，是历朝统治者深请的治理之术。以云南为例。元朝 在征服云南之后，一开始采取了“霸道”，弓丨起了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大起义。深受儒道影响 的忽必烈吸取教训，转变了对云南的治理策 略，施以较为仁厚的教化政策。云南大规模的文庙修建便始于元？。官员们也明确持有以儒学正统教化“边地之夷”的观点。如御史郭松年在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中云：“教无类也，孰教异俗之不可化哉！今夫云南南荒服之人，非有故家流风以资于闻见也，又非乡党师友之习也，一旦举中国之治明代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六嘉定县学重建大成殿记中有云：“国家自庆历诏州县立学，必祀先圣，明尊师也。”八位帝王所书牌匾内容分别为：“万世师表”“生民未有”“与天地参”“圣集大成”“圣协时中”“德齐帱载”“圣神天纵”与“斯文在兹”，大多出自四书五经。见于礼记？中庸第三十章。在唐开元十四年，南诏盛逻皮就立孔子庙于其国 中。但该孔扁没有采用中原地区“庙学合一”的制度，也未按照中原孔庙的礼制 形制，对当地的影响力 与对儒学 的传播力都较小。青海社会科学丨 年第期以加之，皆反心革面，若其固有者，于以见王者之德大以遐，夫子之道尊而明，而异俗之果不难治也。”元朝的策 略是有效的。元至元十三年（年），赛典赤被委以云南行省平章，积极贯彻“仁厚”之政，开始在云南创建孔子庙、明伦堂，为文庙置办学田、购置经书，“由是文风稍兴”。明代继承了元代治理边疆的思路，继续大力地发展南疆的文教事业。明太祖朱元璋曾说“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理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朱元璋认为“安边之道”即是“设儒学”。云南的文庙也确实在明朝进入了大发展阶段，在元代座文庙的基础上增加到了余座，可见朝廷的重视与投人。文庙如何实现儒学教化的功能，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察。第一，文庙建筑从形制 与 布局体现与承载了儒家的“礼”。文庙建筑从布局到单体形制规格都严格按照“礼”的规制，细节处充满了礼的象征意义，如强调主次尊卑的空间布局：以中为尊，核心建筑均居中轴，其“开间、进深、高度、屋顶以及装饰形制均与两庑建筑有明显差别”；大成殿孔子像或牌位居中，第二阶梯的“四配”列孔子两侧，而“配祀”十哲不能与孔子并列，分居两壁，“从祀”更低一等，被置于大成殿外东西庑内，严格遵循了“近孔为尊”的法则。第二，文庙中举行的祭祀活动可实现教化作用。文庙的祭祀活动丰富，有常规的春秋祭丁、朔望祭祀活动，也有非固定的殿谒或庙谒。但无论哪种，都要表达对孔子的推崇和对儒学的尊重。通过祭祀活动，无论是圣人还是贤者，在圣坛之上都超越了血肉之躯，成了“道德的载体，道统的象征和文化的符号”。仪式的过程充满了庄重肃穆的体验感。以较为盛大的春秋祭丁为例，从讲究祭品 的选择、摆放、供桌的高低，到仪式中的祭乐与风雅的颂文，再到参与者要严格遵守的鞠躬、跪拜、伏地等身体的实践，这一整套体验与场景使人沉浸其中，“使天下之士观感奋兴，肃然生其敬畏之心，油然动其效法之年”文庙中的仪式比较符合维克多？特纳（）所说的，发生于特定社会分层中、具有典礼性质的社会行为。这种仪式往往具有象征性的符号动力，可以推动文化的发展。文庙的仪式就是一整套使人们对儒学文化产生信仰、对伦常道德产生认同的符号系统。第三，文庙承担了 向大众传播儒家文化与伦理常识的 角色。人学庙学虽然有一定的门槛，但文庙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寻常百姓也有机会能够接触儒学知识。文庙定期会提供普及性的大众讲学的活 动，并且大受欢迎。在元代，云南省重修了中庆路庙学之后，“每月塑望初八、二十三日，公诣灶香讫，即附学生讲堂，令教官、学生及民 间子弟通经者以次讲说，至乃罢，外人来观听者，充庭塞户，教化大兴。”这使得儒学真正在民 间流传了起来。这些日常的互动让人们在潜移默化间不自觉地开始以儒道的标准来要求与评价自己。第四，文庙对当地教育 事业的促进作用。文庙本身也是学校，并且是具有极强科举导向性的官学。它的建立为当地带来了教育发展的土壤。这一点会在下一个部分详细展开。文庙在云南当地的落地生根，对民风民俗的影响是巨大的。建水的指林寺立有古石碑块，距今约余年（元朝或以前），上曰：“乌言鬼面之徒，带刀剑弓矢，散居山谷。喜则人，怒则兽，声音气味与华俗迥异。抚之以思，顽冥不知怀。临之以威，愚而不知畏。此所以号称难理者也”。这生动的描绘了当时的本地人与中原相差甚远的生活面貌，以及让统治者头疼的“难管”。同一个地方，在明代滇略中的评价就被扭转了：“二百年来，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尽管中原的执政者参见清庞锺璐所著文庙祀典考，转引自王坦、申 国昌：空间生产理絲角下文庙的教化意蕴及当代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社会学研究在西南建文庙、推儒学时，带着一些中原中心主义，但客观上，这一举措大大促进了西南融入华夏一体的进程。二、从文庙看科举与地方教育发展接下来主要讨论文庙与云南地区的早期教育。云南虽然地处边疆地区，但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对较早。汉元和三年（年），益州太守就始兴学校于南中。但一直以来，此处与中原地区的教育仍有不小差距，尤其以儒学为衡量标准。尽管南诏盛逻皮立孔子庙，但未有真正改变，据史，直到元代时名臣张立道来云南立庙学，才有所转变：“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立道始建孔子庙，置学舍，择蜀士之贤者，迎为弟子师，岁时行释菜礼，人习礼让。”元代，在中庆路建庙学所、鹤庆路所、澄江路所、建昌路所、临安路所、大理路所，共建了所？。元代之所以如此重视文庙，是因为政府意识到了文庙有着固边的作用，而且也是教育的重要场所。其中，文庙对于科举的指向性值得关注。隋朝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使得儒家经典成为考试内容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要出仕，就必须要进行学习，在此情况下许多地方开办了学堂，有条件的家族则开私塾教育。云南开科举始于元延祐二年（年），在全国取仕三百名的情况下，云南配额五名。自元代以来，历经明、清，其实都对科举取士实行配额制。这是对边疆地区的照顾，如果不进行配额制，可能江浙一带的人才就将名额占满了。元代，云南参加了六场殿试，共取六名进士。明初更加明确且坚决地把传播儒学作为固边的重要策 略。从明太祖开始，儒学被彻底 官方化，并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开设圣谕坛，宣讲圣谕，广设学府，兴科举。在这一时期，云南大兴文庙，全省正规府、州、县、卫学余所，书院所，社学所，共计儒学教育机构多所。云南地区的文教环境随着文庙的建立与发展，从贫瘠到萌芽，从萌芽到兴盛，为后续的科举成就奠定了基础。明朝廷对云南的科举是大力支持的。明代，云南的乡试配额调整了次之多，甚至有两科乡试取士不拘配额。贵州在明代初年才推行科举考试制度，起初没有单独设考场。明代时贵州才立省，所以贵州生员在明初时，都要到四川考试，后又改为去云南考试。直到明嘉靖十四年（年），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