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区民族村寨家园遗产演化与地方重构_陶慧.pdf

地 理 学 报ACTA GEOGRAPHICA SINICA第78卷 第4期2023年4月Vol.78,No.4April,2023武陵山区民族村寨家园遗产演化与地方重构陶 慧1,2，张梦真1，刘家明3（1.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2.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3.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摘要：作为地方家园的物质载体，建筑遗产不仅在历史上呈现出生产、生活与生态的价值溢出，也因其现代性实践而凝聚了当地人心态秩序的变迁，重现了物的象征性沟通的性征，并随着实践场域的嬗变，呈现出物质价值与身份的重塑。传统吊脚楼形制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实践的场所主要分布在武陵山区，承载着物质、制度与精神多层次的地方意义。本文从物的视角出发，构建了“时间空间地方”三元辩证的研究框架，动态地考察武陵山民族地区的家园遗产与文化主体的互动过程及社会秩序嬗变：“物”的在场是其民间保留和时代传承的历史回应，承载着家屋文化与地方记忆；“物”的式微与脱域是在现代性渗透下宏观力量与个体行为的博弈与融合，也是地方主体性的消解、协商与重构；“物”的出场则意味着家园被置于更深层次的地域文化价值体系，让民族建筑的空间价值外溢，从而以文化资本的形式参与到旅游语境的交互中。更进一步，本文试图从地方性的视角探讨家园遗产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人文生态空间的秩序重塑逻辑：空间赋能：景观基因焕发空间价值的生产面向；秩序重塑：社会动力激活空间价值的生活面向；地方知识：多元主体共育空间价值的生态面向。通过“物”的本土化书写，探索一直以来隐于民间的“物”如何伴随民族场域的现代化转换吸引着多元主体共创“记忆之场”，进而实现从日常“家园”向“地方”的发明的秩序流转，以此为中国民族地区的家园遗产存续与“诗意栖居”的打造探寻新的路径，助力乡村振兴。关键词：家园遗产；物的社会生命；地方重构；民族村寨；武陵山区DOI:10.11821/dlxb2023040141 引言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与出发点，地理学家Sack认为“家”是这门学问最要紧的概念，心中对家的认知引导着人们如何在自然中筑造和栖居1。作为一个可量化的地理空间单位，“家园”是被人类社会实践所建构的特殊“自然人文”生态系统，以家屋建筑为代表的物质构件及其聚落环境随着时空变迁不仅形塑了地方的外在风貌，也成为居民历史记忆、权利表达、社会互动的重要表征2。近年来，由于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颠覆性变革，作为后发展区域，民族地区大量人群离乡谋生，呈现钟摆式的时空流动，从而在地理和情感上拉开了他们与“家”的距离，由此引发的传统文化消逝、物态空间破损与“熟人社会”瓦解等问题日益凸显3。乡村振兴收稿日期：2022-01-25;修订日期：2023-02-1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180)Foundation: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41901180作者简介：陶慧(1983-),女,湖北恩施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人类学。E-mail:通讯作者：刘家明(1966-),男,河南信阳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E-mail:997-1014页地 理 学 报78卷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传承传统建筑文化，使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融入乡村建设与维护”。因此，在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实践中如何“实施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物证征藏工程”，并将其运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中，成为乡村振兴必须思考的问题。吊脚楼是土家族最具特色的建筑形制，并以强大的生命力一直延续在湘鄂渝黔交汇的武陵山区4。然而这些遗产资源或尘封于文保名录的认证体系中因现代化功能的受限成为“孤岛式”文化景观，或在市场化浪潮中成为新一轮旅游资本下乡的猎物，被改造为千篇一律的样板工程，损毁了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家园遗产系统。当前，学界对于家园遗产的研究聚焦于文化主体性与遗产保护的批判性转型等，大多将家园遗产视作静态的、被动呈现的载体符号，对于物与人的互动以及物的“能动性”关注不够，缺乏以动态的、过程性的视角考察家园遗产5-6。因此，探究民族地区社会空间变迁中家园遗产与地方性的价值演变与交互规律，藉由其现代化嬗变与续存来呈现建筑所承载的“人”与“物”的互动秩序、社会意义与地方性表达，成为乡村振兴重要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类学家Appadurai在其编著的物的社会生命中强调物的主体性，即主张关注不同语境中的物，并以历时性的方式将物置于社会文化史中加以叙述7，自此开启了学者们对物的社会性指向的关注。本文尝试在“物的社会生命”分析框架中建构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典型的干栏式建筑的空间志文本，抑或说为深藏于武陵山土家族栖居的“吊脚楼”的价值嬗变与地方重塑书写传记。从微观层面，作者将主观的感官经验加入到吊脚楼的物质文化考察中，通过“体物入微”的“进入”到吊脚楼空间中的研究，体察人、物与地方之间的相互交织与建构。从宏观角度，本文将吊脚楼置于时空的流动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去理解它从“在场”到“出场”的价值流转与再造，通过“物”的遗产表征去探询背后深层的地方价值与文化再生产。本文通过探索式的案例研究演绎中国民族村寨现代化变迁的整体特征，通过方法论层面上“物”的本体回归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家园遗产对于民族文化事业保育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可以帮助人们透过建筑价值的流转重新思考乡村的发展逻辑，从而明白那些在我们周围惯常生长着、延续着的“物”的印记，都来自于每个相关的、鲜明特色的“地方”。“地方”的身份也由此让每一个相互关联的“我”终将成为“我们”。这对反思和理解由国家与地方、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地方性等所构造的“现代社会”的内涵和实践至关重要。2 理论引证与研究框架2.1 物的社会生命：家园遗产与地方Kant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开启了主客对立的篇章，理论界将物视为没有生命亦延展不出任何活力的沉寂客体，从而聚集于主体忽略了客体的存在8。现象学为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提供了关键理论资源，Husserl的“回到事物本身”试图突破传统哲学对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的割裂9。20世纪30年代，Benjamin关于建筑和时尚的物质文化研究与巴什拉的空间诗学奠定了“物的转向”的重要根基10。20世纪80年代，持续升温的物质文化研究形成了一股学术思潮。Appadurai主编的物的社会生命主张从时间维度追溯物质的变换及其与社会文化相互影响的动态关联关系，强调物不再是单纯的客体，而是同人一样具有生命且其生命历程凝聚了社会和历史的变迁7。随后学者们从流动的物入手，遵循“物的社会生命”的研究方法关注寻常物如何参与建构人的日常生活，强调将物置于不同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中开展身份、自我、物与人关系等议题研究11-13。9984期陶 慧 等：武陵山区民族村寨家园遗产演化与地方重构近年来在日常生活实践的语境下，有学者将民居视为人类日常生活展演的基本物质空间，从而以“物”的视角梳理一个区域或族群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与样态，同时反映特定的“物”对社会逻辑的形塑以及内外互动关系14。这也为家园遗产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即将其视为植根于“地方”土壤的交流、交通和交换的介质，既可映射历史的空间范围，也可被凝视和分享，进而透过涵养这一遗产的建筑空间、物质实践与文化形态等对其价值进行整体性研究。但伴随城镇化发展，家园遗产所依存的历史空间与深深植根的生活土壤发生了改变，“地方性”特质出现日趋淡化的情势，开始出现包含着“地方非地方”的共存体“样态”15。诸如此类的研究，尤其聚焦于少数民族地区凭借独特的聚落形态与文化习俗而被旅游资本侵入的空间，这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旅游反思”，学者们偏向于指摘旅游催化了原生性建筑遗产脱域与同质化趋势，建筑文化呈现出了原真与异化、传统与现代的对抗16。目前学界主张文化遗产的“地方”回归，对此，遗产实践中已经有不同方式的探索，但应当认识到，诸多被纳入国家名录体系中的文化事象的核心与根脉仍在地方性的话语表述当中17。此外，当传统家屋开放给了参观者，家的私密空间被迫向外界展示时，家屋与景观的边界不单是自身物质性变迁问题，而是如 Strauss 对“家屋社会”（House Society）理论的解释，强化了家屋建筑在地方性研究中的独特地位，并打开了思考物质空间与社会文化关系的新入口，即建筑物作为组织地方关系的路径，在家园与地方的演化之中去考虑“人”与“物”的秩序18。2.2 物的转向：空间消费、展示与再生产20世纪60年代开始，地理学出现“文化转向”的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出现“空间转向”19。通常作为“客体”存在的建筑空间成为研究的“主体”，通过解析物的社会意义形塑过程，进而转向对社群文化结构的新认知。从此，空间的社会性指向变为多个学科的关注焦点，在相关的讨论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思维：一种是将空间作为地方结构与文化意象的物质载体，这是更为惯常的研究范式20；另一种是关注建筑物的空间能动性，即建筑空间不仅为物的生长、变迁与特性的承受者，亦是社会生产与人地关系的发生器21。随后，Appadurai提出的“方法论上的拜物教”（Methodological Fetishism）赋予了物的主体性指向，也使得以民族志文本的历史叙事方式为物质空间书写“传记”成为可能22。近年来，基于地区发展的需要，由建筑聚落及其环境组成的家园遗产被视为旅游经济重要的资源，以一种“异质景观”进入了商品化、资本化的形塑轨道完成其展示性的功能，遗产沉积的整体性价值经过各种揉碎、变形或改造，以碎片化的形式进入不同的展示片段和体验场景23。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家园遗产依存的空间形制和文化生态正在被迅速改写，遗产的地方性主体也成为了景观社会中被消费的对象24。随着特定文化空间的瓦解、特定文化主体的分散和流失，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更多地成为资本与权力的“独自狂欢”，这也造成遗产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的断裂。因此，家园遗产的再生面临着突显其地方性价值的时代课题。在面向“地方”与“非地方”的变迁过程中，对于家园遗产的研究，一部分学者从建筑学、艺术设计的角度分析装饰、景观生产以及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旧物进行修缮以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需求25；另一部分学者则在保护与变迁问题上展开现代性批判探讨，这一情形在当下中国传统村落或文化遗产保护的话语体系下尤为突出26。表面上看，人们争论的是传统民居外在的形制、素材，以及与地域整体空间的和谐关系，而实质上则是关于建筑物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在日常生活实践的语境下呈现出静态空间保护与动态的地方再生产之间的博弈。让遗产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让传统文化999地 理 学 报78卷重回生活，这对于中国乡土文化的传承、武陵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挖掘、保护与开发极具现实意义。因此，对地方性的研究离不开物在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易、分配消费与享有传承等过程的讨论，更与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从而意涵了空间的生产、生活与生态价值的多维主体性面向。2.3“时间空间地方”三元辩证研究框架Lefebvre开启的空间生产、三元辩证等理念将人文社科焦点转向空间，随后学者们又提出空间不仅是作为“物质空间”存在，更是作为地方实践的结果27。在Harvey、Soja等社会学家的推动下，空间与地方成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和主流议题。以Park为首的社会学家在对城市空间的研究中提出空间是动态平衡的生态有机体，并强调非人主体的竞争性互动在形塑社区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为解释一定范围内地方变迁发展与动态平衡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28。Mckenzie进一步发展了Park 的理论范式，将地方的变迁细化为聚集（Concentration）、离 散（Dispersion）、侵 入（Invasion）、适应（Accommodation）等生态过程29。其中，聚集是社区人口集中的过程，离散意味着人口向更为广阔的空间扩散，侵入是指土地